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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苏青风格相似的一位作家是潘柳黛。潘柳黛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不但以小说和专栏出名，更是以女记者的身份活跃于上海文坛。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梦》、《石榴花》、《昨日之恋》、《黑瞳》等，散文《我结婚了》、《小姨》、《洞房私语》、《热带蛇》、《前年》等，诗歌《站在街头》、《在我心上》、《流云》等，以及未完成的两部长篇《百美图》、《神秘女郎》。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退职夫人自传》。

无论是艺术水准还是思想深度，潘柳黛并没有超越苏青。有人认为“潘柳黛的作品，有苏青的描写大胆、直抒胸襟、文笔简洁灵丽，缺少苏青的泼辣豪放、深思善辩”。^[45]这种评价当是客观的。潘柳黛自己曾经也承认，自己写文章，“那可以说是完全是出于兴趣的”，“我对于写作态度相当忠实，凡我属意的题材，我大概都敢下笔去写”，“我是很没出息的，大概以所见所闻取材，有时也不免制造一点”。^[46]同时，她对于“写作为生”的观点也十分赞同，认为“文化人最爱自命清高，于是清高得使他们吃不饱饭了。……写稿赚钱，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事情。……作家们固然多注重在发表兴趣，但除发表兴趣外，稿酬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47]不过，尽管苏青和潘柳黛在创作上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如果仔细分辨，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苏青是一个有家室拖累的职业妇女，尽管对家庭有着诸多的不满和牢骚，但最终还是有“家”和“子女”这个目标让她觉得有自我安放的地方;但到了潘柳黛这里，“家”则成为一个缥缈不定的理想，作为一个漂泊不定的“在路上”者，她将女性的飘零感刻画得更为集中，也将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迷惑乃至些许混乱写得更加大胆。在当时就有论者指出，“潘家柳黛小姐，却是个敢说敢为的新女性……所以她的作风，不特脱去旧女性梏桎，亦为时代女儿所望尘莫及。这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的短处”。^[48]时隔多年，陈子善先生站在更为冷静的立场评价潘柳黛的小说，认为“不但在当时是很‘另类’的，就是今天来看，也是开了女性小说‘私人化写作’的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柳黛比苏青走得更远”^[49]——不过，她这种“私人化”，没有集中在自我身体的关注之上，而是将之放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来考察;同时，她也并没有将两性关系作为女性自身对抗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手段，并借以反观自身在社会阶层中的存在合理性，而仅仅是将两性关系作为夸耀般的描写，表现出自己在两性关系中占据的优势，自己像玩蛇人，要将男性像蛇一样把玩在手中，“我要用我所有的智慧，耐性，来调理这在别人眼里看来并不可爱的小动物”。^[50]这种姿态，并非是今日女性主义者的立场，而依旧是男性主导社会中的女性作为依附者的对抗性表现，其实质未脱离传统社会中女性对男性“卖乖撒娇”的手腕。

其代表作《退职夫人自传》中以“我”与多位男性的关系发展为线索，将“我”的私人生活几乎彻底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这种对个人婚恋生活的狂热追求、对超越了当时社会道德底线的两性关系的表白，她的婚外情、多角情、乃至有些混乱的性关系，都让人惊叹。如果说，苏青尽管为女性呼出了性需求上面的“我要，我要啊”，但这种需求依旧被她纳入到社会道德体系的约束之中;而潘柳黛女主人公的性需求，则更多的只考虑到自身，已经超越了这种约束。看潘柳黛的作品时，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当下诸如《上海宝贝》、《糖》、《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之类的作品。在小说中，抛开主人公对自己性关系和“恋爱史”的自我辩解，可以发现诸如“多角恋”、“婚外情”、“性乱”等事实一一发生在主人公身上。而潘柳黛对此毫不掩饰的描述，更显得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敢说敢为”。

潘柳黛曾经说，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李清照和朱淑贞，认为“虽然她们有各人的风格，但是李清照作品的清丽、朱淑贞作品的缠绵，就是直到现在，也令人向往不已”，对于当代的作家，“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冰心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她作品的内容跟我的生活接近的缘故……之后我入了中学，冰心的作品对我就没有力量了。我开始对黄庐隐和丁玲的作品发生极大的兴趣，因为冰心的作品内容，往往是我所体验到的，而庐隐和丁玲作品的内容却正是我要追求的”。^[51]不过，潘柳黛尽管想要追求“庐隐和丁玲作品的内容”，但除了具有对女性生活世界的大胆描述外，丁玲等人笔下对于“女人”与“社会”、“女人”与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在潘柳黛这里却没有表述。潘柳黛更感兴趣的是作为“女人”，如何在一个男性做主的世界中巧妙周旋、长袖善舞，借以使得自己过得更为快乐、安康。在《退职夫人自传》中，女性周旋于男性之间的游刃有余被作者展现得淋漓尽致。作品通篇，主人公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与男性进行恋爱和性的关系。这种女性日常婚恋中的“智慧”或“狡猾”，在苏青笔下是见不到的，在张爱玲笔下更是见不到的，唯有潘柳黛才能如此的大胆——不过，让人心有疑虑的是:这种大胆究竟是对女性解放的一种追求呢，还是对男女关系过于轻率的认同、对道德伦理的一种漠视?假如说女性解放仅仅是对男女关系的放纵，那未免太小觑女性解放的意义了。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证明或否认潘柳黛是否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这种证明或否认都是一种轻率而冒险的行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我们对于作家作品的研读——就《退职夫人自传》、《黑瞳》、《昨日之恋》等作品而言，我更倾向于将潘柳黛放置在普通的市民立场，从中看出作品中女主人公们为了改变自身处境、为了自身实际利益而与男性交往过程中采取的实利主义态度。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婚恋和性关系，大多是功利而实际的，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显出了市民阶层中对待情感狡黠而油滑的一面。

在《退职夫人自传》的一开篇，女主人公在与初恋情人保持恋爱关系的同时，与另一个男人陈浩发生了性关系。而女主人公对此的解释却非常实际:一是因为“这期间一二八的沪战发生了，我的第一个爱人常常迁东徙西，没有一定行止，我们的通信变得稀疏而困难”，^[52]二是在与陈浩发生关系的那天，“我”“吃醉了酒”，“不料就在酒醉后，陈浩送我回校的当儿，发生了一件事情”。^[53]而且在这种关系发生之后的没几天，“我忽然收到陈浩的一个密封的便条，便条写得很简单，只说:‘几日不见，思念良殷，明晨能否过我一谈?盼盼’”。只因为这张便条，女主人公立即就赶了过去，在陈的家中，“只喝了不多一点酒，我又显得飘飘然不能自主了”。^[54]表面看来，这些似乎都是女主人公与陈发生关系的原因所在，然而，仔细考察有关陈的身份背景，某些掩盖在这种“偶然”事件后面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了:“陈浩是当地某机关的长官。”^[55]原来如此!现实生活中，为了自己生活境遇的改变而投身于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女性并不少见，因而女主人公的这种心计当然也可以理解。而且，女主人公后来也坦言，尽管与陈发生了关系，但“他并不能给我快乐。我之所以答应他，不过是为了他的要求而已”。^[56]因此在与陈浩的关系中，女主人公这种心机和手段不能不让人叹服。

而书中女主人公频繁更替男友，更体现了她采取的“性”功利主义态度以及在性关系上的大胆和放纵。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女主人公便更替多名情人:

春天，“我在那里认识了青年松元。……我在异国很寂寞，松元就陪我看戏，野餐和郊外旅行。我们的感情与日俱增，到夏天的时候，松元常常带我到海滨游泳场去”。然而，“我怕松元向我求婚……无论如何，我是没有勇气去嫁给一个日本人做妻子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女主人公尽管和松元谈恋爱，但并不准备嫁给他，而只是为了排遣自己的“异国寂寞”，而且她从实际出发，觉得嫁给一个日本人最终会成为一个辛苦的家庭主妇，这种情形是她所不愿意的。这种心意二三的“爱情”，实际上不过是功利的“情感游戏”罢了。果然，“秋天的时候”，“我”回到了上海，彻底将日本人松元忘却，而且在“这一年冬天，我到底又有故事发生了，我在南京遇到了一个小爱人”。女主人公迅速和这个“小爱人”发生了关系——而且是时至今日也依旧很“时髦”的“一夜情”，发生关系之后，女主人公抛弃了她的“小爱人”，回到上海，“后来他写过几封信给我，都得不到我的回信，于是我们的恋爱，也就此中断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女主人公对此的态度。在她看来，这种“一夜情”并没有什么不对，心里也不会因此感到不安或道德上的自我谴责，在她看来，“这一个恋爱过去了，就像雨点落在河里，在当时虽然也有一阵涟漪，但是天晴了，便一点痕迹也找不到”。这种对待性关系的态度，只怕在今天，也会让大多数人惊讶吧。而“一个四月初旬的春天”，“我和我的未来的丈夫阿乘认识了”。至此，女主人公快速更换男性的过程才稍微慢下来。女主人公走马灯似的更换男性，而且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上的不安，这种态度，让人联想起明清之际艳情小说叙述者的态度。道德上的底线已经在此被遗弃，叙述者所采取的是实利的、情欲的态度。^[57]

主人公采取功利主义的“情爱/性”态度来获取社会资源，在这部小说后面的章节中也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来。她在与其丈夫阿乘保持婚恋关系的同时，与其他男性同时保持着暧昧关系，“而这其中比较和我接近的，有一个是某报记者吴绪，还有一个是一家私人银行的经理董良”。而且，女主人公并不讳言“董良已经有两个太太了”，她自己也“并不喜欢董良”，然而，她依旧接受着董良馈赠的礼物和钱财，并且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安，“我接受他的馈赠，没有一次使我觉得窘迫”。更有意思的是，女主人公还用一种沾沾自喜的语气宣称，对方送她的钱财，她看得很轻，“送给我的东西，我爱三天，就不爱了;送给我的钱，我用到三天，就花光了”。银行经理董良尽管对女主人公花费了不少心思和钱物，尽管女主人公与他“在白俄人家开设的饭店里去吃饭”，乘他的车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散步”，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女主人公对他的不屑，一句话——“我并不喜欢董良”。^[58]在此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在对待情感方面是多么的实际，多么的功利。她可以在丝毫不喜欢一个男性的情况下，继续与他保持着来往，收受对方的钱物，而对此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自责。

在《退职夫人自传》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它涉及了同性恋题材领域。女主人公曾经与中学时候的同学、一个“阔绰的寡妇”贞一有过短暂的同性恋关系，不过“因为我对于同性恋爱，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一则男人所给予我的恋爱，已经够我疲倦了，再则便是我得到男朋友，比较容易”，因此她没有继续同贞一保持这样的暧昧关系。这样的题材，倘若是在波伏娃笔下，必定成为一部女性主义题材的作品;在左翼作家笔下，则将控诉封建伦理对于人的扭曲和戕害;甚至在张爱玲手中，也会成为一部苍凉的“传奇”之作。但在潘柳黛这里，我们仅仅看到了满足市民窥视欲望的简单描写，仅仅是为了告诉读者“我才了解一个寡妇的像烈火一样的心情”——潘柳黛小说的不足和局限，在这里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59]

对于现代都市中的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潘柳黛借书中女主人公之口，直白地对我们说:“活在上海的女人，一直被男人包围着，从十六岁到六十岁，几乎每一天都有爱情发生”，当然，除此之外，“他们拼命想法弄钱，无论男人女人。而且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用很少的钱，去获取很丰富的享受。他们的脑子，恐怕是比我们聪明一点，他们每个人都好像活得浪费而舒服”。^[60]于是，在潘柳黛笔下，市民阶层无论是婚恋还是日常生活，都无不以游戏的姿态发生着，同时无不用物质来衡量着。

除了长篇小说《退职夫人自传》，这种表现市民观中对待情感的功利主义态度，在其短篇中也有着一定的体现。

在《昨日之恋》中，一个大家庭中的女孩子们，各自有着对爱情和婚姻的梦想，长相也都颇为不错。然而，为了虚荣、物质的奢华，母亲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家境富有、社会地位高的人。“母亲的贪婪，爱财”，“每天每天她都在夸耀着那些表姐妹表兄弟的浪费，奢侈，每天每天她在羡慕着姨母的舒服，幸福”。可怕的是，这种拜金主义的观念，慢慢渗透到了女儿们的身上。“母亲的‘拜金毒’全盘不动，遗传给我们姐妹了。”于是一家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以物质为衡量爱情和婚姻的标准:大姐嫁给了文表哥，“由于婚后生活的奢靡，都染上了鸦片嗜好……她挥金如土，她不安于室——虽然按现在说起来，并不算过分越轨，但在当时她的盛服招摇，出入于茶楼戏院，也就够令人目侧齿寒了”，并最终对生活失望，精神失常，吞鸦片自杀。而二姐则因为不满于书生气的丈夫，离婚后成为别人的外室，“是香港某闻人的外室”。至于三姐，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姐是一个虚荣心极盛的女孩子，她仗着她的年轻，貌美，她时刻都想获得优越的物质享受。如果要我说得更露骨一点的时候，甚至我就可以告诉你，她为了一件漂亮的皮大衣，和一挂珍珠项圈，就不惜牺牲了处女的代价，而倒在那个蓄有小胡子的×师长的怀里。……汽车，高跟鞋，白金的镶有钻石的戒指，使她实现了昔日的梦想”。^[61]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中，物欲彻底打败了情感，婚恋彻底成为物质享受的从属。

而在《黑瞳》中，作品主人公更是直白无误地宣告了市民实利主义的观念: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主人公决定去做舞女，并为自己的选择辩解，说“谁不知道，小姐，太太，比舞女两字来得体面，但体面喂不饱肚子”。^[62]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自己在这里也无意间流露出了市民哲学中功利性的一面:在作品中的“我”本来是想要去大华影院看电影的，并不想搭理作品中的主人公，但当“我”得知这位妇女有可能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故事素材时，“我”决定“不想到大华看新片去了，因为我知道，当前的女人将会说给我一个更生动的故事”——相信这是潘柳黛自身比较真实的经历。因为潘柳黛就常常依靠揭秘当时娱乐界明星的故事来作为轰动的写作素材，为此得罪了不少影业界人士。

所以在潘柳黛笔下，婚恋或性关系，都成为主人公功利、实际、借以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手段。当然，在此过程中一旦功利性的目的失败，它又迅速转化为游戏，变成对自身无害的一种两性间的暧昧来往，并不损害自己的任何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上的。市民文化中利己、实际的一面，通过潘柳黛小说中的婚恋故事，尤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潘柳黛自己曾经说过，“恋爱不是慈善事业”，^[63]“从前我是鄙视婚姻制度的……结婚是给外人看的，结婚的目的不在性行为，只在一种关系上;这种关系便是众口悠悠的评论和双方的一种独占欲罢了”。^[64]因此在她的小说中，不由自主地带有了市民通俗小说中“溢恶”的一面，或多或少地沾染了醉心于描写男女之间的调情与纵欲、放荡与游戏，其间充斥了市民阶层的现实享乐精神，缺乏了生命中真实的激情和真诚。而这里想要说的是，个人的道德观和伦理评判当然自有他的标准，但假如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爱情、婚姻、性的关系等等)都被演化为物质的需要、钱财的追求时，人类除了物质享受外，最终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和珍惜的呢?这或许也正是潘柳黛小说最大的缺憾吧。

[1]例如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1、2》)、孟悦和戴锦华(《浮出历史表面——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张小虹(《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等将其置于女性主义批评之中来考究;也有将其置于“神话结构”来研究的(例如台湾水晶《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从文学史发展角度来研究的(例如罗久蓉《张爱玲和她的成名时代》)，还有从城市历史与文学关系来研究的(例如金凯筠《张爱玲的“参差的对照”与欧亚文化的呈现》)以及从文学与传媒(例如李欧梵《不了情——张爱玲与电影》)、“民间性”(例如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研究的。研究的角度不同，其得出的结论就不尽相同，但或许这恰恰说明了张爱玲小说中的丰富性。

[2]参见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附录四，第377页。

[3]范智红:《抗战时期沦陷区小说探索》，《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10]陈青生:《直书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11]参见王一心:《苏青传》，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13]《〈古今〉的印象》，《古今》周年纪念专号，1943年版。

[15]于青、静思编:《续结婚十年》，“十七，惊心动魄的一幕”，《苏青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6]《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545页。

[18]于青、静思编:《续结婚十年》，“十九，孤寂生活”，《苏青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2]静思编:《关于我——代序》，《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24]静思编:《关于我——代序》，《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25]邢小群:《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又见梅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26]胡兰成:《谈谈苏青》，取自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8]苏青:《结婚十年》，取自于青、静思编:《苏青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29]苏青:《结婚十年》，取自于青、静思编:《苏青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31]刘震云:《一地鸡毛》，《官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

[32]叶芸:《论苏青及其作品》，《女声》第4卷第8期，1947年10月。

[33]实斋:《记苏青》，取自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4]苏青:《结婚十年》，取自于青、静思编:《苏青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37]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38]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涴锦集》，天地出版社，1944年版。

[39]苏青:《我与詹周氏》，《饮食男女》，天地出版社，1945年版。

[40]苏青:《第十一等人》，《涴锦集》，天地出版社，1944年版。

[43]苏青:《牺牲论》，《宇宙风·乙刊》第44期，1941年5月1日。

[44]苏青:《道德论》，《宇宙风·乙刊》第40期，1941年3月1日。

[45]陈青生:《年轮——40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46]见1944年3月1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转引自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8]老凤:《写给炼霞柳黛》，原载1946年1月《海风》周刊第10期，转引自陈青生《年轮——40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

[49]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陈子善《编后记》，第190页。

[50]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51]见1944年3月1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转引自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57]本段引文均出自《退职夫人自传》第五节“贫困与挣扎”、第六节“我的小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