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欲望下的日常人生

《亭子间嫂嫂》最大的特色，是它在欲望化表述的类型中生动刻画了一种凡俗的日常人生。相对而言，尽管《海上花列传》也能够在欲望化表述类型中展现日常人生，但缺乏《亭子间嫂嫂》那种清澈、活跃乃至有些欢快的生命意识——因为这种清澈、活跃乃至有些欢快的生命意识毕竟要等到现代文明和伦理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层面充分渗透之后，才可能发酵、挥发。而《海上花列传》所处的时代和作者自身的视野限制，毕竟未能使之达到这一程度。《亭子间嫂嫂》从一个都市小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窥视着亭子间嫂嫂日常人生中的种种琐细之事;在欲望的背后，透视着都市下层女性深藏的积极人生态度。小说中以一个都市小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刻画这种欲望与日常人生，在一定程度上又承接着五四以来文人小说的传统。在小说中，主人公与女性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相互之间在日常交往中逐步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社会的黑暗和现实的压迫，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相互依赖和帮助。在小说中，周天籁出色地刻画了顾秀珍这个女性。这个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子，在被欲望困扰的环境中，如何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矛盾:她心地善良，但有时为了生存不得不对嫖客进行敲诈;她喜欢“我”，却知道两者的结合终究不可能;她知道“做这一行”终归没有尊严可言，但依然在极力维护着自身的尊严。她一切都靠自己，为了生活不得不锻炼出一身的机智和本领。“她时而既贪婪又辣手，敲诈嫖客的钱财毫不留情;时而又侠义柔情，流露出下层社会女性的善良天性。尤其是在一些看似愚昧无知的表现背后，隐藏了她对人性尊严的不自觉地维护。”^[34]这就是周天籁笔下一个活生生的底层女性，是拉开了遮挡在她们身上色情、浮饰一面后的真实写照。周天籁以充满了同情和深切理解的笔触，写出了这些底层人物在卑贱、愚昧、烦琐中的人性光芒，这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地方。

在顾秀珍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底层社会中挣扎的弱女子如何顾全着自身尊严，如何无意识地体现着现代个人主义精神的光彩。她虽然热爱钱财，就算对方是“南浔大富大贵人家”，知道嫁给他“下半世的日子中不会吃苦”，但一旦觉得对方限制了自己的自由、看不起自己——“老甲鱼越发不当我人看待，不当六姨太看待，请问这做人还有什么做头，还有什么做人滋味……到后来简直当我犯人一样，连房门都不许我走出一步，吩咐娘姨看守我起来，这笑话不笑话，你想想看……”^[35]便宁可放弃优裕的生活回到原来的地方。看到过去的情人落入困境，她会大方地伸手援助，不计较回报，甚至拒绝在自己潦倒之际接受他人赠送的万元钻戒。对喜欢的人，她无话不谈，只要你对她稍微友好一点，她甚至可以将整个身心都交付出去。在与“我”的交往中，亭子间嫂嫂觉得“我”不但以平等、毫无歧视的态度对待她，而且在她生病之时帮她介绍医生，因此心怀感激，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正是出于这样的尊重和敬意，因此当“我”借酒企图与之发生关系时，亭子间嫂嫂却决然拒绝，认为这样不但会损害两人的友谊，更将损害“我”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亭子间嫂嫂对自己所做的这种职业，只是觉得自己“命苦”，并不就因此觉得自己有什么可耻的地方，作品借着“我”的口吻为亭子间嫂嫂辩解，“我的主张一个人不论做什么行当，只要能够生活，这做的行当便有意义，一个人在世上当然是为了吃，假使天上自会落下吃的东西来，那末人人都不愿意做事了，这还成世界吗?所以我断定一个人在世上忙忙碌碌，都是为了生活，现在你也是为生活，我也是为生活，异途而同归，只不过各人做的事方式不同罢了”。^[36]主人公顾秀珍自己也宣称:“……我明明知道自己是个卖身体的女人……如果在路上，或者许多人一起，当面指明我:啊哟!这个是私娼呀!只要给我听得，我马上要敲他耳光，敲不着他的耳光，我便拿柄剪刀立刻自杀了!朱先生，这是人的一股血性之气，一个人没有这股血性之气，还有做人的道理吗?”^[37]在以往作品中常被或明或暗描绘为“卑贱女人”的亭子间嫂嫂们，在周天籁笔下昂然以“异途而同归”的方式平等站立在这个世界。因此在亭子间嫂嫂身上，我们全然看不到一丝一毫猥琐、低贱、曲意相奉，只有明朗、健康、活泼泼的人生。这种洋溢在作品中的明快基调，在同类小说中是何等的难得!

另外作者在小说中抛开了传统青楼小说惯常的“狭邪”笔法，并没有过多地落到欲望情色的表述上，而将重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来。例如对亭子间嫂嫂的生活，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渲染其色情、黑幕的一面，而是更关注她作为一个都市底层女性，对于生活、对于爱情的正常的向往和追求。在表现“我”与亭子间嫂嫂之间的友谊时，也大多以日常化的生活情景来表现，描写两人相互间的打趣、烧菜做饭、商谈生活琐事等等。“我”看见天气变化，会提醒她“早晨起来不要受凉了，你快去穿衣服吧”，亭子间嫂嫂从菜场回来，买了条大黄鱼，会请“我”去吃。“她在后门口自来水龙头上把鱼杀好了，又冲洗得特别干净，拎了鱼下巴，一直到我房里来告诉我:‘朱先生，你看:我今天又买了一条大黄鱼，比昨天的还大，只有四角几分钱，朱先生，今天你一定到我家里吃午饭，不要客气。’”^[38]小说通过这些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化的描写，将亭子间嫂嫂凡俗化的一面展现了出来。再例如，在描写“我”与亭子间嫂嫂相互“串通”起来瞒骗不想接待的客人时，采取了“鸿雁传书”的办法。在“鸿雁传书”中，两人对于这种“妙计”都暗自得意，仿佛是小孩子捉弄了别人以后偷偷地乐，将其间小小的愉快和心酸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这不妨看做是对古典戏曲中后花园书生与小姐“鸿雁传书”的故事一次无意识的“解构”。小说写亭子间嫂嫂为逃避一些客人，躲在外面写信问我，“朱先生:来条非别，我现在接着一个生客人，在白相一歇，马上就要带他回来，雌老虎阿曾来过?”“我”则建议她在外面暂且不要回来，第二天亭子间嫂嫂又回信说:“我一夜未眠，未悉雌老虎昨夜来过否?今晨来过否?”“我”则告诉她，如果最近两三天不回来，“如此办法，甚好，甚好”。不过，等亭子间嫂嫂回到家，怕得罪客人，嘱咐“我”以后对客人要客气点，并教育起“我”来:“不要像昨天那个小吴客人来，给你高声一喊，吓也吓退了。做一个人总要和气，和气可以生财，和气可以多得到外面的人缘，不论做啥生意，都要和气，你朱先生写文章过日子，也要和气，你不和气书店老板不会来请你做书了……”^[39]这种生动的描绘，将一个直爽、又有点自以为是的妇人活泼泼地呈现在了你面前。

对于底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助和友爱，小说也有着较多的表述。除了“我”与亭子间嫂嫂相互相助以外，更有带有帮会性质的排门板与亭子间嫂嫂之间的“结拜兄妹”。“我”与亭子间嫂嫂的相互帮助是一种处于底层社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给予的温情，体现了底层社会中人性中可贵的一面。亭子间嫂嫂与排门板“结拜兄妹”的互助，则更多的具有底层社会中依靠团体力量来抗衡社会、保存自身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作者对这种“结拜”形式的互助有着游移不定的态度:一方面觉得这种“结拜”能够给亭子间嫂嫂带来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遇到敲诈勒索、左右为难的事情，自然会有结拜兄弟来帮忙“摆平”，“你既然干这行当，又非和他们联络不可，你去同他结一个兄妹，我倒也赞成”，^[40]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好像入了这个帮，要受这个帮内的规矩，以后拖累无穷，那么辛辛苦苦寻几个钱，都要在这上面花光了也犯不着，当然百事有好处也有坏处，照这样看来只有坏处多而好处少，一个人要防备人家无理来侵犯，而去拜老头子，这便是呆虫”，^[41]因此他建议亭子间嫂嫂，“将来你一旦不再做这生意，还是同他们宜乎疏远的好”。^[42]

作者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其实正是市民思想与五四以来小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制度思考的思想冲突。在这里，作者已经隐隐约约看到“拜老头子”这种社会习俗中所隐含的社会制度因素，因此他一方面从市民“实利”、“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拜老头子”到底划算不划算，但同时又意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不公正境遇往往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公而造成，当社会制度不合理时，个人的遭遇往往直接指涉到社会制度层面。然而如何解决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完善将其结合起来，作者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考。因此最后当亭子间嫂嫂去世后，面对号称要为亭子间嫂嫂报仇的排门板，他只能泛泛地说，“你要替她报仇，除非先从改良这万恶的社会着手，否则你还是免开尊口”。^[43]但至于如何“改良这万恶的社会”，作者则无法提出一个切实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