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市民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和理论建设
除了张爱玲，新市民小说作家中的予且、丁谛、周楞伽、谭惟翰等人的作品也具有融合新旧文艺、沟通雅俗文学的特点。这些作家尽管在艺术成就上未能达到张爱玲的程度，然而他们依旧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新旧、雅俗、中西的沟通和融合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建设上贡献出不少的成就。
新市民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予且，其小说被人称之为“亦新亦旧”。说他“旧”，是因为其作品中有着很多旧派市民小说的影响;说他“新”，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又包含着不少新文艺的影子，有着不少现代市民意识的渗透。在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中，一方面将其《浅水姑娘》放在“通俗小说卷”中，另一方面又将其《伞》等短篇放在“新文艺卷”中，这无意中也证实了予且“新/旧”相交的特点。从“旧”的方面来说，他大多以市民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故事为题材，带有比较强的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和叙事方式。在参与《万象》开展的“通俗文学运动”讨论中，予且就极为赞赏“俗”的一面，认为通俗文学的“通俗”是与“浅薄”、“低级”、“平凡”、“粗陋”等是不同的，有着本质的区别，“通俗”在于提供给读者“兴趣”和“温情”，而不是“刺激”和“色情”，通俗文学写作要“就一般人心中所有的材料，选择一种形式，用他的技巧写出来使大众喜欢接受”，“通俗不单不浅薄不平凡，而且还要不粗陋”。况且，在他看来，“什么叫低级趣味?就很难有满意的答案。拿‘食’‘色’两项来说，就是人生有趣味的事，请问这是低级趣味，中级趣味，还是高级趣味呢?这是人人都有的，而且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项上得到满足更为有趣。……我们又怎样去定趣味的等级?就趣味本身来说，只有所谓的浓厚和淡泊，更无谓‘高’‘中’‘低’”。[57]予且的学生谭惟翰曾经对予且有一个评价，认为他的小说“多风趣，通俗，不迷信题旨，描写平淡，注重心理分析，用力在别人所不留心的琐事上”。[58]这种评价从另一个角度也印证了予且小说中较明显的“通俗文学”的痕迹。
予且的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大多坚持了传统白话小说中凸现叙事主体的策略，“讲故事的人”站立在一个比较显目的位置，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后。在其长篇小说中，甚至采取了章回体的传统模式，在各章回的承接之间，使用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既有方式，并非常重视传统小说讲究的“悬念”、“包袱”等技巧。然而，从“新”的一面来讲，予且又充分吸收了新文学的种种优势，不但将新文学中的技巧结合到自己的作品中，更吸收了近现代以来形成的西方市民意识，吸收了西方关于“物质在社会发展中的合理性”思想。他曾在《我之恋爱观》中坦诚自己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看了好些本关于恋爱理论的英文书，尤其是关于精神分析方面的”。在他的小说中，不少地方有着这种潜意识对于人物行为影响的描写;而这种对于主人公内心思想细腻的刻画，在传统市民小说中并不多见，只在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中才有这种对心理活动的刻画逐步地重视。从思想意识来讲，在他的作品中尽管洋溢着“旧”的情趣，但现代市民意识毕竟开始占据一定地位，形成了支撑他作品的一个重要观念。如在予且的人情世态小说中，“物质”和“利益”成为衡量情感的重要标准，对于“物质”在推动社会和家庭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予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仅如此，予且还将“物质”作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看待，极力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趣味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对都市“物质”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在“人”与“物质”的关系中间寻找到“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依据意识，尽管有着古代市民阶层中的“实利”思想，但更多的是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具备的市民意识，它不仅仅是将“物质”作为人的生活工具来看待，更旨在于在“物质”本身中看到人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有论者从这一点出发，认为予且以“物质”为切入点，反映出了上海现代市民“以实用的、功利的和可能性的思维逻辑来描写和反映上海市民阶层的人物和生活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集中了海派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反映了市民阶层接受现代启蒙的特点”，“更为强烈地揭示出‘财富决定了市民阶级并给予了地位’……的都市法则和都市市民哲学”。[59]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切中了予且小说思想的关键。
重视新文艺的艺术观而同时又强调通俗趣味的另一个新市民小说家丁谛，更是将这种“俗”的趣味提升到了“时代的思想表现”的地位来看待。一方面他站立于新文学的立场，接受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诸多观点，在自己的写作中更多地以新文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认为“文学反映时代。……每一个时代文学都代表着人类的希求，人类的呼声，人类所布满于实际而求更进一步的开展。……文艺的进展，一方面承接着过去的文艺路线;过去的文艺工作的累积，是现代文艺的摇篮，这是一切文化的老例，文艺进化，亦复如此。但是，文艺所以异于一般，文化者，在更有‘创化’的性质。它所步行的速度不但追得上一切文化，而且，接受时代的敏感比一切强”，[60]然而同时他也强调“通俗”趣味的一面，认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现方式，因而不能全然以同样的判断标准来对待不同时代的文学，通俗的风格是与时代和社会同步的，是一种基于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隐秘”的意识形态，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倾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都有一种思想的表现，虽然各人的思想未必竟同，有超过时代者，有时代落伍者，有迎取现实者，有躲避现实者，然而，无疑地生长在同一个社会中，基于同一个外缘的刺激，必有多数人的思想相契合，他们不能代表全体，但是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重要倾向。……根据这重要的趋势，伴随这思想意识，有一种更神秘隐藏难见的东西，这是通俗的风格。”[61]基于这样一种文学观和世界观，在他的《前程》、《长江的夜潮》、《免费旅行》、《变》、《春灯》、《式微》、《老少年》、《笼中鸟》、《蓝森林》等小说中，不管是在小说技巧还是思想意识上，无不有着这种雅俗交融、新旧相陈的体现。
在周楞伽的身上，同样可以找到新旧艺术手法的交融、新旧创作领域的开拓、新旧题材的互通、新旧思想的共存等特征。他在创作手法和思想意识上，更显示了将鸳鸯蝴蝶派与新文艺相结合、将市民立场与救亡思潮有意识地相结合的企图。与丁谛等人相比，“周楞伽在这群人里是‘老资格’，他20年代末期便开始写作，著作甚丰……偏重于通俗性暴露作品”，他是将进步思想凡俗化、大众化，而以市民熟悉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使之能为一般市民读者接受和理解、感到亲切”。[62]一方面，周楞伽在自己的创作中明显带有“为社会”和“为人生”的意识。在谈论自己的写作观时，他认为“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反映现实生活，我们甚至还要求通过他们的主观作用，给读者以未来的光明的预示”。[63]但另一方面，他在强调“为社会”写作的同时，并不排斥市民趣味，试图在作品中融合市民小说的模式、技巧和思想意识。他理解并接受市民阶层的伦理道德，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将其与新文艺中提倡的各种思潮进行自己的重构。在他看来，新时代中的人们尽管可以保留着传统的思想，也可以有着种种缺陷，但在民族大义、文明素质、道德和修养等方面，应该向新文化、新思想靠拢，使之能适应未来新生活的要求。由于这种认识，他的小说中进步的思想往往是和市民趣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在长篇小说《漩涡时代》中，周楞伽一方面力图用通俗的文学手法讲述故事，同时也力图将他关于文学要“为社会”的创作观、对现代都市社会批判的思想输入小说中，使这部小说一方面承接着“鸳蝴派”的技巧模式，充分体现了市民小说中紧张、有趣、好看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左翼作家对社会的批判立场。正是因为他将进步思想与市民趣味相结合，将左翼的进步思想与市民大众化的要求相结合，力图用市民阶层所能接受的方式来表现，使之能够被市民普遍认可，从而使得新文学的思想与市民文学的趣味相容互补，使得读者能够比较轻松地理解新文学，所以才使得他的作品体现出新旧杂陈、亦新亦旧、或新或旧的趣味。
还有一位新市民小说家谭惟翰，也同样显示出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兼容，现代与古典的并陈”的意蕴。[64]谭惟翰曾说，自己“是一个有多方面兴趣的人，平日里什么都写点，在我是一种尝试”。[65]并认为，“我以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成小说，好坏是作者的观点、修养和技巧的问题，至于作者愿意顾及情节或仅写些身边琐事，我们都不必去管他，只要处理得当，一样可能成为‘名著’”，“就我个人看来，‘通俗’决不是‘庸俗’的意思。能在通俗中去求精华，才是高手”。[66]这种观点，至今看来依旧是客观而有价值的。
有学者对谭惟翰的小说艺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作为小说作家的谭惟翰……还坚定地让人相信他走着予且相同的路，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兼容，现代与古典的并陈，显示着他把握新市民生活的出色身手。……作者自然还年轻，阅历难称渊博，然而他已经相当直觉地向读者拉开了他身居的这座城市的真相，倾诉着这座城市的悲情。”[67]
这种评价，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谭惟翰等新市民小说家的艺术特色所在: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在大众趣味和艺术中、在精神追求和生活价值中寻求合适的平衡点。他们既要高雅的艺术，也要通俗的趣味;既要强调人在世俗生活中的诸多价值和思想意义的合理性，也要挖掘、批判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平庸和堕落的一面;他们既反映了现代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新型市民谋求自身社会文化地位的意图，也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具有的世俗化心态和市场化企图。
新市民小说作家的代表还有苏青、潘柳黛、丁谛、周天籁以及东吴系女作家群，对他们的创作情况和艺术成就，在本书的下篇中分别有专章论述。
不过要认识到的是，新市民小说家这种“雅/俗”、“新/旧”的跨越其实是作家的写作在与市场、读者之间不断的调和与妥协中慢慢形成的，也正是由于他们能在写作本身与读者、市场之间获取一种较为理想的平衡，才使得它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市民小说范本。范智红先生曾说，“经历了20、30年代上海文化市场的初步发育，以及在沦陷时期特殊的文化生活环境，上海作家对于读者效应问题有更自觉的意识。即便如苏青、施济美、潘柳黛以及汤雪华、予且、柳雨生等笔下纯粹的婚恋故事，都不是所谓对于‘肉欲的自然主义描绘’，而是有着切近普通市民的社会化生活的内容”，[68]“上海作家的埋头写作，低头卖文，是更近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影响到了他们作文的思路，即因为充分考虑到文学市场的作用，考虑到读者效应，他们在叙事的策略和风格上有着与北方作家较大的区别。既要赢得读者和市场，又要保持自己的格调，在这场文学角力游戏里有着‘海派’的智慧和价值观。这是一种文学观，其实何尝不是一种人生观。正是因着这种趋向成熟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为新文学史提供了一种独标一格的叙事风范和代表了这种风范的熟练的或是天才的作家”。[69]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沦陷区的上海作家在政治高压下丧失了启蒙与救亡的话语固然不幸，不过正因为此才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心态来探索内在写作需求与外在市场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作家自觉地在写作行为中有意无意地对读者和市场的需求进行调和、妥协，才使得作品打破了“雅/俗”之隔阂、“新/旧”之界限，突破了既有的艺术桎梏。在文学市场的需求决定中，“雅/俗”、“新/旧”本来对峙着、老死不相往来的僵持关系开始融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认同于市民阶层趣味、在创作手法上介乎于“雅/俗”、“新/旧”之间的小说样式，在60年后的今天，依旧洋溢着顽强的生命力。今天的“张爱玲热”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当代以描写市民生活著名的池莉、张欣、王海玲、海岩等作家的作品被广为流传阅读，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这些作品中浓厚的日常生活意识、表现市民日常生活的故事和场景，无不与20世纪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有着剪斩不断的关系和相似之处。
【注释】
[1]孔庆东:《超越雅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
[2]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创刊号，1947年。
[3]王文英主编:《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4]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礼拜六”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模糊的概念。如张恨水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认为:“我毫不讳言地说，我曾受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以为鸳鸯蝴蝶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进步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远胜鸳蝴派。”(张恨水:《我的总答谢》，《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茅盾则说:“我以为在‘五四’以前，‘鸳鸯蝴蝶’这名称对这一派的人是适用的。(何以称之为‘鸳鸯蝴蝶’，据说是他们写的‘爱情小说’，常用‘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个滥调之故。)但在‘五四’以后，这一派中有不少也来‘赶潮流’了，他们不再老是某生某女，而居然写家庭冲突，甚至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了，因此，如果用他们那一派最老的刊物《礼拜六》来称呼他们，较为合适。”(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范伯群则认为:“将民初写言情小说的称为‘鸳鸯蝴蝶派’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一名称无法负载社会、黑幕、侦探、武侠等众多题材，而‘礼拜六’倒似乎是可以包罗万象的，取其消遣、娱乐功能，‘一揽子’塞进这个大筐子。但是，在现代文学史中却不用‘礼拜六派’，而是通用‘鸳鸯蝴蝶派’，约定俗成地用‘鸳鸯蝴蝶派’来涵盖一切……似乎就狭义而言，是指言情类的通俗文学作品;而就广义而言，也可用来指谓一切娱乐消遣类的作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袁进在对其外延和内涵的演变过程进行阐述时认为:“‘鸳鸯蝴蝶派’最早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家批判民初小说家的小说创作时，用以概括这些创作的名词。这一概念的范围不断扩大。最早，它指的是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创作的骈文小说。后来，它又包含了民初小说家创作的文言小说和白话章回小说。1949年以后，‘鸳鸯蝴蝶派’作品目录几乎包括了除新文学作家创作的小说之外的所有通俗小说，无论它是色情的还是严肃的，也无论它是传统的章回体还是新式的章体、日记体、书信体。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当年新文学作家如茅盾等人批判‘鸳鸯蝴蝶派’时，给它的定义是‘游戏的消闲的趣味主义’文学。这一定义实际上不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定义，而是商业化社会中通俗大众文学的定义……所以‘鸳鸯蝴蝶派’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谈不上是一个科学的‘文学流派’的概念”(袁进:《小说奇才张恨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
[6]王文英主编:《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7]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8]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226页。
[9]姚玳枚:《想像女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0]姚玳枚:《想像女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1]《鲁迅书信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44、619页。
[12]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13]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4]如赵毅衡认为，民初的传统小说只是晚清小说高潮的余波，几乎没有重要作品产生，并且将这一时期的传统小说归入晚清之中(见《苦恼的叙述者》，第12页)。吴福辉认为，近代老的商业文化舞台，经由小说传出的是“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媚俗声调，这时“鸳蝴”顽强地保持它与旧文学固有的联系，抓住任何一个历史转折时期都会残留的大众滞后的文化习惯(见《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一章，“在商业文明吹拂下”)。
[1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三节。
[16]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
[17]姚玳枚:《想像女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18]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19]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四，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20]王朔将此种“金庸风格”贬之为“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此言稍嫌偏激。见《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1日，王朔《我看金庸》。
[21]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四，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22]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23]晚清社会言情小说《广陵潮》(1909年刊行)对这些小说的影响巨大，不过因其描写的篇幅多放在扬州地域上，因此多数学者将之置于“明清时期扬州小说的发展轨迹”中来讨论。
[24]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5]祝君宙:《上海小报的历史沿革》，《新闻研究资料》第42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并参见范伯群:《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6]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27]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小说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28]华严:《说白·新旧文人(一)》，《小说日报》，1940年11月18日。
[29]沈宝珩:《论文派》，《上海报》，1930年8月5日。
[30]赵谨慎:《十九年度的吾国小说界》，《上海报》，1931年1月1日。
[31]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32]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539页。
[33]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34]《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72页。
[35]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36]上海市总工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7页。
[37]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38]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9]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40]姚玳枚:《想像女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41]张资平:《文艺史概要》，时中书社，1925年版，第73页。转引自: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
[42]姚玳枚:《想像女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43]叶灵凤:《未完的忏悔录》，今代书店，1936年版，“前记”。
[44]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45]孔庆东:《超越雅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46]陈思和:《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文汇报》，1995年9月24日。
[47]来凤仪编:《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8]来凤仪编:《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9]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50]《女作家聚谈会之发言》，《杂志》，1944年4月。
[51]张爱玲:《金锁记》。
[52]张爱玲:《金锁记》。
[53]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5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55]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56]静思编:《我看苏青》，《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
[57]予且:《通俗文学的写作》，《万象》第2年第5期，1943年。
[58]谭惟翰:《记予且》，《天地》1943年10月10号创刊号。
[59]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26页。
[60]丁谛:《文艺创化的动静》，《小说月报》第32期，1943年5月1日。
[61]丁谛:《通俗文学的定义》，《万象》第2年第4期，10月号。
[62]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63]周楞伽:《卅二年度上海短篇小说》，1944年《文潮》第2期。
[64]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65]谭惟翰:《我们该写什么》，《杂志》第13卷第5期。
[66]谭惟翰:《我们该写什么》，《杂志》第13卷第5期。
[67]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68]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新文艺小说卷(上)》，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范智红，导言，第7页。
[69]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新文艺小说卷(上)》，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范智红，导言，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