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如花绽放的青春
——“东吴系”女作家
当今天来谈论“东吴系”女作家时，会陷入一个预设的两重背离之中:一方面我们认定这些女作家的创作各有特色，甚至相互之间有着重大的艺术和思想差距，但另一方面依旧将她们归属在一起来谈论，试图将她们纳入到某一个我们所预留的研究视角之中。这种简单的归类必然会出现某些研究中的不足。
所谓的“东吴系”女作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而言，这些年轻的女作家都就学于东吴大学和东吴大学附中，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境颇优，有“小姐作家”的称呼。这批女作家时年大致二十出头，正是青春年少多梦时，人生经历较少，多有浪漫的人生理想，作品中多表现女性对生活、事业、婚姻的想象和顾虑，因此评论家兼作家谭正璧还曾戏称她们是“上帝的女儿”，“象牙塔中的一群”。不过，尽管有着“小姐作家”和“上帝的女儿”的说法，但她们并非一味隔离于世，高高在上。当时有人曾赞赏她们说:“她们都是上海的摩登小姐，我不敢拿‘俭朴刻苦’来恭维他们，然而我敢大胆地说他们都是勇敢正直的有为青年。”[25]她们中的代表有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俞昭明、杨琇珍、练元秀等。其中，尤以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等人的创作较为出色。对她们艺术风格的认识，谭正璧在为其选编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所作的长篇序言中，不惜赞美之词，认为她们的内在思想与托尔斯泰有着相似之处，即将宗教的思想融入文学作品中，“借文艺来宣扬作者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精神”。[26]然而就算是谭正璧这些对她们抱有高度评价的论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女作家毕竟还处于成长阶段，无论是她们的人生体验还是艺术技巧，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托尔斯泰笔下对人生的深切体味和对人世的深厚爱意，都是她们无法比拟的。托尔斯泰的作品，“有着浓厚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因为他有着他所处时代社会的一切人生的体验”，而东吴系女作家的作品，“隔离着时代社会的少女们的理想的憧憬”，“在她们笔下所写出的，都以‘博爱’、‘牺牲’等等为中心，然而由这个中心思想创造出一个美丽、曲折、动人的，然而完全是超现实的理想的故事”，“为了要使一个故事美好、曲折、动人，有时也抒写一些青春的苦闷，人性的悒郁，但都是浮泛的，不深刻的”[27]——谭正璧可谓一语切中了东吴系女作家的最大问题。东吴系作家中，无论是翘楚者如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还是早早便离开上海文坛的杨琇珍等人，无论她们的风格有多大的差异，也无论她们的艺术水准有多大的高下之分，这个共同的弱点都不同程度地在她们所有人身上体现出来。用一个并非完全贴切的类比，“东吴系”女作家仿佛今日的“青春写作”，尽管她们的风格不同、关注点相异，但总体上并没有超越青春期的写作特点:对未来的想象较多，对生活的体味有限，理想主义比较明显，让生活阅历丰富的读者会觉得她们过于稚嫩;尽管有时以“反市民/反世俗”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依旧脱离不了市民文学中以“雅”合“俗”的模式——虽然这种情况可能并非作者自身所愿意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吴系女作家群的声名大振，也并非是完全的文学因素在起作用。我们说市民文学的浪潮总有市场因素在其间起重要的作用，这种市场的因素并不是单纯表现在对书刊的销售的直接体现上，也在于市场对于制造、营造文学热潮的推波助澜上。东吴系女作家群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的推崇和宣扬。当这群女作家以“小姐作家”的形象出现，并以“校园”、“爱情”、“友情”、“宗教”等题材打印上明显的标志时，文坛上一些具有市场眼光的编辑和出版者，诸如《万岁》、《万象》、《紫罗兰》、《春秋》等杂志，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不遗余力地推崇起她们来。《万岁》、《万象》都有意识地推出“女作家特辑”，将这些女作者隆重地贡献在读者面前;《紫罗兰》、《春秋》更是为她们开辟栏目，提供大量篇幅以供发表作品。东吴系前辈胡山源对她们的极力推崇和宣扬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胡山源将她们视为打通雅俗文学隔阂的有力例证，给予了她们可贵的鼓励和支持，使得这些女作者获益匪浅。
倘若将这些作者做一个大致的区分，分为三类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以施济美等为代表的一支，充满了对未来人生的憧憬，对奉献社会的向往，重视将个人的人生体验融入社会的责任之中;以汤雪华为代表的一支，则以都市女性为写作的主要对象，表现都市中的人生百相;以程育真、杨琇珍等代表的一支，则受宗教意识的影响较大，在作品中强调“博爱”，强调自我牺牲的精神，宣扬用“爱”来对抗黑暗、拯救自身的心灵。
施济美的作品不但数量较多，相对东吴系其他人而言，更具有相对成熟的艺术风格。对她在今天的“失宠”，有论者表示了相当的遗憾，觉得文学史上不该将她“遗忘”，她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作家”，“今天，笔者之所以再一次为这一作家呼吁，实在是由于为作家严肃的生活态度、高雅的人生追求，独特的艺术成就而折服”。[28]在当时文坛经历者与参与者的回忆文章中，施济美给他们普遍留下良好的印象。在胡山源的回忆中，施济美是“东吴派女作家群中成就最大的一个”，更为可贵的是，在沦陷时期她体现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尊严，遵循“愚社”倡导的“民族气节”，“彼此砥砺，不当汉奸”;[29]在沈寂的眼中，施济美“是四十年代驰名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并将其作品誉为“不是使人们随着世俗而沉落，而是经受磨难后的思想感情的升华”。[30]施济美自出生开始就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之中，这或许也是使得她能够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主义之中、且轻易不会改变自己对于生活的热爱的原因之一吧。其祖籍为绍兴，父亲是美国哥伦比亚的留学生，在外交部工作，是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得意膀臂。施济美在上海接受了系统完整的现代教育，从中学直至大学，此后基本上一直在上海生活。由于这样的生活背景和教育经历，从个人的感情来看，施济美始终是排斥乃至厌恶市民哲学和市民趣味的，她甚至将自己身处其间的上海比喻为“一个坏地方，比监狱都更坏的地方”，不过，个人对于市民哲学和市民趣味的姿态与她被纳入新市民小说作家群体并不矛盾。就文学创作者而言，或许他个人从主观来讲对某一种文化类型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他的作品经过了文学市场、读者接受等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就与其主观态度成一致的表现，甚至很有可能出现与其主观态度相反的情况。就施济美而言，她强烈的反市民姿态，反而容易被市民文化以包容性的姿态吸纳进来，以“反市民”的“市民时尚文化形态”出现，形成了市民文化中新兴的类型。而当时的读者对于新型知识女性的好奇与关注，也从客观上导致了包括施济美在内的东吴系女作家群成为市民时尚文化的一道景观。
在施济美的小说世界中，人生似乎总是充斥着精神与“都市漩流”紧张的对抗，都市知识女性在这种对抗中的所体现出来的女性自我意识也得以伸张。在她的笔下，都市知识女性的精神世界以“人生的事业”作为依托点，并以此作为对抗整个世俗社会和无爱婚姻的精神力量，从而将其作为回归女性精神家园的途径所在。这种意图在她的第一篇作品《晚霞的余韵》中，便已显现端倪:当作为风尘女性的主人公毅然放弃优裕而奢靡的生活，勇敢投身到抗日战场时，施济美所赞许的现代女性“人生的事业”这一观点便开始流露。[31]在《风沙》之中，主人公“我”去拜访好友，好友告诉“我”说她要出发了，文章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好友要到哪里去，然而“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是换一个吧，苏联的名歌”，等等言词，还是隐约告诉了我们好友所要追寻的是什么事业——因此说施济美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许有些武断，但文章表露的政治倾向性却是明显的。[32]
在施济美看来，女性的生活空虚和种种不幸，或许是源自情感的缺失，然而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女性无法将她们的生活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为自己创造出合理而充实的人生。《春花秋月何时了》中的蓝婷，与初恋的人分别九年之后相逢却依旧没能获得想象中的情感满足，依旧在爱的真空中弥荡，因为在男性的世界里，无论是她的初恋情人还是丈夫，都有着自己的事业，而女性却没有，尽管她丈夫有着足够的钱供她花用，“她出入上流社会，渐渐地在交际场中成了名，一个美丽豪华而并不浪漫轻浮的名声”，就这样“度过了九个姹紫嫣红却又没有玫瑰的春天”，她却依旧内心彷徨。在小说中，尽管因为道德上的考虑，蓝婷最终没有与心爱的人一起出走，但她还是清楚地明白，自己是“被插在碧玉的瓶中”的花朵，“这一切的财富，这奢华的生活，富丽的花园，热闹的宴会，全觉得空虚”。[33]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尽管施济美的很多小说都是以年轻女性的爱情作为核心故事，但文章归结到最后，总会与她的“人生的事业”联系起来。如《暖室里的蔷薇》，尽管描写的是“我”与“欧阳丹娜”的友情以及“欧阳丹娜”的爱情故事，但施济美的志向并不在此。在小说中，她借“我”惋惜好友之口，不惜反复渲染，点明了自己对现代女性不能超越世俗、拥有自己“人生事业”的惆怅:“上帝既赋予她那样美丽的生命，为什么不再给她一个美丽的灵魂?上帝既赋予她那样聪明的才华，为什么不再给她一个聪明的思想?她正像一朵暖室里的蔷薇，受不了风吹，雨打;只是娇媚地在温馨的花房里供人欣赏”，“那惊才，那绝艳，那夺人的聪明与智慧，都平静地在人生之流里无声无息地流了过去。”[34]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她的《蓝园之恋》。这部中篇小说可谓摇曳多姿，别具一格。这部小说超越了施济美其他任何一部小说，它的艺术成就值得赞赏。在小说中，我们不但能发现有类似张爱玲那种对于大家族阴冷腐败气息的呈现，更有巴金先生《憩园》中知识分子对于内心深处精神失落与渴求的意蕴。小说通过家庭教师康平在“风仪园”的经历，将人性的自我扭曲和非理性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挥之不去的层层叠叠的意象和生动的情景不断涌现，充分体现了施济美把握小说艺术的能力。某些局部的描写和氛围营造，施济美的高超程度甚至堪与张爱玲相比。
“一个声音将他唤住了，那声音从高处而来，康平不由自主的站住，他抬起头:在长长的石级上面，幽暗的楼头，正有一个人，借着月光，康平看见一个女人，披着黑纱似的长衣，幽灵样惨白的脸。”
“现在面对着他的这个苍白如蜡黑色衣裳的女人，像一个雕像:她那曾是美丽的枯槁的容颜，呈露着抑郁、倨傲和病态的痕迹，无光泽的长长的黑发，媚丽的却是无生气的黑眼睛，与那飞扬的修眉颇不相称……”[35]
在施济美小说中，对于这种人性的扭曲——或源自情感的失落，或源自社会的压抑——在《蓝天使》、《马利玛》、《群莺乱飞》等作品中，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无论是阮引芬、马莉玛，还是傅安尼、李楠，无不在物质的引诱或生活的虚空中迷失自我。值得赞许的是，施济美并不简单地将这种迷失归结于个人的道德或价值观上，而更重于分析究竟是什么内在的力量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在其散文《绿水青山》中，施济美对于女性的这种精神迷失和由于生活道路不同而带来的人生起伏，用缓缓回忆的语气展现出来。学生时代的同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一向坚强的刘月玉在伤兵医院服务时，受敌军大轰炸而失去左手左眼，她觉得自己再不能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没有贡献就是死亡”，因而自杀;李培贞有肺病，医生让她安心养病，她却称“反正早晚一个死”，“考了三个大学，全都考上了”，却未能等到开学而病逝;“做过不名誉的事情”、让训育主任恨得牙痒的费佳佳，为了家中六个人的生活而当歌手，整日为吃饭而“堕落”，不幸在打胎时死去;费爱玛，天生丽质，出生富贵，升学、出国，嫁给了一个美国律师，在大洋彼岸生活;还有姚淑芬、程端君、王若琦等，无不各有各的人生道路。[36]在施济美看来，这种青春年少的失落，尽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女性在其间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精神上的迷茫，却依旧让人惋惜。这种情调，在《第一个黄昏》、《小三的惆怅》、《珍珠的生日》等作品中皆有体现。[37]有人认为“施济美的小说人物天真娇媚，属最佳的家庭读物”，[38]这却未免有些低估了施济美的小说。
与施济美不同的是，在汤雪华看来，都市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市侩、势利、沦落的因素，而女性所展现出来的都市中的人生百相，足以构成一个巨大的“小世界”。谭正璧认为，在反映上海社会现实方面，汤雪华是最为成功的一个，“而且实际上恐怕也仅有她一个”，她的小说文笔直接，不讲修饰，“自然平稳;故事不求夸张，而逼真切实，在平淡中见深刻，在朴素中寓美丽，没有刺激的力而自会予人以深刻的印象”。[39]汤雪华之所以形成这种“自然平稳”的风格，可以说是与她擅长于将视野从单纯的校园和女性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中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汤雪华的笔下，个人(尤其是女性)总是被社会的现实所包围，或者冲破现实的困境，或者被现实的困境所压倒;在她的作品中，取材广泛，笔触深入社会体制层面，显示出她自身具备的深厚的生活体验，并将这种生活体验融入小说艺术中的兴趣和技巧。有论者从汤雪华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中来分析她的创作思想，认为“在汤雪华的小说里，少有对个人命运的诉苦哀愁，却处处倾诉了对社会苦难的同情与悲哀”，“汤雪华有更多更深的社会生活体验，也有更进步更积极的文学创作思想”。[40]从关注社会现实、并将自身的情感倾注于这种关注之中这一个角度来说，汤雪华确实要超出施济美等人。不过，当汤雪华将关注的视野跃出单纯的校园和小家庭的局限时，她也面临着另一种挑战:对于这个社会各个层面的表现(尤其是她力图展现社会黑暗的一面)，她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从她的创作中，我们看出，她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自己的题材表现好，不过，在将社会表现与人的内心世界结合上，以及在对社会黑暗面本质原因的了解和把握上，汤雪华还缺乏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小说《紫色的花瓶》中，陆俊德从一个充满追求和希望、拥有快乐和艺术才华的青年，在现实的压迫下，变得跟他的爸爸“一式一样的不中用”。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妻子，还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他的艺术希望和精神支柱。在这篇小说中，汤雪华小说的长处和缺点都暴露无遗:一方面，她展现了相对广阔的社会层面，并将社会的普遍性悲剧浓缩到一个有艺术追求的身上;但另一方面，当她表现这一主题时，却未能将其刻画得更为深入透彻，未能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汤雪华在小说中展现出来的艺术手法和技巧，也略显简单枯燥。从好的方面来讲，汤雪华比较客观地展现了社会黑暗现实对生活、对爱情、对精神理想的摧毁，也表露了作者自己的立场倾向。作者借主人公的口吻揭示了生活的冷酷:“那还不是和什么‘艺术’，什么‘爱情’一样空虚!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我是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傻的了。”[41]并在作品结尾干脆直接表明:“我眼前再也构想不出什么悠远的美景了!却仿佛天天看见一枝枝残酷的现实的利箭，在击毁着无数青年人的灿烂的理想，瑰丽的绮梦……”[42]
汤雪华对于生活不公的表现，在其作品《饥》中似乎达到了一个顶峰。尽管对“饿死人”这一社会悲剧已经有太多作家做出关注，但汤雪华依旧从自己的角度发出了呼喊。在她笔下，“小叫化”的死不过只是满足了无聊人群的窥视欲望而已。“小叫化”的死，没有人同情，甚至也没有任何的惊讶，至多让住在楼房里的观众有点好奇而已:“喔!没有什么，昨天夜里有一个小叫化子，饿死在隔壁的弄堂里，现在警察正在收拾他的尸体。你要不要也下来看看?瘦得真可怜呢!”[43]而在《生与死》中，因为无法抚养自己的后代，父母只得将亲生孩子溺死，并质问:“现在的世界上还有仁人君子吗?”[44]
对于冷酷现实社会下女性的“爱情”与“事业”，汤雪华更是显示出了冷静的态度。在她看来，女性要得到“爱情”与“事业”的成功，必须在社会取得一定的公平和合理性之后，也必须在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之后，“你想在女子最深固的劣性——嫉妒——未消灭以前在恋爱中求得安慰吗?你想在社会骚动未安定以前在事业上求得安慰吗?嘿!你真是自寻烦恼了!”[45]
在汤雪华小说中，《南丁格尔的像前》或许是最能打动人的一篇。一个立志要像“南丁格尔”一样献身于光荣的护士事业的女子，因为爱情和爱国的原因，救助了一个犹太医生，自己却在日军的严刑拷打之后因病去世。小说尽管依旧采用的是青春般浪漫和纯洁的爱情故事作为引子，然而汤雪华在此表现出了更大的企图:她把政治意识形态中的“爱国”、世俗观念中“善”和宗教中的“爱”与“救赎”融在了一篇小说中，力图寻求这几者之间沟通的可能性。主人公以爱作为世俗中的女性，无论是对待爱人还是对待陌生的病人，总报以“善”的关怀:
“她是一个温柔忍耐的女孩子。她并不像她的同伴一样，觉得那些污瘦的病人肮脏可厌。她乐意于自己的工作，即使替病人捧一只污臭不堪的便盆，也总是在心底喜悦地说着:‘我愿意!’即使从清晨到晚上，一刻不停地奔跑忙碌，疲乏得腰痛背酸，也总是微笑地说着:‘我愿意!’”[46]
在主人公这里，这种世俗的“善”可以直接与慈善事业中的“奉献”相联系，成为人的生存意义所在。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是救护病人”，因此以爱愿意放弃“进大学和出洋的雄心”，来到一所规模不大的基督医院。而当她把护士精神的象征“南丁格尔”与基督的“爱”相结合时，一种更为伟大和宽博的胸襟出现了:她不仅出于爱国而帮助犹太医生逃离日本人的追捕，更出于对自己的信仰忍受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临终前还依旧平静地看着南丁格尔的像，“她望着它，她微笑了。‘不要怕!这个仁慈的女人会祝福我!’她这样告诉她的母亲和表姐”。[47]在小说中，直到最后主人公也没有得到爱情——她所喜欢的人回到中国时并没有回馈她爱情，她喜欢的人带回了一个奥国小姐，“她是他的未婚妻”;喜欢她的中国医生出于妒忌，竟然去告发了她，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然而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更大的“爱”，那就是具有献身人道事业和献身基督的南丁格尔精神。小说在最后借南丁格尔的像暗示了这种精神的不朽与伟大:“白烛的光辉幽幽地亮着，仁慈的南丁格尔在高高的墙上俯视下来……”[48]
而在《蔷薇的悲剧》中，汤雪华显示出了另一种几乎全然不同的风格。在这里，她总是带着淡淡的讽刺意味，对两种不同阶层之间出现的“爱情误读”以及其间隐含的小资产阶层的实利思想用轻快反讽的笔触展现出来。为了满足自己的爱情游戏，为自己沉闷的生活带来无害的刺激和新奇，史小姐周旋于医生和花匠儿子之间。对于前者，她将他作为自己结婚的对象;而后者，她则作为爱情游戏的调味品。更为恶劣的是，直到结婚，她为了保持爱情游戏的有趣，不惜一次次地作弄花匠的儿子，欺骗他说，“小发!相信我!我仍是爱你的!”并从花匠儿子的泪光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觉得“自己真的作了‘夏绿蒂’，小发做了可怜的‘维特’了!”[49]小说中的讽刺意味在作者的情节描写和语言中流露出来。对于油滑浮夸的医生，在汤雪华的笔下显然是挖苦的对象。当他向史小姐表白自己的爱意时，为了显示自己博学和专业，居然选择了如此的表达:“史小姐!你真美丽!昨晚见你穿着白缎衣服，我便想起一瓶刚出冰箱的牛奶。今天你穿着这紫色的衣裳，又使我想起一瓶冲淡的过锰酸钾。”“你这件衣服裁剪得真好!……虽然领圈小了一点，但可以防止甲状腺的肿胀。你这耸起的肩膀，里面垫着棉花，可以保护骨骼组织，不致有关节发炎的危险。你这打着皱襞的前襟，可以使肺脏自由伸缩，不会……”[50]其他如《犹豫》，对于市民阶层的择偶标准给予了闹剧般的描绘，将市民阶层所谓的“爱情观”揭露出来，“既要诚恳，又要活泼;既要才貌好，又要金钱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因此犹犹豫豫起来，满心的不甘和为难。《死灰》中的大龄女性，在偶然的机会下内心掀起了“爱情”的波澜，她的“事业”、“独身”的梦想与生理的骚动发生了极大的冲突，然而到最后一切都落为一场空。《郭老太爷的烦闷》刻画男性的性心理和情感的骚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烦恼，其间的讽刺意味无不如此。
在汤雪华的小说中，她有时也采用了极其通俗的小说手法，诸如类侦探小说的技巧，借以加强小说的可读性。小说《神秘的发网》，作者营造了神秘的氛围，实质却在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自我的救赎和忏悔。当曾经浪荡不堪的留学生在三十多年后得知被自己玩弄的女性的遭遇后，良心的谴责和忏悔心理使得他放弃了名誉、地位和幸福等，独自隐居到一个小城，忏悔自己的过错:“我瞒过了严明法律，瞒过了世人的耳目。然而孩子……我不能瞒过自己的良心!……”[51]
相对其他几位东吴系女作家而言，程育真的小说透着浓厚的宗教意识。20世纪后半叶有人在访问远居美国的程育真之后，依旧觉得这种宗教意识在她身上挥抹不去，“程女士作品涵育了浓厚的宗教爱，我在纽约和她见面时，也隐约体会到她的虔诚信仰的气息”。[52]不过，这种宗教意识并非遥远而不可及的，它常常体现在程育真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同情之中。在程育真的小说中，宣扬皈依宗教后的幸福、宗教给予世界的光明和快乐，是一直延续的主题。就算是在《隐情》这样单纯的爱情故事中，作者依旧不忘将宗教的意味传达进来。当“我”得知自己无意中伤害到了赵医生的感情时，忍不住要责怪自己“我的罪太深了”，“神会祝福他”。[53]在《流泉曲》中，尽管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间的“出世”和“宗教”的情怀却超出了爱情故事本身。[54]另一部小说《白衣天使》与大作家加缪的《鼠疫》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鼠疫隔离区救护病人，自己却不幸染上瘟疫而去世，作品从始至终都表现出来浓厚的“奉献”、“牺牲”和“爱的救赎”主题，宣扬了“这世界就是由相互间的爱心与牺牲同情帮助建造起来的”。[55]连她小说的题目，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识，如《圣母曲》、《生之礼赞》、《伟大的爱》等。
对于她的创作，今天有研究者认为:
她虽然成长在异族统治之下，却是生活在富裕安静家庭里的‘夜明珠’，和美的家庭、欢乐的学校生活、宗教的博爱信仰使她以纯真无邪的目光看待人生，以清新柔婉的笔调来抒写心曲，从而形成了其为沦陷区文学创作少见的格调与风格。[56]
这种评价应当是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不过，如果要说程育真的小说有着什么缺点，依我看来，程育真的小说依旧是青春的气息过于浓厚、少女单纯的情感过于直露，从而制约着她更深入地来探讨宗教与人生现实的问题。例如我们从《笼羽》等小说中可以发现，作者的故事视野始终围绕在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上，且多有主观想象，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在《笼羽》中尽管作者使用了种种强烈的对比手法，故事中绮文与郁青的爱情虽然值得一读，却并不感人，也不能震撼人心。[57]《祝福》中，描写了学生为病者祝福的故事，带有浓郁的校园纯真情感，其思想深度和描写广度也都相对狭窄。[58]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未能将她深厚的宗教情感与深入探究人的内心世界合理地结合起来，从而揭示宗教与人性的关系。
另一个类似的作家是杨琇珍。在她的小说《庐山之雾》、《蓝色的多瑙河》等中，也隐约表达了博爱的意图。不过在杨琇珍这里，宗教意识更多地体现在对他者的关怀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体现为为了所爱的人而舍弃自己的欲望。例如《庐山之雾》，为了“玮先生”的婚姻幸福，“我”自愿离开了他。值得关注的是，在小说中作者还借“我”之口，与“玮先生”交流了关于“出世”与“入世”、“爱自己”与“爱别人”的问题。对于作者来说，热爱这世间的生活，并热爱人们，是重要的，世外桃源虽然值得留恋，但“那是将来的事”，“我不是一个超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能生活在人间”，“就是因为‘浮生若梦’，所以，我们更应该珍贵我们短促的生命，更应该奋斗呀!”[59]。
东吴系女作家群中，还有俞昭明、邢禾丽、汪丽玲、施济英、练元秀、周玲等，也各具特色。东吴系女作家群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本书仅从新市民小说这一角度来进行大致的描绘，不能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只在此作抛砖引玉之用，有待同行来进行更为深入而广阔的研究。
【注释】
[1]［美］约翰·费克斯著、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社，2001年版，第128页。
[2]［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3]［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4]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
[5]谭惟翰:《〈海市吟〉出版后记》，《天地》1945年1月，第15、16期。
[6]谭惟翰:《我们该写什么》，《杂志》第13卷第5期。
[7]谭惟翰:《我们该写什么》，《杂志》第13卷第5期。
[8]谭惟翰:《海市吟》，上海科学公司，1944年版，序。
[9]谭惟翰:《我的镜子》，《天地》1944年11月，第14期。
[10]谭惟翰:《我的镜子》，《天地》1944年11月，第14期。
[11]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12]谭惟翰:《琲琲》，《海市吟》，上海科学公司，1944年版，第259页。
[13]许道明先生将这篇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评介为“罗兰和曼莉彼此贪婪的‘性交流’，散发出来的全是浓重的寄生性”，“作者辛辣地嘲讽着她们，同时也始终注意揭示包围她们、浸淫她们的以男人为中心的都市，她们被男人消遣的命运”。参见《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14]谭惟翰:《顽童》，《海市吟》，上海科学公司，1944年版，第36～37页。
[15]谭惟翰:《一个女人的谈话》，《杂志》第15卷第1期，4月号。
[16]谭惟翰:《悲喜交响曲》，《杂志》第10卷第1期，复刊第3号。
[17]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18]《杂志》第13卷第6期，9月号，编后记。
[19]谭惟翰:《秋之歌》，《海市吟》，上海科学公司，1944年版，第1页。
[20]谭惟翰:《大厦》，《海市吟》，上海科学公司，1944年版，第65、67页。
[21]谭惟翰:《雨巷》，《海市吟》，上海科学公司，1944年版，第122页。
[22]谭惟翰:《海市吟》，上海科学公司，1944年版，序。
[23]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24]“《传奇》集评茶会记”，“三种特色”，《新中国报社》，1944年版。
[25]梅岚影:《小姐作家》，《春秋》1944年第1卷第8期。
[26]谭正璧选编:《当代女作家小说选》，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叙言”。
[27]以上引文皆出自:谭正璧选编《当代女作家小说选》，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叙言”。
[28]左怀建:《不该被遗忘的作家——施济美及其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版。
[29]胡山源:《文坛管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9页。
[30]沈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
[31]施济美:《晚霞的余韵》，《小说月报》1941年9月第12期。
[32]施济美:《风沙》，《万象》1943年11月，第3年第5期。
[33]施济美:《春花秋月何时了》，《春秋》1946年4月。
[34]施济美:《暖室里的蔷薇》，《万象》1941年4月。
[35]施济美:《蓝园之恋》，《春秋》1944年3月，第1卷第7期。
[36]施济美:《绿水青山》，《幸福》1947年11月。
[37]以上作品分别发表于《万象》第2年第9期、第2年第3期、第3年第10期。
[38]慕容羽军:《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1996年1月1日，第133期。
[39]谭正璧选编:《当代女作家小说选》，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叙言”。
[40]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235、235页。
[41]汤雪华:《紫色的花瓶》，《春秋》第1卷第9期，1944年5月。
[42]汤雪华:《紫色的花瓶》，《春秋》第1卷第9期，1944年5月。
[43]汤雪华:《饥》，《万象》第2年第5期，11月号。
[44]汤雪华:《生与死》，《万象》第2年第7期，1月号。
[45]汤雪华:《安慰》，《万象》第2年第12期，6月号。
[46]汤雪华:《南丁格尔的像前》，《春秋》1947年4月。
[47]汤雪华:《南丁格尔的像前》，《春秋》1947年4月。
[48]汤雪华:《南丁格尔的像前》，《春秋》1947年4月。
[49]汤雪华:《蔷薇的悲剧》，《春秋》1945年6月。
[50]汤雪华:《蔷薇的悲剧》，《春秋》1945年6月。
[51]汤雪华:《神秘的发网》，《大众》1945年3、4月合号。
[52]慕容羽军:《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第133期，1996年1月1日。
[53]程育真:《隐情》，《万象》第2年6期。
[54]程育真:《流泉曲》，《万象》第2年第2期，8月号。
[55]程育真:《白衣天使》，《天籁》，日新出版社，1947年2月。
[56]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57]程育真:《笼羽》，《万象》第1年第9期。
[58]程育真:《祝福》，《万象》第1年第8期，2月号。
[59]杨琇珍:《庐山之雾》，《万象》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