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存:写作的现实顾忌与市场诱因

同时，从作者的角度来考察，这批滞留于上海沦陷区的作家们面临着实实在在的生存考验。从基本生活的层面来说，沦陷区的生活压力迫使作家们不得不考虑到自己作品的出路问题，即市场问题，亦即苏青所宣称的“为了赚钱，至少也想靠此维持生活”。^[10]更为严酷的是，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和日军对文化人采取的强硬措施，使得这些作家不得不考虑到个人生命安全，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写作和言论。

战争首先造成了经济的衰败。淞沪一战，上海工业遭到空前破坏。战前上海工厂多达7000余家，其中华商工厂约为5200余家，战后不久，据不完全统计，因战争而遭到全部毁坏者，约占60%～70%，直接损失在8亿元以上。^[11]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第二年3月，有83家“敌国”企业、15家“敌国”银行被日本军强占。至1942年2月，租界90家华商企业被“委托经营”，33家被迫“租赁”，16家被收买，华人在洋商银行的存款和积存洋商仓库的货物被全部冻结。随着战争的深入，日军对上海的搜刮变本加厉。1942年3月27日，日军对上海进行广泛的物质控制，规定包括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木材、煤炭、医药品及医药器材、米与小麦、杂粮、面粉及其他食粮品、纸类等18种物质为统制物资，并规定非经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发给的许可证，一律禁止移动和使用。^[12]1943年3月19日，“上海特别市政府”转发汪伪国民政府的《战时物资引动取缔暂行条例》，又把统制的物资扩大到烟草、糖、蜡烛、火柴、肥皂等民用品。更为残酷的是，1942年6月30日起，日伪上海市政府对市民实行计口授粮配给办法，“大口每日配米六合，小口三合”;随后又宣称，不管大小人家，“一律以三合计算配给”。^[13]1944年，汪伪政府的“米粮统制委员会”从各地强行收购25.4万吨大米，“沪宁两市市民户口粮均无着落，常常迟配或停配。广大市民陷于饥饿死亡之绝境”。^[14]1943年之后，配给粮由最初的米变为糙米、玉米、六谷粉等杂粮，“从早到晚，人们在指定的供应点前大排长龙，争夺打斗无日不有。……上海的街头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因饥饿而倒毙的人”。^[15]上海市民的生活与战争之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抗战爆发后，到40年代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急。……以上海1936年生活费指数和实际工资指数为100%，1937年物价上涨为128%，年底，上海市除租界成为‘孤岛’以外，几乎完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到1941年上海沦陷区生活费指数上升到871.9%，而实际工资收入指数(购买力)下降为53.6%，只有原来的一半。”^[16]陶菊隐曾以亲身体会描述当时的困难情景，说除了米价高昂，日伪还严格控制煤、油、电、车，不少市民只得将门窗坐椅拆了当柴烧，“他们自我调侃地说:‘我们是在执行四光政策:吃光、当光、拆光、烧光’……到了这时候，上海市民不但饱尝米珠薪桂的痛苦，而且入门无灯，出门无车，日子越过越难了”。^[17]

对这种现象，可以从很多作家的文字中找到对应。例如苏青因而曾经感慨道:“自生活费高涨，一天不如一天以来，似乎有许多人都杂嚷着脱下长衫了”，^[18]又为自己被别人称作“犹太作家”、“小气作家”辩解说，自己主要是因为经济拮据，“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人都归我抚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19]潘柳黛则说:“我吃文化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的感受，就是这碗饭越来越不容易吃。……提高稿费，固然是急不容缓的，但‘财货两交’也是应该予以提倡的，因为现在物价直线上升，瞬息千变。”^[20]当时还有漫画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现状，画的是一个无法写作的文人，题外话是“稿笺也买不起了，饿着肚子，如何写得出文章来?”^[21]由此可见当时包括作家文人在内的上海市民的艰辛。更加让人不得不顾忌的是，日军占领者对“异己”分子采取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大肆逮捕和杀害抗日文化人士。“上海的外国租界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但充满着恐怖气息的战场。”“在他们决定处决的黑名单上，仅1941年间就列有七名外国记者和80名中国记者。暗杀风潮此起彼伏:1938年六名记者遇刺，1939年到1941年间20名被暗杀……恐吓邮件携带着被砍断的手和手指寄到报社，被害者的头颅被悬挂在路灯下示众，或被扔进路边的排水沟里。”^[22]借用魏斐德的话来说，“日本敌国的统治是严厉的……日军的占领使上海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23]因此，日本占领军对具有抗日言论和倾向的人监禁乃至屠杀，是每一个处于上海沦陷区的作家必须面对的血和恐怖的现实，“而这类随时可能发生的现代‘焚书坑儒’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与心理伤害是非亲历其境者所难体会的”。^[24]这些恐怖主义行为，使得身处险境的沦陷区文化人不得不谨慎对待自己的日常言行。这也是造成1942年至1945年之间上海作家投身于离战争意识形态有一定距离的市民小说创作的原因之一。

另外，原有的读者和市场机制还延续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但并没有被战争而完全割断——此种具有深厚历史基础的积淀也不可能瞬间被割断。《万象》主编陈蝶衣对杂志销量的描述可以对此略见端倪:“这实在是太使人兴奋的事，本刊的销数，由五千递增到两万，现又突增至三万五千”，对于《万象》如此受大众欢迎，陈蝶衣忍不住要在1942年10月号的杂志上自豪地宣称，“《万象》自出版到现在，虽然还只有短短的一年余历史，但拥有的读者不仅遍于知识阶层，同时在街头的贩夫走卒们手里，也常常可以发现《万象》的踪迹，这可以证明《万象》在目下，已经成为大众化的读物”。^[25]

正是由以上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就了新市民小说蓬勃于世的外在机缘，使得新市民小说在当时的上海能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