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旨在自我维护的活动”的日常生活及其审美方式

在阿格妮丝·赫勒看来，日常生活是“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它属于“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划分为对象世界、习惯世界和语言三个组成部分，它们具有重复、规则性、符号系统、经济化、情景性等共同特征，受到如实用主义、可能性原则、模仿、类比、单一性事例的粗略处理等同质图式的支配，而没有进入诸如科学、艺术、哲学等“自为的”类本质活动领域。然而世俗化的生活具有诸多实在的意义，日常生活意识不但以实利主义的形态呈现，更是根植于“实用的和经济的结构之中”。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的呈现关系中，反映着“我们的日常思维和日常行为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水平上所做的一切都以可能性为基础”。^[26]这就从根本上给予了“日常生活”的地位以形而上的认同，从而也从根本上使得人们相信，“日常生活”不但具有现实生活的合理性，更具有形而上的合理性。人们的生产、生活、认知、发展以及精神归宿，都可以由日常生活而得以解决，无需再特地寻求此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

现代哲学的普遍趋势是回归生活世界，因为“只有人才有生活，人也只表现为生活，离开了生活便没有人，离开了人也无所谓生活，生活即人的现实或现实的人”，^[27]因此回归生活世界实际是向人的现实或现实人的回归，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化，是人的观念的根本变化，也是由抽象的人走向生成的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世界是人的生活世界，人与世界是生活关系，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理论的又有实践的，既有道德的又有审美的，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这就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不只是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而且包括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人因而便不会为占有欲所占有，不会沦为物的奴役……人无需武断或抽象地设定自己的本性，也不用与外在完美世界的关系来说明人之行为的意义”，^[28]因为人在世界中，在日常生活中，“人的现实世界——生活世界——就可以确立的人的自尊”。^[29]现代哲学之所以回归于日常生活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它是一个非认知性的、主客未分的、“最能体现世界之生活性的世界”，它也最现实，最“实在”或最具有普遍性，因而回到这样一个世界，“最容易说明生活世界之奠基性、本根性”。^[30]因此，现实的生活世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是走向全面的人和更加丰富的人的过程。

同时，正因为日常生活意识将“生存”和“世俗生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素，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和民族国家的大统一意识中分离出来，使人类的生活本身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意义，因而才得以对以往过于贬低日常生活的哲学观进行了必要的反驳。在阿格妮丝·赫勒的观念中，“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旨在自我维护的活动，开始同旨在整体维护的活动分道扬镳，毫不奇怪，日常思维愈来愈转变为纯粹个人行动的认识基础”，^[31]作为“个人”的人开始意识到，个人的精神世界并非仅仅依附于“旨在整体维护”之中，而同样依附在作为“个人”的生活本身之中，因此要关注个人的日常意识，亦即关注“关切解决‘个人’在其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的思维”。^[32]因此在赫勒这里，不但日常生活成为独立的社会空间，日常生活意识也越来越成为独立于传统哲学意识的精神空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发展，其商品化、交易意识、工具主义等思想也不断渗透到人类的经验和意识之中，在建立在“个人”意识之上的“日常生活”才能在价值领域获取越来越高的地位，“它不仅和国家、民族等维护整体、代表普遍利益的利他精神相对立，也是与文人精神、追求超越和形而上的思维的倾向相区别”。^[33]这种精神空间，其实质与黑格尔所言的“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达到目的的手段”^[34]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他所言的“私利”与“现实”有着极大的相似点。在黑格尔这里，“日常生活”直接指涉到了反“普遍利益”的作用。在那些独立于“民族—国家”的领域，在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和不能被国家所取代的生活领域，人们都在市场法则的规定下正当获取自身利益，并由此而获取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35]“日常生活”不但首肯了人类追求私利的自由和可能，更认同了人类追求私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而在另一个学者列斐伏尔的眼中，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更隐含着深刻的内容。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偶然小事，一方面则是更为丰富的社会事件，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才能揭示简单事实的丰富社会内容。他认为，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日常生活通常被视为一种烦琐无奇的、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特别是哲学经常从一种纯粹的思想高度，而同日常生活中的混乱一团的、异想天开的现象一刀两断，对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经常是不屑一顾乃至于弃之如敝屣。这种纯粹思想与日常生活感性世界的截然分开，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共同的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实现出来;日常生活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得以萌生与成长的土壤和滥觞，也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地、纽带与共同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通过日常生活小事实现的，社会的本质依存于人的日常生活小事，社会关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和实现出来的。

更为关键的是，从文化视野来看，这种“日常生活”具有审美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之中，不但“大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具有审美的意义”，更使得我们整个社会都处于“审美化的商品世界中”^[36]——精神活动与日常生活的鸿沟由此才有可能得以填补。

在鲍德里亚的观点中，艺术对现实的否定能力、艺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以及艺术作为比生活更高的价值体系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现在“一切事物都趋于审美化”，“世界上一切琐屑的事物都在审美化过程中转变”。在此种意义上，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务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以归于艺术的记号之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艺术无所不在。所以说艺术死了，不仅仅是因为对艺术卓越超凡的批评已经消逝，而且还是因为现实本身已完全为一种与自己的结构无法分离的审美所浸润，现实已经与它的影像混淆在一起了”。^[37]这种审美与现实本身的紧密结合，使得所有对日常生活本身的表现都有可能登上艺术的殿堂。任何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和描绘，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都可以成为典范之作。

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倾向，还有着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以审美形式表现日常生活的倾向，与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是有联系的。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坍塌了，被商品包围的高雅艺术的特殊保护地位消逝了。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38]依照此种观点，新市民小说家们在打通“雅/俗”之间所做的探索实践，也可以由此得到一种理论上的支持:新市民小说家对“雅/俗”所做的沟通，不仅仅是以往所认为的“高/下”、“经典/大众”之间的融合，更是对“高雅”和“经典”的一种反驳，是将“高雅”、“经典”的意义进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然，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家来说，他们或许并没有这种理论上的自觉认识，然而他们的实践却显示出了这种将日常生活理论化和审美化的意图。这种意图在他们的作品和小说理论中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体现，至今依旧给人不少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