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爱与青春年少的世界:谭 惟翰及“东吴系”女作家

市民文学的主要特点在于消费性、娱乐性和大众化、市民化，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市民文学就是一成不变的、表现形式就一定是低俗的。市民文学有着相当变异性，随着市民阶层文化素质的变化、时代变迁、图书市场的需要，它会产生不同的类型，有时甚至会以“高雅”、“艰深”的面目出现。约翰·费克斯认为，尽管大众化的作品基本是源自“读者式文本”的，但并不能排除它依旧拥有“作者式文本”的能力。他认为“生产者式文本”可以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它并不将文本本身的建构法则强加于读者身上，以至于读者只能依照文本才能进行解读，而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但“生产者式文本”同时也具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它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偏好相悖的身影，尽管它试图压抑它们;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确确超出了自身的控制”。^[1]这种内部的“裂隙”，其产生的原因极有可能就是市场、读者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就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图书市场来说，随着一批新型市民阶层的出现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他们对于传统的市民文学也有了新的要求。过于世俗浅白的作品，无法再吸引他们;但过于激进而深奥的作品，又超出了他们的阅读水准。基于此，一批力图达到“高雅脱俗”的作品开始出现，它们一方面适应这一类图书市场的需要，从形式到题材内容都做出了巨大的调整，显示出与以往普通市民小说不一样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它们并不完全超越读者的阅读经验，依旧与固有的阅读经验保持合理的接受关系，从而适应并发展了图书市场中市民阅读对于“雅”文学、“新”文学的需要。

在这一范畴中，谭惟翰和东吴系女作家群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一种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充满了感伤的氛围和具有宗教色彩的“爱”的抒发，体现了市民文学与新文学中浪漫主义文学相结合的可能。他们以宗教和道德完善主义者的要求，体现出对世俗化人生拒绝和批判。但这种宗教性质的“爱”，这种对于世俗人生的拒绝和批判，几乎在同一时间就被市民文学有效地融解了，转化成为“新异”的“通俗”，成为市民文学中“趋雅化”模式的一种。这种转化，证实了在市民文学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它能通过自身的变异性和消融性，使得任何一种孤立的文化符号都有可能成为其范畴内的一种典型，“不断需求着新的文化产品，从而形成了一股来自消费市场的拉力”，^[2]它能“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3]因此，尽管可以认为，谭惟翰和东吴系女作家群有着“雅”文学的种种特征，也可以将其归属在“雅”文学范畴之中，但从这种市民文学的变异性和消融性的角度来讲，他们具有市民文学的种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