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亦新亦旧的小说

予且的小说是“亦新亦旧”的。从“旧”的方面来说，他大多以市民通俗小说中的言情为题材，带有比较强的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和叙事方式，具有很强的阅读性。在这类小说中，他主要将着眼点放在对男女情爱关系的纠葛上，展现都市男女的恋情和婚姻。予且的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大多坚持了传统白话小说中凸现叙事主体的策略。如在《小菊》中，一开头就直接点明了叙述主体的地位，用“说书人”的姿态出场:“现在我要讲的是几个平凡的人和几件平凡的事。”在每一章节之间，大多也用传统的“话说上回讲道……”的开场白，只不过予且将它稍做改变，说成“现在我们将某某人抛开得太远了，要来说说他了”。在《浅水姑娘》中，我们可以越发清晰地发现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在书之开篇，依旧是传统说书人出场方式:“平凡的生活，每是值得人们记载追回的。如今，我将告诉读者一个平凡女子的故事。在未叙述之先，我愿读者想一下，女子应不应该有职业?应不应该出嫁?出嫁后应不应该和丈夫一般的为社会服务以增进家中的财富?……我书之主人，不愿意以姓名告诉读者。”在书中各节，也不时有“但我们仔细地想”之类的话语跳出来，让人觉得作者无时无刻不在书中，在关键时候总要跑出来告诉读者关于人物和情节的进程，如同说书人常常提醒听书者的“各位看官”之语。

在他的小说中，还可以发现，予且非常重视传统小说讲究的“悬念”、“包袱”等技巧，具有很强的通俗小说意趣。在《女校长》、《金凤影》、《乳娘曲》等小说中，予且在有意识地将侦探小说、言情小说、悬疑小说等通俗小说模式引入进来，在故事中极力打造悬念、伏线、错觉，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予且的小说在传承“旧”的方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对传统市民小说中“喜剧”、“团圆”色彩的重视。在他的婚恋言情小说中，他常常用一种略带滑稽色彩的笔触来推进故事进程，尤其是表现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予且看来，夫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什么不可解决的大问题，也并不指涉到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在现实条件下双方相互妥协和认同的过程，甚至这种冲突和矛盾还能促进夫妻双方感情的增进。男女之间的关系应当依照自然之道而行，各处其位，各行其是，才能顺应社会和家庭的需求，而不要特别强调两者间的区别。依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我总希望不要将男女的界限看得太清了。世界上的男女始终是合作的没有敌体。男子是主外的，自然要在外面混，女子是主内的，自然坐在家中。这是分工合作，女子的地位又何尝低下呢?妻为丈夫而生存，丈夫何尝又不是为妻而生存”，“有思想的女人不是离妇，就是独身，人家夫妻两个共同过着快乐悠闲的岁月，还要什么思想呢?……再说陪伴安慰，也是两方而不是单独的，现在我俩在一起，你说你陪伴我，我还说我陪伴你。”^[17]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予且的婚恋小说往往是“轻喜剧”，热衷于探讨夫妻之间如何在相互间小小的花招和算计中其乐融融过日子的一面，如《案壁之间》、《如意珠》、《妻的艺术》等小说，就描写了夫妻间如何对待对方缺点、如何解决家庭中小矛盾的喜剧故事。同时在予且的观点中，婚姻生活或夫妻感情之间的冲突并不像某些社会学家所说的那么严重，这种冲突或矛盾仅仅是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例如在《寻燕记》中，他认为夫妻之间的爱情要维持，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维持的方法，就是要各自努力把家庭弄的格外兴旺”，妻子应该“养育子女，使家庭清洁整齐，金钱不浪费，照应着自己丈夫的饮食起居”，男的应该“维持一家的用度，教养子女。最要紧的，就是不能在外面胡闹，和那些下贱的女人在一起”。^[18]有意思的是，予且在小说中还时时不忘教导人们如何去婚姻恋爱，好心提醒大家“恋爱也是一样。意思表示既不能太粗，不能太急;又不能太露，不能太隐。粗则惹厌恶，急则生变故;露则丑恶，隐则无效。这些都是不稳当的。要知恋爱是结合的艺术，是东方的”，^[19]并且告诫年轻人，“妻是要自己去找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从天上掉下来，也还要自己去抢才行哪!”“我们常说‘相亲相爱’，亲在爱先，爱就是‘生’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了”。^[20]而在《移玉记》中，予且则用一种淡淡的幽默介绍了女主人公的御夫之术。作为妻子应该知晓，在家里应该由妻子主导，给予男人“第一个时间。第二个是可口的食物”，要让丈夫知道，“他的时间和可口的食物都是我给他的”，如此这般，丈夫自然成了“堤岸中的水，顺着我给他的方向流”。^[21]在《相见欢》中，主人公周旋于爱人和夫人之间，“在查华拥抱着爱人的时节，心里就记着夫人”，尽管如此为难，但他还是巧施妙计解决了两者间的矛盾，故事最终以喜剧收场。^[22]同时，他这种“轻喜剧”意识有时还表现在男女之间对待情感的方式上。如《钟含秀》等小说，就描写了女性凭借自身美貌周旋于数位男性之间，来换取经济上的资助。但小说并不对这种行为作出自己的评判，而仅仅是用充满幽默的笔法，着力刻画女主人公的聪明机智，几位男性的好色、笨拙，并对女主人公通过自身努力获取胜利的结果表现出赞许姿态。另一方面，予且在表现一些本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时，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间的悲剧意识，反之以喜剧色彩来代替。小说《碧云天外》描写了一个歌喉美妙而长相丑陋的女孩，在合唱团中本应该做领唱，然而由于长相原因，让大家不能接受，结果在予且充满轻松的笔触中，这个问题也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很简单，就是我们又要顾到看，又要顾到听。看是逃不了人的眼睛的，听却可以混过人的耳鼓。我们仍叫段绮霞小姐站在最高峰，在她的身后设一个天幕，让会唱的她站在幕后来唱。这个演双簧的办法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同时从“新”的一面来讲，予且充分吸收了新文学的种种优势，不但将新文学中的技巧结合到自己的作品中，更吸收了近现代以来形成的西方市民意识，吸收了西方关于“物质在社会发展中的合理性”思想。

在他的作品中，尽管洋溢着“旧”的思想和情趣，但现代市民意识毕竟开始占据一定地位，形成了支撑他作品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予且的人情世态小说中，“物质”和“利益”成为衡量情感的重要标准，对于“物质”在推动社会和家庭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予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仅如此，予且还将“物质”作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看待，极力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趣味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对都市“物质”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在“人”与“物质”的关系中间寻找到“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依据意识，尽管有着古代市民阶层中的“实际”思想，但更多的是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具备的市民意识，它不仅仅是将“物质”作为人的生活工具来看待，更旨在于在“物质”本身中看到人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有论者从这一点出发，认为予且以“物质”为切入点，反映出了上海现代市民“以实用的、功利的和可能性的思维逻辑来描写和反映上海市民阶层的人物和生活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集中了海派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反映了市民阶层接受现代启蒙的特点”，“更为强烈地揭示出‘财富决定了市民阶级并给予了地位’的都市法则和都市市民哲学”。^[23]

在《七女书》中，予且通过对女性“并不迂腐，也不狂惘，也不糊涂”生活状态的描写，对这种立足于“理性”和“物质”现实的女性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无论是《过彩贞》、《钟含秀》、《黄心织》、《解凌寒》、《郭香雪》还是《向曲眉》、《夏丹华》，无不表现了这种思想。在《向曲眉》中，丈夫是一个“在家里哼哼诗词，发发牢骚”的人，“既没有什么做事的本领，更没有谋事的道路”，家中更有婆婆、小叔、小姑等生活需要解决。婆婆花光向曲眉的嫁妆之后，又将家庭的重担推卸在向曲眉身上。百般无赖之下，向曲眉只得向心怀叵测的葛老伯求援。葛老伯要求向曲眉与自己相好作为提供救助的条件。当向曲眉将获得的钱财拿回家时，婆婆不但没有责怪她与葛老伯相好，反而将她赞为“我一家的恩人”。这篇小说的故事并无出新之处，予且的艺术技巧也未有什么高妙之处，但值得关注的是它里面所透露出来的现代市民意识中的“物欲的合理性”。葛老伯劝说向曲眉时，就坦言:“我并不是坏人。你的要求我都答应了你，总不能算坏”，“人总是要靠人的，怕的是无人可靠。如今你有了可靠的人，这可靠的人在你的面前总要算是好人。”^[24]在这里可以看出，葛老伯的意识中，“好”与“坏”的分别并不在于道德伦理层面，而落实在实际利益层面。在这里，“好”与“坏”的概念已经被“有用”与“无用”，“可靠”与“无人可靠”所替代。对于家庭伦理，葛老伯更是将之转化为“生活的共存之道”，甚至有些极端地认为，一个女人首先要考虑清楚的是究竟是“为丈夫生存”还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如果是为丈夫而生存，则丈夫没有生存之道，就应该先打死丈夫，然后自杀。……如果是为生存而生存，则丈夫没有自存之道，自己就该有个共存之道，有了共存之道，就大家快快活活，安安稳稳的生活下去”。^[25]这种将商品意识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家庭伦理层面，是现代市民意识的突出表现之一。因而《钟含秀》中的主人公在面对别人批评她“是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时，直截了当地表明“人是灵魂和肉的结合体，我失去了灵魂，焉能活在世上”。^[26]予且将这种交易的所谓正当性和合法性从道德伦理层面抽出来，安放在“物欲的合理性”中，显示出了他对市民“实利”意识的完全首肯。所以照他看来，“我以为能谈恋爱的人，该在四十岁以上，这时有几件东西可以帮他的忙:一是地位，二是金钱，三是物质环境，四是他本身的经验。其中环境最重要，金钱次之”。^[27]

在小说技巧上，予且也引入了新文学的种种特质。在他的小说中，不少地方有着潜意识对于人物行为影响的描写。在《藏红记》中，一个曾经风流倜傥的老人，已经失去了性的能力，但他内心深处隐藏的欲望却无法抑制。他收养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让她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宅大院之中，终日只是按照老人的要求打扮自己，满足老人近乎变态的性心理。在这篇小说中，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清晰可见。尽管予且在小说中还阐释着关于“人的生存技能”的调子，但这种对变态的性心理进行分析的意图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另一篇小说《金凤影》中，极端孤独的老太太看到相貌酷似已经逝世女儿金凤的晏美君，不惜一切将她挽留在了自己身边，对晏美君百般宠爱，乃至于与她同睡，抚摸、亲昵。小说不但将同性之间的情爱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更将生者对死者眷念不舍的心理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伞》、《考虑》、《照相》等小说中，新文学的意味也较为明显——这也正是它们被收录进《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新文艺小说卷的原因。在《伞》中，小说将赵先生那种对待情感若即若离、患得患失的感觉刻画得出彩之极。这种对心理变化的大加渲染、对男女之间若有若无的情愫勾勒，颇得新文艺作品的真传。诸如“晚上回去的时候，抬头望了望天，天上却没有雨了。今晚没有雨，赵先生心里觉得不大快乐……赵先生原想是说几句话，可是一句适当的话也没有说。房东太太虽说了好些，他又一句也不曾听清楚。在这为难的当中，他的心灵似乎在提醒他赶快上楼去!上了楼，心情就越发的不对了。他虽然是静静地卧在床上，却无论如何睡不着。那阿巧的印象又走入他的脑内”。^[28]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这篇小说中，当房东太太与邻居阿嫂谈到女儿的婚事时，邻居阿嫂居然说“阿巧呢?躲在房里做什么?如今是文明世界，没有什么怕丑的”。——这种言语，也只有在“五四”之后普及了西方基本的现代婚姻家庭观念后，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居家妇人的口中。

总体来说，予且的小说以温和而宽容的眼光，描绘上海市民家庭中的细小悲欢、琐碎恩怨，用简洁而平白的勾画，给予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直感的认识;予且以贴近生活的姿态，重视人生中的常态一面，在艺术上重视趣味，也比较注重读书市场的需求，这些都使得他成为一位不可忽视的典型的新市民小说作家。然而他的市民立场，他的市民观，使他不愿意、也觉得没有必要更深入一步，揭示这现象之下的寓意所在。正如有论者所评介的，“予且在‘趣味’的追求中在一定程度揭示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现代商业都会中人的价值观和生存状态，然而即便如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都会里，人们也不全都在轻松的‘笑脸’下生活，所以予且的小说在上述方面以及文体的形式上确有独出心裁的地方，终归还是个一般的‘海派’……”^[29]——这是予且的聪明之处，但也正是他的短处，是他小说终究未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