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乱世中“人”的生存体验

对新市民小说作家而言，“生存”是第一要义，是这个世界中人生和文学的最基本的要素，而身处“乱世”的切身体验，更加加深了此种思想。作为“生存”的首要目标，便是“饮食男女”，是人的“日常生活”。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的体现，不在于它处，不在于此世界之外的任何一个世界，就在于普普通通的琐碎日子中。此种思想，由此与市民哲学更为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亦即建立在世俗化之上的个人主义成为普遍的人生观。就他们来讲，世界是由无数的琐碎事件构成，个人的存在是由世俗、物化而短暂的偶然组成，因而个人的生活和幸福是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实在，个人先于本质的存在，在乱世中对自我的保全不再是怯懦和可耻的行为，而具有正当和可敬的一面。因而在这些作家笔下，个人本体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认识成为一个共同的主题，个人本体价值得以确立和高扬。尽管我们也可以说，“人”的发现是五四时期的主题，但在这里值得区分的是，五四时期的“人”往往指向了与“社会”、“时代”相关的意识形态范畴，它究竟有多大程度是单纯指向“个人”，则需要好好考量。正如汪晖所言，在五四时期，“个人、个体和个位等观念成为较之国家、社会、家庭等集体概念更为重要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普遍相信绝对的个人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毋宁说，个人的解放是通往群体、社会和国家的真正解放的基本条件”。^[59]李泽厚则直接点明了，“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粹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了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60]因此只有当这种“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被迫远离知识分子的表述之中，也不得不从人们的日常视野中退却，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将五四时期“人”的意义从社会和政治的范畴中脱离出来谈论这一命题。如果说五四时期，“人”的意义往往与宏大的启蒙叙事联系在一起，那么到了沦陷区的上海，启蒙的话语已经远去，而救亡的话语又无法言说，只有“人”的主旨尚能畅谈，这个时候的“人”，才回归到了日常生活所建立的真实的世界中来。也正因为此，才使得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在这个时期的书写显得如此的有意义:这种对“人”的个体生存、欲望和幸福的重视，使得他们的作品中相对20、30年代的海派作家而言，显示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内容和人心世界。

市民哲学对于个体价值和生存体验的极端重视，导致了它常常仅止于现实问题和实际利益的品味，他们长于“日常生活”的表述，又止于“日常生活”的表述，无法进行超越自身现实生活层面的写作，妨碍了它获取更为广阔和深厚的人生思索和体验——这是在研究市民文化以及市民小说时不能不重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