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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谛，原名吴鼎第，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日军占据上海、南京与苏南后，他先后在镇江一家商号任文书与镇江师范学校任教，同时创作小说、散文，成果颇丰。著有长篇小说《长江的夜潮》、《突围》，小说集《人间悲喜剧》，散文集《调公文录》、《海市集》等。后来致力于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专著和论文《谈人物描写》、《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古代文论今探》、《神韵论》、《论倾向性与真实性》等出版发表。沦陷时期丁谛的作品大量出现在上海各报刊之中，被人称之为“今日上海最流行的小说名家”。^[1]

上海沦陷之后，丁谛为了生活一方面从事于商业活动，一方面坚持写作。丁谛曾经对自己写作的目的和理念进行过阐述。他认为一个写作者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一个狭窄的生活范围，而应该投身于更大的社会洪流中去，借以获得写作的素材和创作体验。“一个作家的生活不能限于作家，他必须做一个医生，律师，教员，甚或农人工人，这些生活对于写作所摄取的显示的深切性和角度将都会有益的”，他更坦言，自己的写作就受益于这种投身于广阔的社会中，“商业生活给我写作的帮助自然很大。……在短短的几年中，我认识了更多的生活，我见了以前所未见过或即便见过而并未了解的各式各样的人，我终于有庄子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叹”。^[2]丁谛的写作观与苏青、予且等并不一致，当苏青直言不讳地称“为生活而写作”、予且称写作“只解决生活，不解决理想”的时候，丁谛却毫不犹豫地坚持认为，写作应该是源自写作者内心深处的创作动机，应该是“正视人生”，自己的写作也是“在极端的功利与身家是谋的社会中我饱受了一种矛盾心灵的压逼”而产生的。^[3]谈及自己对于文学的思考，丁谛也显露出了许多值得人敬佩的地方，诸如对新文艺和通俗文学关系的深入思考，对文化本身的敬仰，对文学作品社会意义的专注，等等。他认为“在投机囤积一举可发财的畸形商业的社会而尤炎炎旦旦以谈文化根本就是多余的。我知道有许多人将新文艺的小说与一班某某‘楼主’或是某某‘姻缘’之流的作品等量批评，或是大骂《阿Q正传》为无意思。尤其是我处的这一个商业环境，所逢到的人，听到的话，所见的事，相形之下，益发让人感到这所谓‘攻心之笔’的灰色，它远不如拿破仑夸张的三千毛瑟。的确，我有时厌倦了起来，我确有点怕写了。但是，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这种种不痛快激成心理的波澜，我决心要写下我所知的事物，哪怕这是肤浅的，不够深切的体验。……不一定会把年轻有为的人领到开豁的大路。……但是，我相信，大部分还能冷冷的正视人生，用我的淡然无求的胸襟，用我的略经事故的眼，用我的炭火一团要呼要喊的心”。^[4]这种将自身写作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联，同时将写作视为“正视人生”、“要呼要喊的心”的姿态，与新文艺的文学观一致。

丁谛认为:“文学反映时代。……每一个时代文学都代表着人类的希求，人类的呼声，人类所布满于实际而求更进一步的开展。……文艺的进展，一方面承接着过去的文艺路线;过去的文艺工作的累积，是现代文艺的摇篮，这是一切文化的老例，文艺进化，亦复如此。但是，文艺所以异于一般，文化者，在更有‘创化’的性质。它所步行的速度不但追得上一切文化，而且，接受时代的敏感比一切强。”^[5]丁谛认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现方式，因而不能全然以同样的判断标准来对待不同时代的文学。“文艺是每一个时代都有的。我们能看到动乱时代的文学，也能看到承平时代的文学，我们能看到康衢击壤的悠闲的歌谣，我们也能看到杜甫‘城春草木深’的悲天悯人的诗史”，^[6]并认定，这种种不同是文艺创化的“动静”相辅相成而导致的，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文艺亘古至今的进程，无论中外，都呈着波浪的形式。有高亢的时候，有低沉的时候。高亢的时候是改造欲强旺的时候，低沉的时候是改造欲消灭的时候。时代的文艺不会一直是动的，也不会一直是静的”。^[7]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丁谛还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信心和对异族压制的不平，“六朝文学是颓废的时代，唐朝的散文运动是高潮的时代，清朝八股文是颓废时代，民国初年白话文改革是高潮时代。……越是颓废到极度的时候，文艺高潮的涌起愈盛。越是停滞久，改造的欲望也愈强。静默的时候不是静默。它孕育着未来的高潮。在颓废的时候，文艺家应该静静的把握着这个停滞的时代，并且，配合着这个时代文化的整体，批评它，推动它，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8]考虑到当时的严酷环境，这种大胆的表述，值得后人尊敬。

在谈及文学作品的“通俗性”时，丁谛也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认为通俗的风格是与时代和社会同步的，是一种基于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隐秘”的意识形态，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倾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都有一种思想的表现，虽然各人的思想未必竟同，有超过时代者，有时代落伍者，有迎取现实者，有躲避现实者，然而，无疑地生长在同一个社会中，基于同一个外缘的刺激，必有多数人的思想相契合，他们不能代表全体，但是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重要倾向。……根据这重要的趋势，伴随这思想意识，有一种更神秘隐藏难见的东西，这是通俗的风格。”^[9]

由于这样的文学观，丁谛对写作持有严肃的态度，对作品细节和文字上的琢磨也要远胜于苏青等人。

同时，商人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他能更为深入地来谈论自己所想要谈论的问题:商业社会中人的失衡。在丁谛的小说中，他一方面揭示了“人”在现代都市中被不断扭曲的事实，尤为是人的尊严的丧失、道德的沦丧，对现代商业社会提出批判，揭示它的不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他对于现代都市的“效率”、“实际态度”持赞赏态度，认为都市文明和都市人格是进步的表现，值得赞许。丁谛认识到，“这一个社会，是商业重心的社会，畸形的商业重心的社会，商人固然是商人，无一而不是商人!在现今的世界上，没有文化，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没有教育，也没有值得人留恋值得人憧憬的精神生活!一切只是商业!商业化的世界!商业化的人类!”^[10]然而，尽管如此对“商业化”抱有极大的反感，他同时又不得不认可商人的优点、长处，以及对社会物质文明所作出的贡献和有益的作用。他曾经从“商人时代”、“商人的赚钱之术”、“商人的气质”、“老板之流”、“黄金时代的更迭”等角度来详细谈论过“商人”和“商业社会”，认为“一个文人接触的社会事物绝没有商人来得多。……虽然我不曾看过他们的心底，但是我可以说，我看得见他们的一颗心终日不曾停止过思想。……文化人是‘一往深沉’的想，商人是‘兔起鹘落’的想;一个是向内的想，一个是向外的想;一个是沉静的想，一个是紧张的想。……这种由早到晚唯利是图的精神却是不错的”。^[11]这种略带矛盾的心态，直接反映在了他的不少作品中。

丁谛的作品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丁谛的作品中，有着苏青、予且所没有的对社会制度的分析和设想。在他看来，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文明是被污染的文明，但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却是值得认可的，因而一个良好的社会和世界应该拒绝商业社会中已经沦丧的伦理道德，将农业文明中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的同时接受现代的大工业生产模式，两者的结合是最理想的社会模式。这种思想，在他的长篇小说《前程》中以及《免费旅行》、《变》、《春灯》、《式微》等短篇小说中有着一定的表现。二是他对于“物质”与“精神”之间冲突更为关注。在他看来，“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环境”是对立的。“物质”的增进并不能弥补“精神”的缺失。出于“生活”的目的，个人对社会环境只能去妥协、去适应，但这恰恰反过来伤害到个人本身。为了在这个社会中获得“生活”，获取成功，人不能不向环境低头，改变自身的个性、理想，甚至忘却自己的灵魂。这种思想在他的长篇《长江的夜潮》以及短篇《老少年》、《笼中鸟》、《蓝森林》等皆有着一定的体现。

在第一类作品中，丁谛往往把都市作为批判的对象，将乡村和传统文明作为理想中的净土来描写。他认为“住在都市里的人是什么都渺小的!因为他们远远地离开自然”。^[12]在《春灯》、《式微》中，他描写了大工业生产是如何取代传统手工业生产的，描写了一个工业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到来——而《式微》中对曹公馆破败不堪的刻画，似乎形象地隐喻着这种旧时代传统手工业生产消亡的不可避免性:“整个一个曹公馆，剩下一座没有生灵魂的空壳。……房间，到处是灰尘……地砖是一块块裂纹，破的破，坍的坍。……蜘蛛网和雀屎……墙是高的，柱是大的;可是格外的显得空虚。”^[13]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在情感上，对这种大工业化的生产持有不满和激愤，认为这给传统的文明和道德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大工业化的生产，无论是在生产效率和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推动上，都具有小手工业生产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变》和《免费旅行》中，他承认现代物质文明对于人的诱惑，认同在现代都市中，有能力、灵活善变的人更能获得生活的青睐。在这些小说中，“都以都市文明的胜利告终，暗示着商业竞争增长了人的才干造就强有力的新人”。^[14]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丁谛在他的长篇《前程》中试图给出答案。《前程》讲述三个大学时代好友走上社会后选择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以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来展现丁谛自己对于社会、时代发展的看法。陈立三选择做了商人，对社会和环境的变化最为适应;马二南则选择在社会中保持自己的艺术理想，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画家;宋辉甫则界乎于两者之间，他一方面钦佩马二南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但另一方面，他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跟随陈立三在商场上追名逐利。经年之后，三人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立三逐步沉沦堕落，马二南厌恶上海艺术圈中虚伪肮脏的交易，偕同女友躲避到乡间。宋辉甫做投机生意失败。最值得关注的是，丁谛在这里给我们设计了一种在他看来最为合理的人生道路:宋辉甫投机失败之后，反省自身，“觉今是而昨非”，毅然舍弃都市生活，来到乡间创办农场，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健康人生，开始了以劳动、学习、奉献和亲近自然为目的的生活道路。陈立三和马二南也来到乡间农场，三位好友重逢，陈立三痛改前非，马二南也跳出“为艺术而艺术”的狭窄天地，决定携手相帮，以“科学和新的思想”来改变身边的环境，进而改变农村和这个社会。这种对于人生理想的设计，是与丁谛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态度分不开的。在丁谛看来，现代商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太多的隔阂，要解决这种隔阂，只有到保留着传统道德风尚的乡村“世外桃源”中去才能得以解决。这对于乡村的推崇，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沈从文。不过，沈从文的乡村理想更多地体现在对一切传统美好事物的传承中，丁谛则侧重在将现代的“科学和新的思想”融入其中。这两者间的差别，正显示出了两者对于现代商业社会内在的不同态度:沈从文是全然拒绝现代商业社会，而丁谛则处于矛盾之中——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持认可态度，对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则与沈从文类似，抱有相当的反感。这种对资本主义伦理的拒绝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欣赏的矛盾心态，导致了丁谛常常面临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商业社会中的生产和伦理如何结合?换而言之，即，现代商业社会的人要怎样才能在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成果同时避免“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这个问题不单是丁谛所面临的，也是每一个生活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人不得不面临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直到现在许多作家也依旧在继续。

尽管在小说中，丁谛不得不在理智上认可都市中的物质文明，认可都市“能人”的智慧、生活技能，但在情感上他还是同情都市中的下层人。丁谛曾经叹息说:“都市的夏有另一种风味。享乐和受苦的两个阶级，对立在这一个镀金的城市。躲在一块豆腐干大的亭子间里面，享受不到凉风，阳光。臭虫和汗气逼迫着这些生活的爬虫，逼得他们叹不过气来。但是另一面，有钱的人可以享受愉快的生活，并不觉得夏天讨厌，因为金钱能镀起一个美丽的夏的都市。”^[15]他常常用同情的眼光来看待都市人生的艰难，“在紧张又复杂的生活中，挑起家庭的担子，做父亲，做老师，做文化斗士，做妻子的丈夫，什么都是严肃而具有很重的责任，枯燥的，理智的，绞尽脑汁的”。^[16]在小说中，他有时也会如同穆时英、刘呐鸥等人，渲染都市的流光溢彩和声光电影:“宫殿式的房屋，浸在秋凉的夜中。一边进口一边出口的红色长木电灯柱，配着那红的宫灯，黄色的窗檩，两条平沙的铺地，汽车，有规律地排列着。车子上，是光，罩在灿烂的明灯下面，反射着种种不同的颜色。乐声变换着。晦暗的，神秘的灯光调节着。克罗咪的拉门，白光的宝石般的门饰。地毯铺进去，铺得长长的。软的，暖的，无声的……”^[17]初一看，这种对都市华丽的渲染像是新感觉派的又一种复描，然而这种渲染既非对现代文明的讴歌，也非对都市情欲的铺垫，而是为了反衬都市商业人物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是为了刻画“疯狂的，疯狂的……市场行情”，为了讲述商场上的惊心动魄，讲述张大华等人对于“美票……黄金……棉纱”的买进卖出。^[18]在丁谛笔下，都市充满着这种疯狂的商业交易、不知疲倦的商人、金钱的快速往来，它们体现着现代都市的飞速发展，满足着都市“能人”的欲望，但同时排斥着底层民众的生存欲求。

丁谛的作品还常常描写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由于现实生活的逼迫，人与人之间不得不相互提防、相互争斗。在《人生悲喜剧》中，无论是沈先生、辛先生还是朱道明，哪一个人何尝是真正的坏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无不有着柔和、善良的一面。然而，现实生活的不易、商业社会中的残酷竞争，使得他们都不敢轻易相信别人。就连喝酒时，他们也会相互提防，揣摩对方的心思。辛先生生病咳嗽，让别人看着心里难受，朱道明忍不住劝他回去休息几天，辛先生却“勃然变色，咳得更急，嘴里却还是不愿意迟一会儿说话，他断断续续地说道:‘算了罢!不要你管我’”。^[19]朱道明的好心，却被辛先生认为是想趁自己休假养病占领自己的职位。而在《修契》中，朱伯嘉与狄湘青本来要好，但一旦得知狄湘青犯有前科，可能对自己今后的商业发展不利时，朱伯嘉立即要与之划清界限，翻脸不认旧情。^[20]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到了这样的地步，由此可见商业社会对人际关系的扭曲是何等的严重。

同时，在丁谛笔下，商业社会往往充满了伪善和势利。在《祝寿》中，他用了一个近乎闹剧的故事，揭示了所谓的商业“慈善者”的真实面目。当众人听说商界名流硕老热衷慈善事业，便决定在硕老生日那天代他捐赠一笔善款，以讨他的欢心。不料马屁拍错了方向，大家都觉得“很懊悔”，“一个人捐了二万块钱到大公善堂做慈善，把收条送给硕老。因为我们怕他不收现款，所以代他造福……硕老觉得这善款捐的也太多，人家破了钞，而他反得不到实用，所以他就示意给人。原来，他今年打算砌一幢房子，就借这一个机会，用礼金来做建筑费。砌起来做第……第四位……新姨太的金屋……”^[21]

在丁谛的第二类小说中，他常常描写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人们往往出于“生活”的现实困境，不得不对社会环境做出妥协，改变自身——这种改变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更为艰难的是，它意味着个人性格乃至人生理想和做人原则的改变。丁谛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刻画了这种改变，更理解了这种改变之后反过来伤害到个人本身和社会准则的深层次问题。在丁谛小说中，许多人为了在这个社会中获得生活资本，取得成功，不能不向环境低头，挣扎于灵魂与现实斗争的矛盾之中。在《沉淀》、《蓝森林》、《别离的今昔》等作品中，他都极力在阐释这个观点。《蓝森林》中的“蓝森林”，本是一个绸布店的伙计，有着年轻人原有的快乐、活泼、直爽，但由于失了业，只得跟随表叔做了道士。“蓝森林起头原本不愿做道士”，但表叔将做这一行的理由说得很直白:“钱总是钱。一个月弄得好，三四百块钱没问题……就是在洋布店里做一个大伙计，也靠不住有三四百块钱一月呀!”^[22]而且他“因为不做道士也没有其他的好事可做”，只得做了。更重要的是，在蓝森林看来，“做道士不是一个坏职业，讲起上海道士的收入来，这几年可交了好运。没有做和尚的吃苦。他们可以吃荤腥，可以娶老婆，但收入还只有比小庙里生意好。俗语说:‘三斋不如一蘸。’这便是说道士打蘸功用要比和尚念经还来得大”。蓝森林在表叔家蹲得久了，“看见这一行收入还不错，他便决定自己做道士。生活要紧!道士不道士的和我有什么相关?横竖我脱掉道士衣裳，还不是和平常人一样?”^[23]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蓝森林虽然做了道士，而且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道士，——“不偷懒，不拆烂污……认真地做这神圣庄严的工作”，^[24]因为他念经虔诚，有许多人家专门点名要他打蘸，使得他在圈里的名气越来越响，——然而，他却时常处于自我灵魂拷问的矛盾之中。“他生活在一个寂寞的世界，黑暗，沉闷，单调的世界。他，什么朋友也没有。二叔，秀春，还有一班做道士的同伙，都隔得很远。可是另一个世界，也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什么妖魔和神道。他只是站在一座荒山上，废墟上。什么感情都没有，什么思潮也没有。”^[25]这种矛盾的心态，伴随着蓝森林的一生，使他的婚姻、生活都并不幸福。丁谛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是否应该因为“生活”而选择自己并不愿意的人生道路?从《蓝森林》中看来，丁谛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离别的今昔》中，丁谛则强调了现代都市社会中现实环境对家庭生活的冲击，揭示了都市人不得不为了生活而疏离爱情和婚姻的苦恼，以及为了现实生活而改变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小说中，当何先生惋惜他与太太之间被都市生活挤压得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享受到爱情和婚姻的快乐时，何太太却平静地告诉他，“还谈这些话干什么呢?我们还是挣扎打点起精神来干生活，忙点我们未来的养老费，以外还要培育我们的孩子”。^[26]何先生后来也想清楚了，为了在现实生活中立稳脚跟，他不能不放弃很多浪漫的幻想，“他还是回家要吃几样妻拿手的好菜。他是中年人，他不须要什么爱了”。^[27]

丁谛的小说还婉转地反映了沦陷时期文化人的凄凉境遇和抗争意识。在历史小说《锦瑟》中，丁谛借晚唐诗人李商隐被迫卷入党派之争、四面楚歌的故事，影射了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被侵略者压制的事实。在小说中，丁谛借李商隐之口感叹，“要代朝廷做事业的雄心，而竟不得其用，翻云覆雨之变，英雄叱咤之悲，现在百无聊赖蹲在徐州做记室，真正是无聊，也是始料所不及”，^[28]在“风狂吼，瑟更低沉。在风声瑟声的混合中，他想着寥廓的人天和毕生的哀怨”，由不得要涌起“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开三尺雪，回梦旧鸳机”的惆怅来。在小说中，李商隐极力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和道德丧失的环境中维持自己的志向和良心，尽管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在丁谛看来，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应当赞许。这种态度，其实是丁谛对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化人所应该采取的立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丁谛的小说尽管有着新市民小说的诸多同质之处，但他的特殊之处不可湮没。他体现出来的对商业社会的批评、对现代都市人生的反省，以及婉转表达出上海沦陷时期文化人的抗争意识，都使得他显得与别的新市民小说家有所不同。吴福辉评价丁谛，“这一类小说所占比例不大，但让丁谛显出海派的特性来”，^[29]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