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日常生活逻辑消解宏大叙事

在新市民小说家中，无论是张爱玲、苏青还是予且、周天籁，在他们作品中都集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觉的、现代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和市民意识。对他们而言，通过这种对日常生活逻辑的认同和表述，不但能够借以消解新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更能从而将被以往所忽略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重新显现出来。

近年来兴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从史学的角度证实了新市民小说家们这种创作中以日常生活逻辑消解宏大叙事的历史必要性。按照日常生活史学者的观点，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倾向于“社会科学化”，即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热衷于勾勒发展曲线和构筑宏观框架，具有长时段、大跨度的宏观视野，着眼于“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力图从总体上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而这种对于宏观的历史眼光，最大的弊端是“见物不见人”，而抽掉了“人”这个内核，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日常生活史学者指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客观存在的“结构”固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人们的行为，但是个人毕竟保有“自由空间”和“选择余地”，“制度”所留下的这些“缝隙”是借以说明某些行为差异和社会矛盾的关键。在现实的生活中，个人与“结构”、“制度”之类“庞然大物”相距甚远，而家庭成员、邻里乡亲，甚至谈话伙伴却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日常生活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们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外在世界的，空谈“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39]

被日常生活史学者所批评的“宏观的眼光”的内在思想，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它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主流意识其实是一致的。就正统的新文学而言，作家往往为时代、历史、民族等宏大的主旨而忽略日常生活，尤其是对新兴的现代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缺乏描述和把握，并在观念上有意无意地排斥着以实利、经济、利己等为出发点的生活逻辑。如有学者就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提供了一套有关“纯文学”的话语，“这套有关‘纯文学’的话语实际上与‘启蒙’和‘救亡’的话语相辅相成”，“新文学”一方面有其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和传统的“载道”文学决裂，使“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以彰显的目标，前者作用于社会和公众，后者作用于文学本身，“所以在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之外，仍然有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在发挥作用……于是，追求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目标和‘纯文学’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文学’最复杂和最微妙的关系，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部的持续的紧张。在五四的先驱者那里，这两个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40]然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对日常生活逻辑而言，依然是另一个“宏大”的精神世界。这两者也都不是新市民小说家所选择的路径。实质上，假如将“新文学”对文学本身的审美追求暂且放置一边，我们便可发现，“(五四)中国新文学的宏大叙事只能以‘唤起民众’和‘改造国民性’为大任。先行者的激情已投向广袤而贫穷的乡村中国，可想而知，文学的首义便不再是个性诉求，而是如何将作家的艺术情趣纳入具有启蒙与救亡双重意义的革命话语体系”。^[41]正是为了与这种“具有启蒙与救亡双重意义的革命话语体系”有所区别，挖掘现实人生的意义，新市民小说家将艺术视线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文化和道德传统的规束，从日常生活的逻辑中完成自己的审美观照。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新市民小说中用日常生活逻辑消解宏大叙事的策略，不但是主流文学以外的“异数”，更在其中“有着主流文学不曾包容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手段。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未被正典化的历史命运，使得这些作品至今依然显示出某种前卫性和文化价值”。^[42]

正因为新市民小说家们继承着海派文人近代以来形成的“近商”传统，在身份认同上自觉从传统知识分子“经国之大业”的神圣角色朝着世俗化职业文人转变，并自觉接受现代市民阶层的哲学观念，将他们的日常生活逻辑和世俗化的处世原则作为真正的价值所在，坚信日常生活琐碎、平凡的过程才是世界的“真相”，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才显示出强烈的对“日常生活”本身重要性的呼吁，——白吉尔所说的“海派文化扎根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才在他们身上得以充分的体现。^[43]

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还在“俗”中透视整个日常生活和世俗化的本原，还有着内在的反省和距离，她从自己描写的人物存在中寻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但在苏青、予且等人身上，却不再有这样的情况。对于苏青和予且等人来说，他们对于世俗人生有着执著而基本的关切，对于日常生活的具体事项有着无尽的乐趣;他们的作品中或许缺少了张爱玲对于世俗生活的反省精神，但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在作品中显示出现代都市新一代市民独特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他们的哲学观和人生观，完完全全是实用的、利己的、自私的，他们的处世出发点，完完全全是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以现实生存为基础的。以苏青的话来讲，“我只实实在在的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44]同样的话，予且的说法则是，“我只替朋友解决事实，不解决理想”，^[45]“我们是人，人是被称为万物之灵的。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是可以有崇高的理想的。但有时为了吃一碗饭、爱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出来，想出来”，“有时因为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无暇顾忌我们的灵魂了”。^[46]也正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俗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也没什么神圣高尚的感觉”，所以强调“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的。这正如功利派诸人所说，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47]此种思想，与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意识相互一致，将“关切解决‘个人’在其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的思维”直接结合了起来，从而能够“从人的生活的现实和历史中去寻找生活的价值意义”。^[48]例如在苏青的小说中，无处不洋溢着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身处其间的乐趣。苏青和张爱玲一样，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也没什么神圣高尚的感觉”，这种市民的实利哲学和日常生活的意识，使得她在描绘女性这一性别时，形成了与五四时期强调的女性解放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与男性的区别，不在超越日常生活范畴的领域，而就在于此世界中，表现在两者于日常生活构成中不同的分享。因而她会说她见到那些动不动就号召“男女平等啊!一起上疆场呀!”的作家，觉得还不如写女性在行军途中月经来临时的麻烦更真实;她也反对五四时期宣扬赞同“娜拉”离家出走的腔调，并认定在整个时代尚未真正从实处解决女性生存处境问题的时候，宣扬娜拉出走，反倒是害了女性，“娜拉离开了家庭，便是‘四海虽大，无容身之所’了”。^[49]同时对她自己而言，投稿也好，办刊物也好，都是为了生活，她理直气壮地宣称“三四年以来，我是一向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我也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过”;^[50]照她看来，“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51]“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52]以其代表作《结婚十年》来讲，描写了女主人公在结婚前后琐碎的日常场景和典型的小市民生活，鲜活的语言和故事情节让人直接触摸到了生活的原生态。在她的叙述里，饱含着对生活的热切:一方面，她以大胆率直的语言，强调生活的原生态，将许多以往看来“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摆到了众人面前，公开言说着“精子”、“卵”、“小便”等等词汇，引发了轰动一时的“热点话题”，另一方面，她在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思维逻辑上，都与普通市民的观念一致，其小说和文章对市民关心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交友应酬、穿衣饮食、科学育儿等方面都切之颇深，娓娓谈来，仿佛作者就是生活中的朋友和玩伴，让人不觉得有任何隔阂——以至于张爱玲要说“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正因为苏青这种大胆与亲切相结合的文笔，这种有趣与实用相映衬的风格，使得她在新市民小说作家中别树一帜，也使得她的《结婚十年》在40年代的上海洛阳纸贵。

而另一位新市民小说作家予且，他与苏青一样，对日常生活充满了热切的关注，尤其将焦点集中在家庭婚姻、夫妻关系上。照他看来，人生之道“与其好高骛远，莫若先治其家”，^[53]强调一个人在世上要想过愉快生活，一定要将附于他的一切东西，处理得宜，有条不紊，尤其是家庭和婚姻，“如今，婚姻已经成为生存手段，焉得过事挑剔，来关闭自己幸福之门?”^[54]并从世俗化的观点出发，又强调在婚姻生活和夫妻关系中，要想得到实在的幸福，还必须有经济的基础——“固然要有一个生理的基础，但经济的基础尤其来得重要，夫妻有了柴米，而后可以谈爱情，生男育女，增添家庭幸福”。^[55]这种观点，已经直接将人生中最具浪漫色彩的“爱情婚姻”还原到日常生活的状态来。在予且所有的写作中，世俗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意识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常常以其作为对抗各种神圣性和宏大叙事的理论依据，为市民阶层的世俗人生寻求哲学意义上的立足点。

在新市民小说家这里，作者大多是以自身的生存作为对待这个世界的第一准则和至高的目标，他们基本都是围绕着“人性/人的世俗性”这一问题展开，将这一特性高高置于“启蒙”、“救亡”、“民族/国家”、“文以载道”等等意义之上。这种强调本身，又恰巧正与对日常生活历史的重视不谋而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市民小说通过日常生活逻辑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不但顺理成章，更有效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们“从物质生活中发现生活，从人性的黑暗中感受黑暗，如此张扬个性的手段确是对‘五四’话语作出的一种反驳”。^[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