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沦陷:上海作家的流失和写作领域的空出

现今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上海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最为明显的事实就是，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的“治外法权地”彻底消失，旋即而来的是严厉异常的文化控制。12月9日，日军查封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五大书店，检查库存书籍，规定严禁出版发行的条目，《大美晚报》、《正言报》等二十余种报刊被查抄或勒令停刊;12月26日，日军一天之内查封8家进步书店和出版社。与此同时，日军对上海爱国文学家的迫害也紧随而来:许广平、夏丏尊、赵景深、陆蠡、朱维基、章锡琛等作家纷纷被捕或遭传讯，郑振铎、柯灵、王统照、唐弢等人隐匿于尘世，闭门隐居。群众性的文学活动也基本迫于形势而停止，如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和忌日的集会活动，以及活跃在“孤岛”时期的戏剧演出活动，等等。迫于这样的形势，大量的上海作家纷纷流亡。有人评价说:“如果说，‘孤岛’时期还有一批作家在上海进进出出的话，那么到了沦陷时期，上海作家几乎是只出不进。”^[3]——新市民作家的代表之一苏青对此的说法是“这时候上海已成为沦陷区，所谓正义文人早也跟着他们所属的机关团体纷纷避往内地去了”。^[4]当时还有人认为，“如果文坛从前真存在于上海，则‘八一三’后分而至于香港、广西、云南、四川、陕西……”^[5]新文学阵营的明显萎缩、新文学作家群体的集体流失，对上海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幸之事，但上海文学却因此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发展途径，为传统的通俗文学以及即将勃兴于世的新市民小说腾移出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新的作家群体在沦陷区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柯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在短短时期内就名扬上海滩的原因:“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了断”，“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6]——这原因对沦陷时期的任何一个由此而享誉文坛的新市民小说作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新文学的暂时退潮，不仅仅为沦陷区通俗文学和新市民小说提供了发展的市场，更重要的是，这去掉了压抑在它们头上的蔑视色彩，使它们在这一时期，获得文学品味上的自由发展和文学观念上的自我认同。

从文化政策管理方面来讲，日本占领者一方面要严格控制文化市场，借以推行他们的“王道”文化策略;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则看到“王道”文化策略的失败，二则也需要一些文化“繁荣”的假象来装点门面，所以开始鼓励创作那些粉饰太平、回避现实或者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正如日本当时的文化官员龟谷利一所说:“为使一般的大众参加到和平建国的阵容里来，而用了直接的命令和片面的议论是不大得策的，我们宁可不去讲理论，而把安慰和娱乐赠与他们，然后慢慢地使他们理解我们的主张。”^[7]基于这样的策略，对于当时的通俗文学作品，只要不涉及抗日、政治等敏感领域，日军并不过多干涉，因此陈蝶衣主编的《万象》、周瘦鹃主编的《乐观》、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等杂志得以继续发行，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小说占据了当时出版市场近半壁江山。从主观上来说，此时的文化出版物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大多也有意回避政治、避免与侵占者正面发生冲突，提出的口号多是“不谈政治”、谈谈“日常生活”、谈谈人生的“味道”等等，显得颇为“中立”。例如，《大众》月刊的“发刊献辞”明白了当地宣称:“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8]而《小说月报》则在征文简约中说明“凡攻击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响地方治安者，虽佳不录”。稍后一些出现的《天地》出版杂志，苏青在发刊词中也说道:“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的有味道耳”，“《天地》乃杂志也，杂志两字，若顾名思义，即知其范围宜广大，内容须丰富，取一切杂见杂闻杂事杂物而志之，始符合杂志之本义”，“既不谈抽象深奥的大道理，也要求率性而发，重在趣味，讲究谈个人生活。”^[9]大量涉及市民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的文字在这些出版物上得以陆续出现，并形成了一枝独大的局面。当然，倘若要细分，这里面也有着不同的情况:包括《天地》、《古今》等在内的一批杂志得到了日伪政权的财政支持，尽管其在具体操作上力图保持“中立”的态度，在文章选取上也尽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但在客观上，这类杂志却起到了为日伪政权粉饰太平的作用;《大众》、《小说月报》、《万象》等杂志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商业化运作而发展起来，因此它们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更具有独立性，与前者有所区别。

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普通的市民一方面对日伪政权的宣传和那些“汉奸文学”感到厌烦和排斥，但同时也需要一些符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读物”来填充日常的文化需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这个“中间地带”或“空白区域”刚好由两种文化读物来填补:一是传统的通俗文学，例如武侠小说、社会/言情类通俗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掌故小说等等，以及清谈忆旧、表现生活琐事意趣的文章;另一种则是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和热爱新文学的市民已经逐步形成了新的文学审美趣味，他们虽然依旧喜欢传统的通俗文学，但也渴望能得到传统通俗文学之外的新的文学样式，对他们而言，这种文学样式最好能介乎于两者之间，既能保证通俗文学趣味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正是这种需求，成为后来上海新市民小说发展的强大的市场推动力。前一种文学读物，以周瘦鹃、陈蝶衣、包天笑、顾明道等通俗大家为代表，而后一种文学读物，则以张爱玲、苏青、周天籁、予且、丁谛、施济美等新市民小说作家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