第一节 效率、比较优势与交换
关于“交换”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交换是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不能产生财富，相反，农业和制造业因能创造出新事物而被认为是真正的生产性行业。这似乎能推论出，商人从贸易中得到的利润，就相当于他们在对全社会课某种税。农民和工匠付出辛劳，得到真实产品，并从中获得收入是名正言顺的，但商人什么都不做就坐收果实从中得到报酬，这样是无效率的。表现在经济行为上就是，对“中间人”的不信任，认为“中间人”就是合法的强盗。这些“中间人”包括零售商、高速路上的收费终端、职业介绍所、房屋信息中介、股票经纪人等。如零售商被默许在商品的批发价上加价出售，在零售商这里来买东西的人不是极其愚蠢就是不幸之至。能绕过这些“中间人”吗?很多人这样想。人们都有这样的自由，但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选择使用“中间人”的服务，因为绕过“中间人”省下的成本往往低于绕过“中间人”所需付出的成本。
这种认为交换不能产生真正收获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农业和制造业因能创造出新事物而能产生真正的收获，同样，交换也能产生真正的收获。这是因为交换有助于满足人们更多的需求。交换是市场过程的起源。这一节将探讨人们自愿进行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核心原因。我们将论证贸易能增加各方的财富，也能带来效率。
一、价值与财富
合作性质的交换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双方同意互换产品或服务的产权。我们用1元在食堂买了包子，才有机会享用这些包子，食堂老板才能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支配我们付给他的钱。原来是他的包子，现在是我们的;原来是我们的1元钱，现在是他的。这样的交换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我们为什么要交换呢?因为我们肚子饿了想吃包子，认为包子对我们来说更有用，同时，食堂老板认为包子和钱相比，钱对他来说更有用，我们愿意交换。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想吃包子或者认为包子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那么我们会去购买它吗?不会。如果食堂老板不愿意把包子卖出来，我们能买到包子吗?不能。所以，如果交换要成功，则交换的双方均同时认为对方的东西是自己更想拥有的，通俗地说就是对方的东西更好。交换成功了，我们再来看，交换前自己的东西有一定的价值，交换后这个价值没变但效用增加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否意味着财富也增加了，对方也是如此，即交换的双方的东西没有变，但交换后对双方来说效用都增加了。
现在是不是被绕糊涂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使用价值”和“效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指物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自然属性，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丹尼尔·伯努利在解释圣彼得堡悖论时提出的“效用”这个概念，是指消费者通过消费该商品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心理感受。
交换前自己的东西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交换后也没有改变，因为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自然属性没有改变，但自己的东西在交换后到了更需要它的地方，则效用增加。此时如果该商品的市场价格未发生变化则会导致消费者剩余增加，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这些增加的社会福利就是增加的真正收获。
一般来说，贸易就是在市场中交换我们认为更好的东西。如果我们要证明贸易创造财富，首先需要看看财富这个词的真实意义。
什么是财富?财富都有哪些?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认为经济系统创造“物质财富”，如食物、药品、房屋、汽车、衣物、理发服务、文学作品、机械等等。只有当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有用或者我们需要，它们才能称为财富。财富就是对人们有用处的有效用的任何东西，而不是人们不需要的没有效用的东西。
通俗地说，效用是选择者眼中的价值。我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对谁来说值不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额外的水对一个想要浇地的农民来说是额外的财富，而对一个正遭受水灾的农民来说就不是财富。一副近视眼镜对近视患者来说是财富，对一个远视眼患者来说大概只是一个负担。裘皮大衣对冬天的人们来说是财富，对夏天的人来说就不是。
财富的增长和物质产品的体积、重量或数量增加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在于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而在于生产更多的财富。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抛弃“财富=物质产品”这一见解，它会妨碍我们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的核心——专业化和交换。
贸易创造财富。自愿的交换是等值交换吗?不是。交易双方互相合作，都得到了获得更大效用的机会。对于双方来说，获益的机会就是一种激励。在信息公开且自愿的交换当中，双方都期待通过放弃某种效用较小的东西来获取某种效用较大的东西。我们观察到，人们都是以一种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为代价，自愿换取另一种他认为价值更大的东西。这正是贸易生产性的根源。交换双方的物质总和没有发生变化，财富比以前多了，贸易创造出新增的财富。
有人会想，那只是对消费品而言，交换生产资料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吗?可以。交换的双方经过思考认为交换后可以使现有资源流向更有用的地方，资源重新进行配置，也可以生产出更多更能实现价值的产品，从而增加财富。举个例子，一个生产铅笔的工厂现有可以生产2B铅笔的原材料2吨，能够生产出2B铅笔20 000支;但上一季度的报告表明，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这个牌子的2B铅笔，需要减产到15 000支才能维持现有的价格，如果不减产则价格将会下降到预期的50%。相反隔壁另一个厂生产考试专用的2B笔芯却非常好卖，预计需求会上升。如果两种商品的原材料能够完全替代，且两个厂都只能够生产自己的产品(因为更换生产线的成本过高)，那么生产铅笔这个厂的决策者就会将自己的原材料出售给生产笔芯的这个厂，以降低减产可能会带来的损失，同样生产笔芯的这个厂也会购买原材料以提高可能从市场上获得的额外收益。从整个社会来看，减少了低效用的铅笔，增加了更有用的笔芯，原材料得到了更有价值的组合，财富得到了增加。
自由贸易是一个机会，能同时为交易双方创造更多的财富。每个人在交换中合作，就能找到一个增加自己财富的方式。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双方的产出都比投入大。交换扩大了真正的财富。
二、效率与比较优势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所以我们选择……”那么什么是价值观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选择更有效率的行为。交换是否发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更有效率。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效率?A车每公里耗油6升，B车每公里耗油3升，哪辆车效率高?初看起来，好像耗油少的必然效率高。但消费者会问另一个问题:“值不值?”两辆车的价格肯定不一样。A车假设6万元，B车假设是25万元。多数消费者们也许会感到B车虽然省油，但不值这个价，因为买这种车的额外成本(19万元)超过了节约燃料带来的额外收益。如果决策者判定预期的额外收益超过了预期的额外成本，就称这个决策或行动计划是有经济效率的。
简单地说，“值不值”这种问题问的就是经济效率。我们对此的回答可能因人而异。春节前半个月，有人订机票回家，有人订火车硬座回家，有人选择高铁回家，有人选择坐汽车回家。每个人都对额外的成本和额外的收益进行比较，然后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交通工具。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有经济效率”的回家方式。我们无法去评价哪种回家方式最好，说到底是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致。
当产权明晰、稳定时，稀缺资源的价格会反映出其相对的稀缺程度。后面的内容会讲到决策者怎样用价格信息来追求效率。
可以肯定地说，个体之所以愿意进行交换，是因为他们认为值得。他们认为交换是增加财富的高效率的方式。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把这个问题想得深一些。
小刘住在南区，他生产两种产品:草墩和木凳。每天他能生产10个草墩或5个木凳，或这二者的任意线性组合。图2－1(a)表示的是小刘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小刘在一定的资源和能力条件下所能生产的草墩和木凳的最大组合。
图2－1 小刘和小张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小张住在北区，她也生产草墩和木凳。按照她的资源和技术，每天只能生产3个木凳或4个草墩，或这二者的任意线性组合。图2－1(b)表示的是小张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假定两人的草墩和木凳质量一样。
如果各自生产自己的产品，那么两人都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生产，不能超过。如果小刘专门生产草墩10个，小张专门生产木凳4个，然后小刘以3个草墩向小张交换3个木凳，此时小刘的产品组合点为A(7，3)，小张为B(3，1)，双方都可以享有超过原先各自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产品组合。
现在我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阐述两人生产草墩和木凳的效率。如果小刘决定只生产草墩，那么就不能生产5个木凳，代价就是5个木凳，即1个草墩的机会成本是5/10个木凳，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小刘和小张分别生产木凳和草墩的机会成本，如下表:
小刘和小张分别生产草墩和木凳的机会成本
这样我们可以一眼看出生产草墩成本最低的是小刘，生产木凳成本最低的是小张。我们可以这样说，小刘在生产草墩上有“比较优势”，小张在生产木凳上有“比较优势”。如果他们进行交换的比例为1∶1，则双方享有的草墩和木凳组合都超出了原先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两者的财富都增加了。
如果我们把假设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南区和北区，那么财富就不仅是在小刘和小张之间增加，而是在南区和北区都增加，如果扩大到国家和国家之间那么就会导致两个国家的财富都增加，这就是我们要进行贸易的重要经济原因。
三、交换与交易成本
小刘和小张之间的交换有没有成本呢?很显然是有成本的，他们需要发现双方各自具有的比较优势，然后才有专业化，才会有交换的发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的发生实际上非常复杂，同样也阻碍重重。我们称这些阻碍为交换成本，这些成本里边最大的一种就是交换的双方要刚好都认为对方的优势是自己需要通过交换得到的。交换媒介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使交换的范围大大增加，更多人能够更加容易的参与到交换中来。当有交换媒介参与到交换中来时，我们可以改称交换为交易，此时为了完成交易增加的成本统称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在相关各方之间安排(贸易的)合同的成本，包括了解信息造成的成本、展示产品的成本以及跨越地理上的阻碍造成的成本等等。
中间人的出现能够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因为他们创造了信息。价格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工具，是决定交易双方是否进行交易的决定性因素。市场参与者可以从可用资源的价格中获取高质量、低成本的信息。中间人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为市场参与者们创造这些有用的信息。每一个价格都是一条具有潜在价值的信息，人们可以用它来判断有没有适合的机会。这样的价格越多，越清晰，越准确，可供人们选择的机会就越多，财富增长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一位家庭主妇需要20个鸡蛋，如果没有批发商、零售商，那么她可以自己养鸡生蛋，一只鸡苗4元，4个月的饲养费24元，共花费32元，除此之外她要为自己照顾鸡花费时间和体力。如果她到菜市场的零售商(鸡蛋贩子)手里购买，每个0.5元，共花费10元，所以不必自己养鸡。她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用一小部分收入换取鸡蛋贩子的服务。鸡蛋贩子安排了背后的一切交易，卸掉了主妇的负担，那些养鸡的农民也不必再担心卖10个鸡蛋要花费2元钱坐公交车进城了。
【扩展阅读2－1】
经济增长:专业化、交换和法制
无论你相信与否，纵观人类历史，除了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以外，贫穷几乎一直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不是例外。所以，经济学的一大问题就是什么东西使一些人富了起来，而不是问什么东西让人们一直很穷。为什么在差不多300年前，位于亚欧大陆西北角的几个国家突然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增长的进程?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为什么在欧洲先发生?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欧洲以外只在那些建立在欧洲遗产上的国家发生?
寻求经济增长的解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亚当·斯密考察了18世纪末的情况，并在《国富论》第一章中总结道: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换句话说，财富来自分工引起的产量大幅增加。经济增长是商业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从事专业化活动，并靠交换生活。
19世纪研究经济增长的最杰出学者用的是另一套术语，但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卡尔·马克思(KarlMarx)把18世纪发生在某些国家的巨大产出增长归因于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马克思用“商品”一词指称那些资本家为了营利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的产品。当然，分工全面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之后，事情的确是这样。斯密所谓的商业社会在马克思那儿叫做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你认为马克思对这样的社会不会说什么好话，那么请看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写的《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马克思认为，他看到了一个以资本私有和为营利而生产为特征的社会的深刻缺陷，这个缺陷最终将摧毁这个社会。但是他并不怀疑这个社会生产财富的能力。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社会的物质成就已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观察到的成就相形见绌了。
鼓励专业化和交换的规则的演进
但是，不能说这些国家只是通过专业化就富起来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专业化真的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你肯定会问，让每个国家都采用劳动分工的办法，这样不就都能富起来了吗?答案是，那些“国家”实际上不能“采用”像商业社会这么复杂的体制。个体也做不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章中简洁地阐明了他的观点: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
分工的发展是缓慢的、渐进的，没有人设计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甚至没有人想过要设计它。独立的个体希望从专业化中获得好处，所以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进行专业化的活动。他们的决策使他人的决策变得更容易。同时，人们逐步完善社会制度，使交换变得更加容易，交易成本逐步降低，人们也从中获得了更多利益。
货币就是这些制度之一，而且是特别重要的制度，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但是，尽管重要，货币制度其实并不是被谁发明的。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一样，货币体系也是在个体推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业，以及与他人的合作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亚当·斯密的老师之一，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他1767年出版的著作《论市民社会的历史》当中正确地论述道:“国家偶然发现了现存的社会体制，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并不是人类任何计划的推行”;人类社会常常经历“最伟大的变革，其中没有一个变化是人的计划”;甚至政府官员也“总是不知道他们会用他们的计划把国家引向何方”。
这不是说有远见不重要，更不是说政府无法为经济体系的成功发展作出什么贡献。亚当·斯密肯定不相信这些。他坚持认为，只有“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才有广泛专业化的发展，产量的增加，以及“全面富裕”。政府必须维系一定的条件，让商业社会得以发展。斯密在1755年的一份手稿中指出(这份手稿成为后来《国富论》的基础):“从最卑下的野蛮行为演变到最高级的富裕状态，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只要和平、税负较轻、政府有相当的公义即可;其余的事都由事物的自然过程产生。”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第一章介绍的重要概念——游戏规则，以及它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特征——明确界定并得到充分保护的产权。如果没有对产权的合理保障，人们就不会为将来投资，也不会制订什么有用的计划或是创立某种昂贵的事业。这意味着，在实践当中，政府至少必须保护社会成员免遭他人盗窃和抢劫，维持一个相对公允和可预测的司法系统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并保证政府不会掠夺公民财产或独断专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以“法制”为特征的社会里生活了一辈子，却常常不知道政府很少能达到这些标准的要求。
合理保障的产权及其重要推论——产权交换的自由是商业社会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有效地合作，创造并利用各种资源以满足彼此的需要，经济才会增长。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贫困就不可避免，也许有极少数人可以通过榨取大多数人的劳动享受丰裕的生活。
其他因素也有影响。当一个民族努力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时，气候是一个重要因素，可能起促进作用，也可能起阻碍作用。自然资源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即使不像有些人想象的有那么大的影响。战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会使卷入战争的国家的财富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会使一部分人屈服于另一部分人的独裁和剥削。如果我们在看过历史之后问现在应该做些什么，那么有一件事至少是明确的，就是政府必须建立法制社会，使其治下的人们有望得到他们的投资和努力的收益(当然也要付出代价)。没有法制，商业社会无法发展。
——摘自［美］保罗·海恩，彼得·勃特克，大卫·普雷契特科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