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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楞伽的创作充分体现了上海青年市民小说家中新旧相杂的情形。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新市民小说的种种特征，尤其是新旧艺术手法的交融、新旧创作领域的开拓、新旧题材的互通、新旧思想的共存等等。他在创作手法和思想意识上，显现了将鸳鸯蝴蝶派与新文艺相结合、将市民立场与救亡思潮有意识地相结合的企图。在这一时期，周楞伽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他以“危月燕”和“易庵”为笔名，在《杂志》、《大众》、《万象》、《春秋》、《万岁》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出版了《江南春》、《小姐们》、《幽林》三部作品集。周楞伽对于人和社会的理解，是建立在对都市社会中“普通的人情”上，而不是任何一种“主义”。正因为此，在他的小说中既有着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激愤，如《负义记》、《吃报销饭的人》、《老处女》、《花瓶》等，又有着完全与现实无关的虚构出来的侠义人生、江湖世界，充满了现实中少有的豪情，如《老拳师》、《梨园世家》(未完)等。在第一类作品中，隐约透露着晚清黑幕小说的身影。后一类作品则体现了作者力图建构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在作品中充满了英雄气概和传统道义，人物光明磊落，豪情万丈。他以市民熟悉的方式来表达进步思想，使之能为一般市民读者接受和理解、感到亲切。在新市民小说作家中，他是少有的从市民立场出发同时坚持和弘扬进步思想的作家之一——在他这里还可以发现，尽管在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曾成为一时之文化运动旗帜，并极深地影响了新一代文化青年的思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所有新一代文化青年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完全扬弃。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后来的一度冷却，以及40年代沦陷区市民实利主义的狂澜，新一代文化青年对于儒家思潮的或许并非完全有意识的承接逐步表现出来。在新市民小说作家中，周楞伽也罢，丁谛也罢，乃至后面的谭惟翰也罢，无不有此倾向，在作品中流露出了儒家道统中的“忠、义”等意识，同时还对流落民间的“侠、狂”之气兼有斑驳杂陈的吸收。

一方面，周楞伽在自己的创作中明显带有“为社会”和“为人生”的意识。他认为“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反映现实生活，我们甚至还要求通过他们的主观作用，给读者以未来的光明的预示”。^[30]他反对为了“稿费”写作和“个人主义的文学”，痛斥“忘记现实”的作家作品，认为“现在的作者却不但不能反映现实，甚至还忘怀了现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大半要归之于环境的不许可，但作家的乐得偷懒，把战时社会中种种形形色色可供描写的题材弃之如遗，显然也不能辞其咎”。^[31]在与苏青的笔战中，周楞伽也强调了写作应该“为社会”和“大众”的观点。在他看来，“至于当女作家的条件，她们知道得很清楚，那便是借文艺作品的力量来推动历史和社会的进化，甚至不惜献身成为改革社会的动力，这样的女作家，才值得我们敬崇，称之为女作家而无愧”，接着话锋一转，直指苏青的创作观有不当之处，“可是苏女士呢?她虽以女作家自命，可是她给予我们的作品太使人失望了，什么《结婚十年》、《饮食男女》，翻开内容来一看，满纸‘风流寡妇’、‘两颗樱桃’，大胆老面皮，肉麻当有趣，读之使人魂飞天外，魄荡九霄，难怪苏州某书店将她的作品称之为‘科学的性史’，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推动历史社会的进化，适足以毒害社会开历史的倒车”。^[32]在这里我们且不论周楞伽与苏青孰是孰非，不过周楞伽认为写作要“推动历史社会的进化”的观念，显然无疑。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这种创作观在市民作家中实属难得。

在周楞伽的第一类小说中，他对于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激愤——特别是对于现代都市的种种弊端——尤为明显，有时候甚至于陷入了单纯的批判之中，因而也被研究者认为“周楞伽对城市的恶感很深，但也因此陷入了单面”。^[33]周楞伽自己也曾经说过，他不愿意在都市中生活，“实在是因为厌倦了这热闹刺激的都市生活”，觉得都市生活实在毫无意义，“世上最可悲的事，无过于在生活中失去了希望，其次便是对生活不感兴趣，我现在实在想不出我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把生命作如此无价值的消磨，不但滑稽，而且无谓”，他的内心里很想隐居山间，若不是“阻于烽火，不能不困居于市尘，否则我是极想从此息交绝游，披发入山，与麋鹿为伍，不到大局澄清，不再过问世事的”。^[34]在这种厌倦现代都市的思想主导下，周楞伽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现代都市的种种批判和诘问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花瓶》中，周楞伽明显对女主人公甘心当“花瓶”而不自觉的生活态度感到不解，对“张小姐从此便像一只花瓶一样，被供奉在自来水笔部了。她每天打扮得娇滴滴的，坐在玻璃柜内”这种人生方式感到失望，借以批判都市女性对物质诱惑无原则的接受。^[35]在《女儿心》中，周楞伽更是直截了当地批判了现代都市中很多女性向往的浮华生活，借女主人公之口，说出“往日使她爱慕的享乐生活，现在已成为她所憎恶的对象。她决心要做一个新的人……重新走进诗一样美丽的理想境界去”之类的话来。^[36]

但另一方面，他在强调“为社会”写作的同时，并不排斥市民趣味，试图在作品中融和市民小说的模式、技巧和思想意识。在他的小说中，进步的思想往往是和市民趣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在长篇小说《漩涡时代》中，周楞伽一方面力图用通俗的文学手法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同时也力图将他关于文学要“为社会”的创作观、对现代都市社会批判的思想输入小说中。因而这部小说一方面承接着“鸳蝴派”的技巧模式，充分体现了市民小说中紧张、有趣、好看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左翼作家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小说讲述了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一对夫妇的不幸遭遇。丈夫由于失业，不得不去做投机生意，结果屡屡失败;妻子到舞厅做舞女，却被新贵玩弄。夫妻两人逐步产生矛盾，以至于分手。当妻子在绝望之下到外滩欲跳河自杀时，恰巧被丈夫看见。妻子被丈夫救下来之后，两人重归于好。妻子卖掉了新贵赠送的钻戒，为家庭解决了暂时的困难;丈夫后来也找到了工作，一个家庭似乎又回到了当初平和祥宁的日子。然而当妻子怀孕后，一次去买米，由于人群拥挤，导致流产失血过多而去世。^[37]小说将故事的趣味性与对现实的批判性结合起来，显示出作者力图达到的高度。不过，由于作品的描写过于空泛和简单，略显单薄，不能在更深层面上揭示“人”在灾难面前的深刻变化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在《离鸾曲》中，这种“为社会”的创作观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在小说中，富家小姐梁友娴生活优裕，然而从始至终对不公的社会既缺乏了解更缺乏反抗的精神，总是任由社会环境的左右，不但放弃了自己的真爱，也一次次地放弃投入光明生活的道路，最终在战争混乱的局势中被父母送给军阀为妾，黯然于没有前途的附庸生活。周楞伽在这里对战争年代年轻女性软弱、苟且偷生的观念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而在《淘金记》中，周楞伽似乎力图将所有现代都市社会中的黑暗、不公、人性的扭曲都要全部展示在读者面前，使得他的这部作品沾染了“黑幕小说”的意味。在小说中，周楞伽似乎并不在意刻画人物形象和内心世界，更看重对于一个个现代都市陷阱、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小说通过一个剧团的行踪，将他们在社会上所有能遇到的遭遇全部都表现了出来:军痞的霸道、戏院老板的无耻、流氓的嚣张、执法部门的不公、戏人的艰辛等等，无不展现得淋漓尽致。^[38]这种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还体现在《负义记》、《吃报销饭的人》、《上任记》、《职业》、《薄暮》等小说中。这些小说用无比辛辣的笔法，描写了战争时期种种腐败、丑恶的现象。如《职业》描写女性就业所要面临的种种黑暗势力，揭露了女性为了“独立”而不得不以付出“色相”为代价。《吃报销饭的人》则讥讽了那些由政府出资予个人办刊物，引发无耻文人变相侵吞财产、丢尽文人面孔的现象。

在这些小说中，周楞伽一方面都以进步思想作为标准，来参照市民阶层的软弱、油滑、摇摆不定以及只顾眼前利益诸多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了批判和讽刺，揭示了战争时期市民阶层艰难的日常生活但同时他们又缺乏斗争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从市民阶层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的同时对这种种缺点给予一定程度的谅解，赞同他们“知足常乐”的一面，认同他们在世俗人生中洁身自好、惯于平淡生活的观念。这一点，使得他与张爱玲、苏青等人对于世俗人生的认可上达成一致。不过，尽管周楞伽强调写作要为了“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要求写作为了“政治”。在周楞伽看来，“为社会”和“为政治”全然是两码事。写作假如是为了“政治”，对于周楞伽来讲，不但无趣，更无意义。他曾强调自己不懂政治，也不愿接触政治，称自己“愿意做一个和易的近人情的人，却不愿以特殊的作家阶级自居”。周楞伽尽管在创作意识上受到较多的左翼思想影响，但他“为社会”的写作观与左翼还是有着极大的区别:当左翼试图将“为社会”和“为政治”融为一体，甚至于用“为政治”来代替“为社会”之时，周楞伽毕竟还是市民作家的立场，他严格地将“为社会”与“为政治”区别开来，也并不想将“政治”作为自己写作的核心精神，因而宁愿将自己的写作限于“偏重于通俗性暴露作品”，而不愿提升到“启蒙—救亡”的政治层面。这种态度一方面是为了与当时日伪政权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却是他本身对政治就毫无兴趣。他在文章中对于苏青等人与当时的日伪政权过于亲密而颇有讥讽之意，说:“近来因为自己的几本小说集出版后要联系发行，于是天天去文汇书报社，只见有一个人在店里总是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而且一开口就是周佛海如何如何，陈公博如何如何，一打听才知道是天地出版社的周修荃，他抬出现今政台上的两位大人物来威压一家书报社，未免有点小题大做，最近苏青在《天地》十九期写了《敬凶》的文章，把一切骂她的人都目为凶人敬而远之，可她派出来的人，声势之凶，实在少见，倘若我做书店老板，非给他吓得跪下磕头求饶不可。”^[39]

在周楞伽的第二类小说中，他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在这一类小说中，他虚构了一个江湖世界、侠义天地。在这类小说中，充分体现了他写作的另一种思路:“因为从小喜欢读小说的缘故，于是，对写作发生了兴趣，由我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情节，可以把我的心带领到一个世界，忘记了现实里的痛苦。”^[40]无论是《老拳师》还是《梨园世家》，都表现出了豪迈激越的侠义人生态度。他着力于展现江湖人物的相貌特征、侠义行为、命运跌宕、儿女豪情，将作品渲染得有如“水浒”、“西游”，并带有些许武侠小说的身影。在这类小说中，他对作品中这些人物表现出了赞许，将他们的正直、豪爽、敢作敢为展现得淋漓尽致。“老拳师”、“梨园英雄”这些人物，无不光明磊落、敢于“铁肩担大义”。联想到周楞伽曾经在上海沦陷后，由于有抗日言行被日本宪兵逮捕，^[41]还曾写作《孤军营——上海浮世绘之一》等明显带有颂扬抗日军民的文章，赞赏“可歌可泣的壮烈伟绩的八百孤军”，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42]因此他创作这些江湖侠义人物的小说，与其说是“忘记了现实”，毋宁说是为了婉转地表现现实。

基于以上的判断，周楞伽从总体上是一个将进步思想与市民趣味相结合的新市民小说家。他将某些左翼的进步思想与市民大众化的要求相结合，力图用市民阶层所能接受的方式来表现，使之能够被市民普遍认可，从而使得新文学的思想与市民文学的趣味相容互补，使得读者能够比较轻松的理解新文学。他理解并接受市民阶层的伦理道德，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将其与新文艺中提倡的各种思潮进行自己的重构。在他看来，新时代中的人们可以保留着传统的思想，也可以有着种种缺陷，但在民族大义、道德和修养等方面，应该向新文化、新思想靠拢，使之能适应未来新生活的要求。正是这种思想，所以才使得他的作品体现出新旧杂陈、亦新亦旧、或新或旧的趣味，也使得他的作品比起苏青、潘柳黛等人来，在分析社会、洞察时代变迁上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的思想。

[1]马博良:《每月小说评介》，《文潮》1944年1月，第1卷第1期。

[5]丁谛:《文艺创化的动静》，《小说月报》第32期，1943年5月1日。

[6]丁谛:《文艺创化的动静》，《小说月报》第32期，1943年5月1日。

[7]丁谛:《文艺创化的动静》，《小说月报》第32期，1943年5月1日。

[8]丁谛:《文艺创化的动静》，《小说月报》第32期，1943年5月1日。

[9]丁谛:《通俗文学的定义》，《万象》第2年第4期，10月号。

[14]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15]丁谛:《浮尸》，《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154页。

[17]丁谛:《蠢动》，《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97页。

[18]丁谛:《蠢动》，《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89页。

[19]丁谛:《人生悲喜剧》，《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11～12页。

[22]丁谛:《蓝森林》，《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232页。

[23]丁谛:《蓝森林》，《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233页。

[24]丁谛:《蓝森林》，《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238页。

[25]丁谛:《蓝森林》，《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240页。

[26]丁谛:《离别的今昔》，《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207页。

[27]丁谛:《离别的今昔》，《人生悲喜剧》，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207页。“须要”，原文如此。

[29]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30]周楞伽:《卅二年度上海短篇小说》，《文潮》1944年第2期。

[31]周楞伽:《卅二年度上海短篇小说》，《文潮》1944年第2期。

[32]转引自周允中:《苏青为何被称犹太作家》，《钟山风雨》，2004年第1期。周允中为周楞伽之子，该文为其回忆其父周楞伽与苏青交恶的过程。

[33]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37]周楞伽:《漩涡时代》，春雷出版社，1945年版。该文曾在《杂志》上连载，署名为“静波”。

[39]转引自周允中:《苏青为何被称犹太作家》，《钟山风雨》，2004年第1期。

[41]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42]周楞伽:《孤军营——上海浮世绘之一》，1941年4月《奔流文艺丛刊》第四辑。原署名“苗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