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爱玲的“雅/俗”融通与“新/旧”结合:新市民小说的艺术典范

作为新市民小说家的翘楚，张爱玲最能代表这个群体。她的作品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上不但远远超越了旧派通俗小说，更超出了同辈作家，可以说是新市民小说在这一时期所能达到的顶峰。她的作品，“比起那种专写亭子间嫂嫂、白相人阿哥、拆白党、姨太太等等城市丑恶大展览的石库门风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磅礴大气;比起那些专写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虹灯下头晕目眩的新感觉小说，显得充满历史感的深沉;比起老舍、张恨水笔下相对静止的旧式市民社会写真，又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46]更为关键的是，张爱玲的作品中集中体现出了他们这批作家充分认识到现代都市中人的世俗性、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与宏大的神圣价值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并将前者作为世界的本原和真相，因而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第一次真正将现代都市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融进了小说之中，并形成一个个鲜明而崭新的人物形象。

对于张爱玲的评价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进行，但谈及她的小说，可以发现它们基本都是围绕着“人性/人的世俗性”这一问题展开的。张爱玲曾以“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拒绝描写革命、时代、英雄这些“缺少人性”的“壮烈”和“超人的气质”，认为“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47]人生安稳的一面“有着永恒的意味”，“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48]因此在她的笔下，主人公们都是以自身的生存作为对待这个世界的第一准则和至高的目标，坚定地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意义，在世俗化中寻找快乐。“人性”与“人的世俗性”深深地联系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爱玲的“传奇”，其实就是人生世俗间的“流言”，是深刻了解并彻底接受了日常生活原则之后的感悟。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市民生活显得如此的彻底，笔下的人物是如此的世俗化到了极致，以至于在她亦新亦旧的笔法中，让人透过无穷的热闹看到现代都市生活中无尽的苍凉。那些过多计较于实效的算计和功利的权衡，那些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惜一切的努力，那些不断在世俗生活中享乐着同时又失落着的悲凉，构成了她市民小说的整个世界。《倾城之恋》中的柳原和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和娇蕊，《封锁》中的吕宗桢和吴翠远，这些男男女女之间的关系，何尝不是一种相互间深谋远虑的算计?《心经》中的许小寒、《金锁记》里面的七巧，《茉莉香片》中的传庆，何尝不是为了世俗间的利益而时时刻刻开展着生存之战?乃至于人类生活中处于崇高地位的“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也无不带着世俗化的功利色彩:《金锁记》的曹七巧本对姜季泽充满爱意，甚至一度认定自己“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才嫁到姜家的，“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可一旦认为姜季泽是为了谋算自己的钱财，立即毫不留情地将他赶骂出去。《留情》中的敦凤则干脆利落地声称自己与年长23岁的丈夫之间“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这些时时刻刻为利益计较的人物和故事充满了张爱玲的小说，她彻底站在“世俗化”的立场，将各种理想剥落出真实的现实色彩，为各种虚幻的价值拉去遮羞的面纱。她让我们直面日常生活的真实，面对现代都市中的苍凉，最终让人们相信人性终究不能跳跃出“饮食男女”这个“素朴的底子”——用张爱玲在《烬余录》中的话来说，是“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然是枉费精神么?”^[49]

张爱玲一方面在精神上具有强烈的现代都市感，同时在语言和技法上，又传承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特征。如她就丝毫不掩饰地宣称:“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着一种难言的爱好”，“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就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50]这使得她既用现代都市中“旁观者”的心态来关照生活，又对中国传统封建大家庭的遗风深有体味;她既深刻地描写着现代都市的人生，又将这种人生融会在传统市民的意识中;她既成熟地刻画着20世纪的现代人的灵魂，又将这个时代的种种面目投射到以往的历史中。她既是属于当下的，又是过去的;她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她既是世俗的，又是精英的;她既是反叛的，又是妥协的。我们有时候甚至无法完全将她搁置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看待，但我们能看到，一个将现代感与传统气质融会贯通的作家以及她小说中体现出丰富的意义。

在张爱玲小说中，常常将中国国画意境与现代都市感相结合，在跌宕峰回的意象世界里，每一处文字都有可能成为一幅漂亮的水墨画卷，而这画卷中充斥的却又是典型的现代都市气息和传统意识的融合。她常常将新文艺中的内心刻画溶解在古典意蕴之中，使“中”与“西”、“内”与“外”的世界交织在一起，形成她丰富的小说艺术世界。如她的代表之作《金锁记》，用电影镜头般的画面，打破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使得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感，但使用的语言又充满了古典的韵味，这种奇异的融会，真是叫人叹为观止。诸如:“芝寿待要挂起帐子来，伸手去摸索帐钩，一只手臂吊在那铜钩上，脸偎住了肩膀，不由得抽噎起来。帐子自动地放了下来。昏暗的帐子里除了她之外没有别人，然而她还是吃了一惊，仓皇地再度挂起帐子。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巾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51]

同时在揭示人物关系和特定情绪的时候，她还擅长于借用古典小说中惯用的白描手法，用对情景的细腻刻画来表达这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心理变化。在《金锁记》中，当曹七巧毫不犹豫地粉碎了季泽的幻想，当季泽离开之时，曹七巧的心却也不由得漂浮起来。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迎着风而去，她如同坠入梦境之中。这个时候，“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扇子”。^[52]这种古典白描与现代意境的结合是何等奇妙!

张爱玲说，她“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剧，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这因为它像绿葱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真实”。^[53]她相信“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54]因此，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没有过于简单的夸张，没有彻底的强调，笔下总是那些新旧参差的市民的平凡人生和世俗心态，连他们的情感和婚姻，也都是那样的平庸、市侩、淡如白水，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但正是这种无惊无险的“参差的对照”，这种深入人内心幽静曲折处的“苍凉”，才使得她能更深入地探究人性的真实，对于这些普通市民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极为细腻逼真，才深刻把握住了传统与现代、通俗与高雅之间的平衡。

作为新市民小说作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张爱玲不但标志着20世纪40年代市民小说的所能达到的高峰，同时也标志着新市民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所能体现的最出色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张爱玲是深受传统文学影响的作家，尤其是受“鸳鸯蝴蝶—礼拜六”影响较深的作家，但她并不执迷耽搁其间，被旧文学的强大力量湮灭自己，而是从中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同时，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一代，她从中充分吸取养分，深得西方文学的精髓，又有意识地使自己摆脱新文学中过于功利的文学意识，注重小说艺术中独有的情调，关切读书市场自身的规律，在文学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将创作与市场巧妙结合，从而形成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个人艺术风格。因此在当时，不管是“新派”还是“旧派”，不管是“左”还是“右”，对她都青眼有加:周瘦鹃对她赞不绝口，柯灵对她更是大力提携;傅雷觉得《金锁记》堪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相媲美，周瘦鹃则从《沉香屑》中看到了《红楼梦》的意蕴。严家炎评价张爱玲时称“运用娴熟的民族形式去表现现代派的思想内容方面，取得了创纪录的成功”，^[55]当不是过誉之言。如果说除了张爱玲之外，别的新市民小说作家尚达不到这样的艺术层次，但从打破雅俗、沟通新旧方面来讲，他们也在不断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按照张爱玲赞扬苏青的话来讲，他们的作品当是“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