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率真的言说方式

苏青的文章无处不洋溢着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身处其间的乐趣，这种充斥其间的热情，决定了她率真的风格。

这里所说的“率真的言说方式”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苏青的写作手法，看上去简单得几乎没有任何的技巧，但其鲜活的语言和故事情节让人直接触摸到了生活的原生态。苏青自己说她的作品“没有掩饰，没有夸张”，亦即是指此。张爱玲评价她，“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喜欢花哨的稚气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这说出了苏青艺术手法的关键。《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无不如此，简单、直白、单纯、通俗易懂，全无有意安排的技巧，然而却时时刻刻吸引着读者。她流水账般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油盐酱醋、婆媳夫妻、生儿育女，仿佛是一个泼辣而唠叨的邻家主妇在你耳边不停地、饶有兴趣地叙述着;甚至于生活中的很多无奈、失意、苦痛，在她的叙述里，也暗地里饱含着对生活的热切。同时，在苏青的文章中，对日常生活琐碎细节有着非同寻常的喜好，这种喜好以毫不掩饰的方式直接表露在笔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她谈论了。如谈《我国的女子教育》，谈《母亲的希望》，《生男与育女》，《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组织弄里托儿所》，《论夫妻吵架》，《做媳妇的经验》，《写字间的女性》，《交际花》等等，无所不包。胡兰成曾经就她这种风格评价说:“苏青的文章正如她之为人，是世俗的，是没有禁忌的。苏青是宁波人。宁波人是热辣的，很少腐败的气氛，但也很少偏激到走向革命。他们只是喜爱热闹的，丰富的，健康的生活……他们大胆而沉着，对人生肯定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在上海或在国外，一直有着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但宁波人是更现实的，因而他们的罗曼蒂克也只是野心;是散文不是诗的……她的文章和周作人的有共同之点，就是平实，不过周作人的是平实而清淡，她的却是平实而热闹。”^[26]苏青自己也承认说，“我的文章做得不好，我自己是知道的。这不好的原因，第一是生活经验太不丰富，第二是写作技术的低劣。”^[27]不过，我倒觉得，与其说是她的“写作技术的低劣”，不如说其实她并没有特意去追求写作技巧的缘故。

苏青不追求技巧的写作方式，集中体现在了她的小说中。以其代表作《结婚十年》来讲，描写了女主人公在结婚前后琐碎的日常场景和典型的小市民生活，鲜活的语言和故事情节让人直接触摸到了生活的原生态。小说不带任何夸饰地记录了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细琐事件，如婆媳关系、夫妻吵嘴、买菜做饭、生儿育女、油盐酱醋等等。例如描写主人公刚到上海时的艰苦生活，也都显得那么津津有味:“米是一元钱一斗，煤球九角一担，留下地址叫他们送就是。于是我们又花了4角钱买了小煤球炉子，买了两只略有大小的钢精锅子，铁锅是N城买好带来的，其他一时也想不起什么，于是贤拎了煤球炉子，我捧着钢精锅子，在归途中又买了十只熟咸蛋，贤说这也由他拿着吧，我不肯，结果便放在我锅中。后来贤又要买酱猪肉，我说恐怕龌龊，不合卫生，他也就罢了。”^[28]再如写在避难中的生活，虽然也会说到“这一年可真是不得了呀，廿九年七月三日要塞失宁，四日早晨N城便陷落了。我们在家里紧紧闭着大门，先是飞机轰炸，不久军队便开过来了”，但更多提及的是:“譬如说小菜吧，我总是每天买烧鸡，葱烧肉，还有鱼啦，蛋啦，样样都是新鲜的。但是上海的煮法与N城人不同，各种小菜都加糖，吃起来甜腻腻的。而且油味过重，他们似乎都很不爱吃。N城人是喜欢吃咸的，清口的，容易下饭的东西，如腌冬瓜啦，臭乳腐啦，这里都不大容易买到。”^[29]在《歧路佳人》里面，主人公符小眉第一次到青岛时，与世才嫂见面，场面描写得直白而琐细，“点心是一碗清水煮鸡蛋，世才嫂亲自捧上来，我说:‘谢谢，嫂嫂你自己也……’她连忙摇手说不必客气，她已经吃过泡饭了，于是我又问:‘国保呢?’看看碗中只有两个半熟的小蛋黄球，但也只得假装自己吃不了这许多的样子，硬要分给国保一半，国保抵死不肯接受，于是世才嫂便说:‘这样吧，小姑姑，你碗里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推让，那面钢精锅子里不还有些糖汤哩，碎蛋白也很多……’”^[30]有意思的是，这种絮絮叨叨的描写范式，直到50多年之后，依旧在中国新写实作家的笔下流露。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系列中，这种不厌其烦地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可谓繁多。如《一地鸡毛》中，主人公小林的生活无不是由鸡毛蒜皮的事件构成:“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买到豆腐，要么排队的人多，排到，豆腐已经卖完;要么还没有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得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关，新官上任三把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31]类似的描写，在《单位》、《官场》等作品中并不乏见——当然，新写实作家是借用对日常生活凡俗而单调的描写，来刻画人在日常生活里理想与精神追求的丧失，这与苏青等人本就认可日常生活的原则不尽相同。但这种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描写范式，却是如出一辙。

早在40年代，就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苏青的小说艺术，认为“内容之风趣，议论之别致，叙事之生动，以及刻画世故人情的精到，可谓兼而有之……缺点在于结构稍嫌散漫，有如《儒林外史》体裁，名为小说而其实乃散文耳”。^[32]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客观的。小说固然要讲究个人体味和真情实感，然而必要的小说技巧和艺术手法是需要的;苏青过于直白的描写方式，使得她的小说往往流于细琐，缺乏整体故事感，因而像“散文”。

“率真的言说方式”在第二个层面上，是指她的语言和描写之大胆，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其率真之性情，全现笔端。在小说和散文中，她对女性生理、心理的大胆刻画，将许多以往看来“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摆到了众人面前，公开言说着“精子”、“卵”、“小便”等等词汇，引发了轰动一时的“热点话题”，到了让人指责是“色情作家”的地步。也有“饮食男，女子之大欲”等调皮话不断冒犯男性的尊严，惹得女人叫好，男人捧腹。同时，她的大胆还体现在了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平——不过这种不平也仅仅只限于“日常生活”而已——的直抒胸襟、不掩爱憎上，如《赌徒与荡妇》等文章中的嬉笑怒骂。有人曾评价她的这一特点，认为“除掉苏青的爽直外，其文字的另一特点就是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文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决不起粗鲁与俚俗的感觉”。^[33]

在她的《结婚十年》中，一开篇就有些让人目瞪口呆。她不但描写了婚礼上的种种琐碎之事，更是有些恶作剧地描写了主人公由于内急，忍不住在床上小便的情形:“我忽然得了个下流的主意，于是轻轻地翻过身来，跪在床上，扯开枕套，偷偷地小便起来。小便后把湿枕头推过一旁，自己重又睡下，用力伸个懒腰，真有说不出的快活。”^[34]在《河边》、《一张很熟悉的脸孔》等作品中，苏青则对爱情与性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而将“感情”的因素推演到“性”的领域中，对女性的性爱心理进行了深入描绘:“我爱他们吗?我苦苦的思索。不，我爱的只是一张熟悉的脸孔呀!许久许久，我才无奈地回答自己。”^[35]而苏青小说中最为“有名”的“名言”，大概要数作品《蛾》中对于女性性生理需求的呼喊:“我要……我要……我要啊……”^[36]这种对于女性性要求的自白，让吴福辉大为激赏，说:“这个小女子说出石破天惊的话来，她要宣告，要抖落掉历史给女性的‘性’蒙上的那块罪恶的遮羞布，要给人的欲望平反，欲望如火，火中包含着光明，应当理直气壮地对待。”^[37]

如果说，这种大胆在小说中还是借用了虚构的方式来完成，那么到了她的散文中，这种大胆就直接体现在了直抒胸襟上。苏青向来不怕得罪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当她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对一个女作家写什么:‘男女平等啊!一起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起来倒是入情入理的”，使得当时的很多作家以及某些人士对她颇有意见。^[38]因为看不惯社会上对一个女性杀人犯詹周氏不客观的贬低和辱骂，她忍不住要跳出来说几句公允话，发表了一篇《为杀夫者辩》，结果被人污为“自己就像詹周氏，所以要为她辩”，骂她要“出风头”、“强词夺理”的更是数不胜数，苏青却依旧固执地要继续和整个社会舆论辩论下去，又写了篇《我与詹周氏》来阐明自己的观点^[39]——历史似乎总是惊人地相似，30多年后台湾女作家李昂写的小说《杀夫》，也同样引起轩然大波。可见任何一个时代，要与整个社会的舆论对抗，总是免不了受人的污蔑与曲解。谈及女性的权利，苏青与当时的潮流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绝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音乐的程度，也绝不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凡男人所有的并不都是好的，凡男人所能享受的，女人也并不一定感到受用，这个观念须弄得清楚。”^[40]苏青尽管认为，男女应该在人身的自由选择上享受平等的权利，然而，她并不认为女性一定就要独立于男性之外。她认为，“为女人打算，最合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养，而由国家津贴费用”。^[41]在大家都羞于启齿的“性”上，苏青也大胆议论，说“野蛮的黑种人就比白种人高明得多，因此不管法律如何制裁，白种太太或小姐还是乐于给黑奴蹂躏”，“有时候女朋友在一起也提到性经验之类，有许多太太告诉我说:她们是从没有得到性的快感过，但却痛苦地养了许多孩子”。^[42]在她总结自己的道德观念时，她更是提出了许多站立在市民本位的意见，引得众人一片哗然。诸如:“‘牺牲’就是给人家宰了放在祭坛上供神的牲畜。没有一只牲畜愿意乖乖的自动爬上坛去。……有许多‘烈士’殉名者流往往不惜父母辛苦给他养大来的身体，为着‘光荣’，‘伟大’等字眼纷纷爬上坛去……于是，他完了，永远地完了。利用他的人那时真算得了好处，不唯可以始终藏起那副凶恶的屠夫相，而且还有成仁之美的不虞之誉”，^[43]“我们且别看轻这盲从行为，一切历史上的美谈都是它一手造成的呢!我们得相信那些最受人颂扬的所谓君子——理想中的道德之士——便是当时最勇于盲从的家伙。”^[44]

总体而言，苏青的大胆和爽直，无论是在其小说中，还是在散文杂文中，都是一以贯之的风格。其小说和文章对市民关心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交友应酬、穿衣饮食、科学育儿等方面都切之颇深，娓娓谈来，仿佛作者就是你生活中身边的朋友和玩伴，让人不觉得有任何隔阂——以至于张爱玲要说“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如果说，张爱玲是远离自己，站在不远的地方，不动声色地用审视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故事，编织着“传奇”，而苏青常常是取材于自身，以一个平凡女子的感受来描写这个社会，她在故事中扮演着自己，做着一个都市中普通女性的梦，体味着这梦中的喜怒哀乐。正因为苏青这种大胆与亲切相结合的文笔，这种有趣与实用相映衬的风格，使得她在新市民小说作家中别树一帜，也使得她的《结婚十年》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一时洛阳纸贵。

不过，也正如我们从她的《结婚十年》等小说中看出的，因为过于强调生活的原生态，她在作品中无法不显示出较大的随意性，作品结构上也不甚严谨，使她的小说在艺术性上有所欠缺。同时，由于全然认同市民哲学、过于强调人“私利”和“经济实用”的一面，而没有一定的审视和反思，使得她的作品无法超越生活本身，也使她的作品无法突破而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