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热烈的市民情趣

予且的写作领域，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小市民身上。予且对世俗人生和都市市民满含着热情，对这一领域的各种情景、事件抱着极大的兴趣。予且曾经解释自己的写作姿态，说自己愿意做普通人的“生活顾问”，愿意“勤勤恳恳指示着帮助着大众之人，进入光明的人生大道”，^[1]并且宣称，“因为经济、社会、政治变迁，这唯一的单位——家已经大大地发生动摇了”，因此自己“只替朋友解决事实，不解决理想”。^[2]在予且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菊》中，他直接阐明了自己为普通人写作的姿态，认为“平凡的人，是不值得说的，平凡的事也是不值得记载的。但是社会上平凡的人太多了，我们舍去他们，倒反而无话可说，若单为几个所谓伟大的人物，称功颂德，这是那些瘟臭的史家所做的事，我不愿做”。^[3]这种姿态，可以说是完完全全贴近了普通大众的趣味，为普通大众而写作。从他的个人情感上来说，他是如此的热爱着市民大众，以至于他对普通市民道德上的缺陷辩解全然接受、同情并辩护。对于一般市民身上“自私”和“利己”，他为之解释说，“我们是人，人是被称为万物之灵的。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是可以有崇高的伦理思想的。但有时为了吃一碗饭，爱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出来，想出来”，“有时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无暇顾及我们的灵魂了，而灵魂却又忘不了我们，它轻轻地向我们说，就堕落一点吧”。^[4]

这种对于普通市民大众和日常生活乐趣的热切，充满在予且的文章中。

首先，予且对于流传于民间的市民传统思想给予了不少的关注。他的《司饭之神》、《龙凤思想》、《福禄寿财喜》、《天地君亲师》、《酒色财气》等文章，无不揭示和反映着蕴藏于市民中间的普遍思想，以及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市民传统的实利观念。依照予且看来，这种流行于民间的实利主义思想，是人的普遍的生存意识的流露，并无过错。有趣的是，予且常常将这种民间的实利主义思想加以合理深化，形成了他独到的世界观。在《天地君亲师》中，他认为，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天代表宗教，地代表经济，君代表政治，亲代表遗传，师代表社会。无宗教则心灵无所依托，无经济则不能生存，无政治则不得安居，无遗传则种族不能延续，无社会则一切化为死灰，“这五样东西是人类的生存条件”，“再归纳起来说便是我们总不过一个‘生存’而已”。^[5]这种看法，显示出了予且将理论化、神圣化的抽象理念归属在市民日常观念中的努力。而在《酒色财气》等文中，予且更是显示出了为普通大众代言的意图，显示出了对这些观念的拥戴和热切。他首先告诉我们，“酒色财，三样东西，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他们的势力，占据了古今中外，历久不衰”，“‘酒色财’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快乐”。“酒”能够给人消除生活中的苦恼，“让我们在苦恼的环境，仍然是兴奋地工作着，享乐着”。“色”是为了延续后代，为了种族的繁衍，因此不是“淫”。“财”是为了生存，是社会发展的缘由，因此不是“恶”。值得关注的是，予且对于“气”的解释，显示了中国市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将“旧”意识与“新”思想互为变通的策略。予且认为，“气”，在古代有“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曰，是气也，至大至刚……’文天祥在他临死前还做了《正气歌》一篇”，不过在近代，“气”则是社会中的竞争，“人生的一切，不过是竞争，世界的文明，不过是因为人类没有得到胜利于自然界”，“因为气，世界才会进步，人生方有乐趣，气便是好东西”(在这里，予且将中国传统中关于“气”的理解，融贯到了西方的“竞争”意识中，并以此解释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动力，倒不失是一种有趣的阐释)。^[6]

对于市民阶层中间流行的实利主义思想，予且全然持肯定态度，将这种思想从“生存”需求的角度出发，解释得合情合理。他将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艺术化的“福禄寿财喜”，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理想和追求欲望的最高境地。“(福禄寿财喜)这五个字，无论是谁，看着总有些喜欢的。我们太喜欢看了，假使你走到内地去，十家的中堂所悬的画儿，倒有九家是福禄寿”，并且进一步解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尽管世界上有着种种理想和诱惑，但最受欢迎的还是“升官发财”，“财喜就不同了。无论贫贱富贵，老少男女，古今中外，都是一律欢迎的，既没有空间的区别，复没有时间的限制。假使你同人说:‘你要不要钱!’他必定眼睛一睁说:‘谁不要钱!’他不但如此，他还疑心你有些神经病，问这样的蠢话。……至于喜，无论谁都欢迎的。老年人得了孙子，少年人得了伴偶。那落地的小儿一声哭，也不知给了世界多少娘亲的安慰。……墙上的招贴，楷书写了‘抬头见喜’，‘对我生财’。一年的开始，第一次发笔，定然要在红纸上写一句‘人财两旺’。这还不足以证‘财’‘喜’受人欢迎么!”“至于禄，普通说起来，当他‘做官’为最好。”予且解释好福禄寿财喜的种种现实定义之后，总结出了一番人生幸福的哲理，认为“为什么要福禄，那就是象征着财和喜的满意。换句话，有老婆，有儿女，有钱，有势。这当然是可以予人生极大的安慰。这个极大的安慰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一死什么好的东西，便整个的完了。所以定然要一个寿镶在旁边……”^[7]

其次，在予且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普通人和普通事的乐趣不断从他的文章中洋溢出来，流露出作者对于现实乃至有些庸凡的生活热爱。他曾经对于家庭的“甜蜜”和“幸福”进行过论述，认为“家的甜蜜”不过是在“无聊的对坐中”熟悉对方，了解家的真实含义。这种“无聊的对坐”表面看来是极端无趣的，有时候在对坐中，“墙壁有几处剥落也看出了。窗上有几块玻璃，哪一块玻璃最洁净?地板上有几处裂缝，是不是因漏水而搅了楼下人的不安?也都了然于胸”，但隐藏在这种日常生活“无聊的对坐”之后的，是“大家互相研究如何省俭，如何分工，如何刻苦自己，如何支配着缴纳房租和房税。……在这精密的计算和努力维持之下，得以跟着时光老人一同向前走。家之关系如此。我能与家同在，不甜蜜也得说是甜蜜了”。^[8]在《司饭之神》中，他从对“灶神”的崇拜出发，强调了这种崇拜其实是普通人对于家庭的热爱和自身生存的关切。在他看来，“中国家庭之衰败，十之九发自厨房，类如柴米油盐之偷窃，火水使用之不适当，厨司之糟蹋米饭等等。若没有人监督着，势必腐败而至极”，“灶为一家之主，故一家人言行之优劣，神乃记之，年终告之于天。如此家人咸戒惧而勉力为善，则一家得以平安”。^[9]由此，中国普通民众对于“神”的崇拜，落实为对“生活”的实际规划。“敬神”便是“敬人”，是“敬重生活”本身。这种从世俗家常中发现现实的乐趣、从平常的日子里找到生活的意义，也大约只有予且等市民小说家才会如此这般的认同了。

予且这种对于普通人事的乐趣，还可以从他对中国的算命术有着极大的兴趣看出来。他精于“批命”，也乐于为别人“批命”，据说其批命之精准不亚于当时沪上几位知名的职业算命师。予且在论述自己“批命”的原理时，无意中道出了自己的人生意识。《利群集》中，他告诉读者，“中国的命理大原则，只有两句，(一)是命理以生为本;(二)是推命以我为主”。^[10]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生”和“我”两个字。在我看来，予且在这里的“生”，是指人的“生活”，即人生在世的实际目的与意义。“我”，即是“自我为本”，是市民意识中的“利己”、“自我意识”。“以生为本”，指人生在世有着太多的相生相克，如克我者为官，我克者为财，生我者为印，我生者为食。即生活中无论是“我”被官吏管束，还是“我”使用钱财，无论是“我”为了自己延续后代，还是在延续后代中被束缚，无论是“我”所使用的事物，还是被“我”所使用的事物，都是为了“我”在这世界上的生活和发展。“推命以我为主”，讲的是这个世界上其实以“我”为核心。“我”在，世界上的生生死死就在，“我”不在，世界也就无谓生生死死。相生相克，都应该是在“我”的生活之中的。

基于以上的因素，我们可以了解予且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与其他的市民小说家一样，将人生的意义和关注点都集中在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照他看来，人生之道“与其好高骛远，莫若先治其家”。^[11]依照这样的逻辑，予且把处理好日常生活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把家庭生活作为人生的重要生存场所，因此强调一个人在世上要想过愉快生活，一定要将附于他的一切东西，处理得宜，有条不紊，尤其是家庭和婚姻——“如今，婚姻已经成为生存手段，焉得过事挑剔，来关闭自己幸福之门?”^[12]因而他看不起那些只会叫嚷“理想”、“国家”等大道理的年轻人，“饭之获得还在虚无缥缈之间，而我们自己却想为国为民为社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自己没有饭吃说人家的菜不好。家中没有米的人头光面光的去逛游戏场。自己没有立身的技术的人去解决社会上的大问题。自己住的那个阁楼上臭虫都爬满了会说饭馆里碗不干净”，予且不屑地将这种好高骛远的人称之为“媚于奥不媚于灶的人”，认为这种人不但“国家”、“理想”等大事情做不好，就是连“家”这样的“小事”也做不好，最终是“因为他不媚于灶，家中的灶，会渐渐地消灭。他也不要用家庭了……结果，你的能力不够，连媚于奥的功夫也没有了，得饥寒而死”。^[13]在《热水袋》、《两间房》等作品中，予且都描写了夫妻间因为经济问题而引发矛盾的故事，强调了“钱财”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从世俗化的观点出发，认为在婚姻生活和夫妻关系中，要想得到实在的幸福，还必须有经济的基础——“固然要有一个生理的基础，但经济的基础尤其来得重要，夫妻有了柴米，而后可以谈爱情，生男育女，增添家庭幸福”。^[14]在予且看来，“物质”首先是衡量情感真伪的标准，是推动家庭与婚恋发展的合理因素。如《赵老太》、《礼物》等作品中表现的那样，“物质”在都市生活自然而然是具有重要性的和合理性的。掩盖在人情世故下的，是“物质”的力量。予且还认为，“物质”是推动这个世界发展的合理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他赞同市民阶层中“理性”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重视钱财的观点。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予且的小说中，由重视“钱财”而表现出来的人的“物欲”，成为家庭生活中衡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内在标准，决定着“感情”的真伪。《赵老太》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无非是她处于“钱财”上的弱势，而子孙与她的冷漠关系，也无非是子孙在她这里不能再得到“物欲”的满足——这无情地将“家庭幸福”的神话还原到“物欲”和利益分配上来。而且，这种“物欲”并非仅仅指物质生活，就连人的“身体”，也成为“物欲”的一部分。在《七擒》中，真真为未婚夫精心安排生活，爱护他的身体，仅仅是因为“未婚夫是自己唯一的仰望而终身的人。最要紧的是身体。倘使身体不好，自己一旦嫁过去之后，每天药炉茶堂这么来上一套，幸福就完全断送了”。^[15]这种入木三分的“无情”刻画，竟让人不由得要胆战心惊起来，怀疑这世界究竟能否有真正的精神追求和情感需要?这种观点，已经直接指涉到了市民社会中所通行的利己、经济和实用的原则，将人生中最具浪漫色彩的“爱情婚姻”还原到日常生活的状态来。用予且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是“只希望人人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心地和园地都修葺的一样的整洁，方能得着快乐的。但是修葺是艺术手腕，不能以一种方法范围，只能学孔老夫子说一句大原则‘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