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民本位主义·《天地》杂志·人生悲剧

如果说张爱玲心中其实还隐藏着一个“贵族的梦”，那么到了苏青这里，则彻彻底底地丧失了这残留的梦想，完完全全地站立在了市民本位之上。因而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她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都彻底地接纳、赞赏市民阶层既有的价值观念，善意地指导着同一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苏青和张爱玲一样，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也没什么神圣高尚的感觉”，“我相信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的。这正如功利派诸人所说，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5]又正是由于这种市民本位主义，使得她在描绘女性这一性别时，形成了与五四时期强调的女性解放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与男性的区别，不在超越日常生活范畴的领域，而就在于此世界中，表现在两者于日常生活构成中不同的分享。因而她会有所指地说，她见到那些动不动就号召“男女平等啊!一起上疆场呀!”的作家，觉得还不如写女性在行军途中月经来临时的麻烦更真实，而且反对五四时期宣扬赞同“娜拉”离家出走的腔调，并认定在整个时代尚未真正从实处解决女性生存处境问题的时候，宣扬娜拉出走，反倒是害了女性，“娜拉离开了家庭，便是‘四海虽大，无容身之所’了”。^[6]

最能体现苏青这种市民本位主义立场的地方，不仅仅表现在她的作品中，更表现在了她一手操办的《天地》杂志上。她与这本杂志的恩恩怨怨，成功和失败，得意与失落，乃至于她后半生的人生悲剧，莫不与她所采取的这种市民本位主义立场有关，而其中的周折，更是令人感叹。

在1943年的10月10日，苏青在上海沦陷区开始了她主编《天地》杂志的旅程，不到两年，这本杂志又黯然消失，然而它给苏青带来的种种争议，却一直延续到主人公生命最后的一刻。这本只谈“杂见杂闻杂事杂物”的杂志，只讲究“味道”的休闲刊物，何以导致许多人对它抱有怀疑乃至敌意的态度?何以在抗战胜利后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人依旧对它所选择的立场难以释怀?这一切的表面原因，我们或许能从苏青和《天地》杂志与日伪政权纠缠不清的关系中找到答案;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却不能不归结于苏青所提倡的市民本位主义的写作立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局势下倡导为“日常生活”、“俗人”、“钱财”写作，摒弃民族、国家、时代等宏大口号，同现实局势、政治立场隔离开来的姿态，与五四以来倡导的“启蒙/救亡”观念发生了本质上的冲突。随着战后以“启蒙/救亡”为核心的文学意识形态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苏青和《天地》杂志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苏青在《天地》杂志出刊时刻便宣称:“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得有味道耳……在同一《天地》中，尽可你谈你的话，我谈我的话，只要有人听，听了觉得有味道，便无不可谈。故《天地》作者初不限于文人，而所登文章也不限于纯文艺作品。《天地》乃杂志也，杂志两字若顾名思义，即知其范围宜广大，内容须丰富，取一切杂见杂闻杂事杂物而志之，始符杂志之本义……故只求大家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举凡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等，均无可不谈，且谈之不厌。……既不谈抽象深奥的大道理，也要求率性而发，重在趣味，讲究谈个人生活。”^[7]这种姿态全然是市民立场的，也全然是“世俗化”的。苏青在《做编辑的滋味》中更是直白无误地宣称:“我办杂志自然是为了赚钱，至少也想靠此维持生活，文化云云，不过是为了自己性之所近，想尝尝编辑的滋味，为国为民的意思则不敢妄吹牛。”^[8]由此可见《天地》杂志的创办宗旨，始终是力图以一种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与“市场”相关联，力图与政治等敏感领域有所距离的。

笔者统计过《天地》杂志21期全部的文章，除去发刊词等“编者按”性质的文章外，大致有268篇文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属于衣食住行、夫妻之道、生儿育女、怀旧感伤等内容，直接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诸如“田园的依恋”、“公寓生活记趣”、“吃”、“聪明与愚拙”、“谈女人”、“谈朋友”、“剃头”、“买东西”、“说钓”、“我的眼镜”、“烧肉记”等等题目比比皆是。

苏青一向提倡为个人经济原因、世俗人生写作，将写作作为谋求生活出路的方式之一——她这种为现实利益写作的观念，还一度曾被小报作为造谣中伤的把柄，说她《结婚十年》被拍成电影后，她要抽票房的5%作为稿酬，抽票房抽得“眉花眼笑”。^[9]正因为苏青有着这样的写作观，在当时主编者决定刊物倾向的时代，《天地》杂志带有强烈的苏青“为世俗人生”的个人风格和站立于“中间道路”的姿态也就不足为怪。

“为世俗人生”和“中立”本无可厚非，但正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以及苏青和《天地》杂志与日伪政权纠缠不清的关系，这种姿态必然会带来无穷尽的严重后果。因而苏青和她的《天地》杂志的不幸，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在错误的时间以一种错误的方式进行暧昧不清的“为世俗人生”选择的不幸。

按照有关研究者的看法，沦陷时期的上海期刊，“大致来说，如以政治立场和倾向来分类，就是‘和平文学’与民族文学两类，也可以说是与日伪有染或与日伪无染的两类……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主要是指其出版经费得到了日伪直接资助或其刊物内容积极为日伪政治张目与粉饰、得到日伪支持或其主办者为‘和平文学’运动积极分子者”。^[10]依照这样的划分，苏青的《天地》与《古今》、《杂志》(后来甄别为打入日伪政权的地下爱国工作者所主编)、《风雨谈》、《万岁》、《文友》、《文艺世纪》、《中华月报》、《申报月刊》等杂志一起，成为不折不扣的“与日伪有染”的刊物——在创办《天地》之初，时任日伪政权的上海市长、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死刑的大汉奸陈公博给了苏青五万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五十令白报纸的价钱;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也送来贺礼两万元。^[11]在《天地》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杨淑慧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文章《我与佛海》，第四期发表了她的《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苏青在杂志的“编者的话”中对其多有褒奖之词:“作者周夫人，其身份地位固尽人皆知，不必编者多讲，但其与周先生由恋爱而结合的经过，虽经周先生在文中屡次提及，总憾其语不详，故编者再三央请周夫人专写一篇，幸蒙周夫人俯允，《我与佛海》在本刊创刊号发表时，万人争诵，盛况空前。本篇乃其续篇，所述在日本小家庭生活近形，读之令人感动。”^[12]在《天地》一共21期的杂志里，有着不少“汉奸文人”的文字，诸如胡兰成、朱朴、柳雨生、纪果庵等的随笔杂文。这些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说明，《天地》自一开始就与日伪政权沾染上了特殊的关系。

其实，不单单《天地》杂志与日伪政权关系复杂，就苏青本人来说，也与周佛海、陈公博、朱朴等汉奸私交亲密，与柳雨生、陶亢德等被定性为汉奸的文人也来往甚多。她曾写过赞扬甚至带有吹捧性质的文章，恭维陈公博:“他是很有趣的人”，“市长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也是好取耳朵为乐的，现在所不同者，无非是职业上区别:他做市长，我们做别的罢了……当我再走过辣斐德路某照相馆，看见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庄严面容之中似乎隐含着诚恳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征着他的公正与宽厚。”^[13]陈公博对她也似乎特别关照，在她经济困难之时送给她八万元，苏青用这笔钱在南京西路上顶了一处房子，并购置了一套旧家具;不久，陈公博又安排她到了伪市政府担任专员职务，虽然只做了两三个月，却让苏青是否是“汉奸”的身份更加难以辨清。周佛海夫妇与她也并不陌生，周佛海夫妇曾为她题词，称她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始识人”。^[14]更有人怀疑，她与陈公博之间有着暧昧的关系，是陈的“情人”，“与陈公博有了‘性的秘密’。”

由于这些关系，抗战胜利后对苏青的调查、审问、关押不可避免地到来。第一次对她的审查是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是新秋的夜晚吧，我已经换好睡衣裤预备上床了”，军统的人敲开了她的门，将她带去问话，主要问她是否与陈公博认识，有无接受过他的钱财，有无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让她去做诱饵抓捕陶亢德、柳雨生等人，关了一夜之后，将她放回。^[15]这一次虽然是有惊无险，但一个弱女子生平遇到这样的事情，身边无亲人可以诉说，熟人们也相继被捕，心里的惊恐和伤痛必定是深入骨髓。最关键的是，悲剧却并非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她被人骂作是“汉奸”，大小报刊纷纷开始攻击她的人品，并不惜造谣生事，说她“已经做了妓女”，“劳合路上的夜莺都不如的”，“敌人投降了苏青大哭了三日夜”^[16]等等，让她在精神上备受煎熬，感到万分的悲凉和心灰意冷;然后又在经济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窘:找工作是自然没有出路，小说《结婚十年》又据说是政治原因，要受到审查，一下子被书报摊主们退回一千多本，由苏青自己现款结清;到“文化街”去索要自己的书款欠账，对方却往往耍赖，还“仿佛吃准了苏青是在逃的犯人”，^[17]不予理睬。精神和经济两方面的逼迫，开始让苏青感到了空前的“孤寂”——“我的心中只有空虚，一种难以描述的空虚呀……我仿佛孑身走崎岖道路，在黑暗恐怖的夜里，没有伴……我知道世界上的人都是不可靠的，我宁愿孤寂，不愿再看别人势利的目光”。^[18]

如果说，生活中真能让她做到“孤寂生活”倒也罢了，但事情却并没有如同她想象的那样行进着。1955年12月，苏青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罪行”有两点:一是历史问题，主要是与汪伪汉奸政权的关系;二是现行问题，就是她在解放初期给《上海日报》写的讽刺秧歌舞等文章的问题。从此，苏青被囚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直到两年以后，政府才将其“宽大释放”。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张爱玲称之为“豪爽大方”、“整个的社会都要那里去取暖”的苏青，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体弱多病的妇人了。她先是被关入“牛棚”，接着被遣下农村劳动改造，然后又被批斗，造成她肺病复发，日趋严重。“文革”结束后，她拿着文化馆四十元的退休工资，寂寞地蜗居在上海西北角偏僻的公房里，“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在1982年的冬季，这个患有气管炎、哮喘、糖尿病、肺结核的老人，伴着心灵上永久的创伤、经济上的拮据，终于悄然离去。两年之后，政府部门对她恢复名义的决定才姗姗到来，而她自己对这些是是非非再也不能说什么感想了——她所向往的“孤寂生活”，或许这个时候才真正到来。^[19]

如果说，苏青的个人悲剧固然有着时代的偶然性和个人的性格因素在里面，然而多年来对她文学地位的含糊评价和对《天地》杂志有意无意地忽视，却不能不涉及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启蒙/救亡”为主旨的文学观与以“日常生活/世俗化”为主旨的文学观的二元对峙，以及前者多年来占据文学意识领域的主导地位，导致了许多年来，我们对许多类似的情况无法做出一个客观的评断。

首先不能不承认，苏青和《天地》杂志由于与日伪政权有着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背景使得苏青和《天地》所采取的“中立”必然隐含着“非中立”，从客观上为敌政权起到了粉饰太平的作用;这是苏青和她的《天地》杂志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从这点来说，苏青和她的《天地》杂志选择的“中立”，显得是如此的含糊暧昧和难辨清浊。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苏青等人信奉的市民阶层以“个人”至上的哲学观和生活逻辑，并由此而产生的为“日常生活”、“世俗化”的文学观念，与五四以来新文学所倡导的“启蒙/救亡”文学观念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了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在了实际生活中——后者从“启蒙/救亡”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民族危难关头的“是/非”、“进步/落后”;而前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现实生存中的衣食住行”。由此认识上的差异，导致后者对前者的鄙薄和怀疑，实属当然。

苏青的“结婚”、“续结婚”，都是对世俗生活的感叹和微小的思考，而不是站立于整个时代和世界之上的俯视和反省。《歧路佳人》中的符小眉和史亚伦，《结婚十年》中的“我”，都是为了世俗间的利益而时时刻刻开展着人生的奋斗。苏青是彻底站在“世俗化”的立场，让我们直面日常生活的真实，觉得人世间的事情，不过是“生活下去”^[20]——这种文学观念，与“五四”以来所一直提倡的为“民族”、“国家”、“时代”等宏大的口号是何等的不同，与“启蒙/救亡”这个新文学主旨又是有着何等的天渊之别。

正因为苏青他们自认为是“俗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也没什么神圣高尚的感觉”，“我相信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的。这正如功利派诸人所说，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21]因而才觉得，无论是创办刊物借用陈公博的钱财也好，个人与周佛海夫妇的私交也好，都是属于个人的“日常生活”范畴，只要自己做的事情没有违背良心、没有出卖国家，那么就没有什么过错。苏青说她投稿也好，办刊物也好，都是为了生活，而且理直气壮地宣称“三四年以来，我是一向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我也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过”;^[22]照她看来，她也罢，《天地》也罢，与“汉奸”二字，实在无法联系起来，因为她觉得自己一向离政治很远，“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23]她所写的文章，与政治丝毫不沾边，“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24]因此抗战胜利后，有人将她看做是“汉奸”，不但让她不解，而且让她颇感委屈和愤慨。

但是从“启蒙/救亡”角度来看，却完全不是这样。

沦陷伊始，大批的左翼作家、具有正义感的爱国作家以及怀抱强烈的“启蒙/救亡”文学观的作家纷纷离开。来不及离开的作家中，有相当多的受到迫害，许广平、夏丏尊、赵景深、陆蠡、朱维基、章锡琛等作家纷纷被捕或遭传讯，郑振铎、柯灵、王统照、唐弢等人隐匿于尘世，闭门隐居。依照左翼和“启蒙/救亡”的逻辑，在这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重大关头，文人不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更要有实际的行动参与到民族战争之中，要在“抗日—救亡”的文学旗帜下不屈地战斗。言外之意其实已经很明显:假如你不离开沦陷区到后方继续宣传抗战，也应该在沦陷区做着抗争之举(例如王统照、唐弢、师陀、孔另境等人就借用纯文学的伪装形式进行隐蔽的抗战宣传)，现在你们不但没有进行这样的活动，反而与日伪分子接触密切，难道不令人怀疑?由此推断下去，苏青和她的《天地》杂志的“中立”，它所倡导的“世俗人生”、“饮食男女”，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仅是暧昧不清了，更有“伪装”、“投降”和“自动缴械”的味道。

对抗战时期“文学立场”的认识，由此产生巨大分裂:承接着“启蒙/救亡”的新文学传统作家们认定，危难时期文学工作者当以“民族”、“国家”、“抗战”、“救亡”等为重，不应当计较个人存亡和私利，要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学战线;苏青、张爱玲等人却认为，人生当以“吃饭穿衣”、“饮食男女”为首要目的，在沦陷区生活的人们，只要不违背个人良心，可以自己安稳地过活，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阵营中去。

随着抗战的结束和新中国的成立，“五四”新文学中以“启蒙/救亡”为主旨的文学意识牢牢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更为要害的是，它逐步往“宣传”、“歌颂”等狭窄的方向靠拢，形成了“启蒙—宣传”、“启蒙—歌颂”的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苏青也好，张爱玲也好，这些以“日常生活”、“世俗化”为写作出发点的新市民作家，其受到的多年冷遇，实属必然。对于苏青来讲，她与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朱朴等人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污点，所受到的质疑和否定，当然也要更加严厉得多。

然而，世界的复杂性往往要超出简单的历史勾勒，个人选择的文学观也不应该被统一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之中。对苏青和她的《天地》杂志来说，拂去掩盖在他们身上的厚厚尘土和偏见，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对于看清一个时代、看清一个时代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实属必要。苏青已经离去，对于这些世间飞扬的尘埃，也不能多说什么，然而借用另一个经历了相似悲剧的作家梅娘的话来说:“人间的事哪有这么简单地评判”，“我们那时只是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只知道文学不是政治。文学就是说人间事”。^[25]在今日，用更为平和、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立足于“日常生活”和“世俗化”立场的作家，我们一方面要批判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暧昧”和错误，批评他们在民族大义上终究有“大节有亏”的地方，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不能忽视的;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文学就是说人间事”，还原他们的文学存在和客观地位，这也应当无可厚非。两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