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市民小说家对世俗人生的再认识

钱理群先生在谈及这个时期的文学时，对于为何会在1942年到1945年间出现如此庞大“饮食男女”、“日常生活”领域的言说，曾从“言”与“不言”的两难境地来谈论这个问题。他认为沦陷区的作者们面临着双重的压力，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不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精神要求，就会有文学，就会有人说话，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沦陷区也不例外。只是沦陷区作家更要具体地考虑，在异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什么是自己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什么是别人(当局)要自己说，自己不想说的话;什么是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说。因而对相当一部分沦陷区作家来说，“政治”既然不能说，风月(真正脱离现实人生，脱离政治的“纯艺术”)可以说，但自己却不愿意说与不忍心说，那么，能够说的，而且又愿意说的，便是“永久人性”与“日常生活”。这样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却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机与观念变化。^[57]

可以这样认为，在严酷的战争之后，劫后余生的人们会透过世俗人生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重新发现生活中最为永恒的生命基础，发现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不经意间所流失的最为基本、最为稳定和持久、最为实在的一面。对于这种日常生活中的重新发现，不但是战争无意间带来的对生命意义最直接的拷问，更是大多数沦陷区作家源于生命直觉的人生体验，“而这种关注和思考，对于沦陷区的作家来说，绝不是出于抽象的理论兴趣，而是对于‘战争’下的‘人’(个人与人类)生存困境的一种紧张探寻，它既是超越的，又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沦陷区作家的作品，从表面上看，是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但因为其对‘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的特殊关注，而同样成为一种‘时代的艺术’”。^[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