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文学”对“旧文艺”的借鉴

从新文学这一个方面来看，“新/旧”之间也并非只有冲突和对峙，融合和相互吸纳的可能已经悄然发生。实际上，当传统的市民文学观念刚一步入“五四”语境中，就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使得它不得不进行调整;同时，“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为人生”、“个性解放”，从文学观念上对“鸳鸯蝴蝶—礼拜六”的消遣的、娱乐的文学观有着极大的冲击。“五四”这一话语能最大限度地鼓动年轻人的激情，旨在针对传统的、旧趣味的市民小说的斗争当然不可避免。不过，假如认定新的文学就是以一种单一的、乏味的“正统面目”出现，我们未免又过于小觑了上海这座现代大都会“推陈出新”的能力了。

(一)张资平的尝试:新文学影响力的拓展和对市民趣味的认同

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开始以新面目崛起的张资平等人，以其巧妙的方式，开始将新文学的种种特质纳入到上海市民文化的系统中，开始了将“新/旧”打破、沟通有无的尝试。张资平对“五四”人道主义世俗化的理解和对新文学理论浮光掠影般的接受，以及他对都市中男女情爱的写作偏好，开创了他将“五四”个性解放、人道诉求和旧式的情欲追逐结合起来，将“五四”新青年的爱情追求转变成市民情欲传奇的故事，赢得了“五四”新文学话语在上海市民小说中的一席之地。张资平的尝试，一方面是将新文学影响的可能性拓展到了市民阶层中，使得“五四”新文学的主题从“启蒙”、“人道”等等精神诉求落到了市民生活的世俗化、日常化中，将知识分子的各种理想与市民的欲望合而为一，乃至混淆起来——“民国旧派小说所拥有的读者市场实力，为新文学阵营内部分化出海派提供了生存的依据。新派的通俗小说应运而生，掌握着广大的市民群。张资平这一员创造社的大将率先‘下海’，以性爱小说家、三角与多角恋爱小说家著称”。^[33]张资平这一转换，不单使“五四”话语系统中的新文学发生了离奇的变化，而且使这类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获得了包括受“五四”影响的青年在内的多数市民的欢迎，以至于沈从文愤愤不平，称:“张资平的作品，得到‘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将礼拜六作品)加以修正，却以稍稍不同的意义给了广大年青人。”^[34]另一方面，张资平的尝试却也使得传统的上海市民小说有了新的意义，从而与新文学有了根本上的接触和融合。假如从读者群的划分来看，延续着传统市民小说风骨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其读者大多是弄堂里的市民。他们大多受过传统的典籍教育，粗通文墨，喜好市井传奇，按照吴福辉先生的说法，他们是“石库门读者”;^[35]而张资平以及后来的叶灵凤等的读者，大多是职员、学生等新型的市民阶层。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新型市民阶层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到30年代后期，上海大约有27万人至30万人从事职员工作，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这个数字不会低于150万人，相当于当时上海人口总数的40%。^[36]这些新型的市民阶层，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受过一定的西方式的教育，审美趣味也是洋派的，受过“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因而与旧式的读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是“写字间读者或公寓读者”。^[37]

张资平自己承认，他是一个凡庸的人，对于一切积极的事物抱有悲观的态度，对他而言，创作不再是源自内心的精神要求和生命冲动，而更多的是“青年时期的声誉欲，智识欲和情欲”的驱动。他不仅仅对日本的私小说感兴趣，也不仅仅对新文艺抱有浓厚的兴趣，更对《花月痕》、《品花宝鉴》、林纾翻译小说，乃至《留东外史》一类的小说持欣赏态度，赞道:“(《留东外史》)写实手腕很不坏。”^[38]所以到了1928年左右张资平开始他的蜕变，其实有他内在的文学价值观脉络。他掌管的乐群书店也为他的这种蜕变提供了商业运作的有力支持，不但促使他能够一部接一部的出版自己的小说，更使得他能即时从市场中得到反馈，知道自己该迎合什么、创作什么，致使他的三角或多角恋爱小说便源源不断地产生了。不过，假如仅仅看到张资平对于“鸳鸯蝴蝶—礼拜六”的继承和挪用，只看到他对于“狭邪小说”的津津乐道，未免又太低估了他的作用。实质上，张资平之所以对于市民小说从传统到现代迈进有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他能够将作品中男女“情欲/性欲”的表达置于现代意义上“生理/心理”的人性自然需求上，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找到了“情欲/性欲”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地位。他在市民小说中，对性苦闷、性变态、性心理、非常态的婚外性趣味进行了广泛的描述，以自然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分析，这“是将纯文学的精神部分地输入社会通俗阶层的”。^[39]张资平为男女“情欲/性欲”作了现代自然科学领域意义的辩护，理直气壮地将“性”的表述引入到了新旧市民小说中，从而具有“近代人本主义的价值内涵”，^[40]因而他自己也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他的创作理念是“单描写心理仍不能满足，要加描写生理。……人类是一种生物，其思想行为多受生理状态支配。所以一观察人类先要由生理的方面描写”。^[41]当然，张资平在创作中将这种“生理/性”引入到了通俗趣味的把玩上，“生理”也好，“性”也好，都成了张资平笔下略带夸饰而讨好读者的卖点。不过也正是因为此，才使得张资平与普通的市民小说有了极大的关联点。

张资平在对“新女性”的关注中，尽管以生理欲望的解放为由大肆描写“新女性”的性解放(有时乃至于到了性乱的地步)，但他笔下的女性，一方面要求着对性的自由、对男性的情感放纵，但另一方面又和传统的旧式女子一样，在两性关系中自甘于对男性的臣服地位，将自身依附在男性之上。因而与其说张资平是在对现代都市中“生理”解放所带来的人性的自由讴歌，还不如说是在对性爱享乐的趣味进行赞美。在他的笔下，那些所谓的“摩登女子”、“新派女性”，诸如“苔莉”、“梅仙”、“云姨母”等人，她们在与男性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大胆、放纵、挑逗、媚态，隐藏着的却是对男性的取悦、附和，更深的则表现了作者那隐藏在貌似现代“性解放”意味下的旧式审美趣味。在这种“新派人物旧式趣味”的笔下，张资平的小说因而常常显得意义含混、主旨暧昧;不过，张资平这一手法，却成功地将“五四”话语中女性解放、婚姻自由、反封建等意义阐释为了日常男女的“欲望”叙述，将其转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情色话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资平对于作品中人物“性”解放话语的真实目的，更趋向于是对它的赏玩，而不是对它进行人性意义上的“生理/性”上的分析和审视。在《飞絮》中，吴梅与绣霞相恋，随之展开的似乎会是一个追求自由爱情反抗家庭包办婚姻的“五四”话语，然而，张资平却将其处理成为了一个男女四角恋爱的疯狂的欲望故事，从而将一个“五四”语境转化为了“多角恋爱/情色故事”的语境，与普通市民小说等同起来——因而有人认为，“张氏小说其实距鸳蝴/礼拜六小说中的部分色情叙事并不遥远，不同的是前者多了一些装点门面的东西，张扬人本主义的理由成为他为色情写作正名的一个幌子”。^[42]这种说法指出了张资平小说中与“鸳鸯蝴蝶—礼拜六”(遥远一点的，则指向了明清时代的市民艳情小说)之间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在艺术表现上是“色情叙事”，实质上是对于市民趣味中低俗成分的认同和迎合。

(二)叶灵凤:在新文艺与市民文学之间的游走

在随后的叶灵凤手中，这种将五四新文艺话语与都市市民趣味相结合的倾向更为明显。叶灵凤是一个多变化的人，1925年时候写作《姐嫁之夜》的叶灵凤是一种人，1925年写作《女娲氏之遗孽》的叶灵凤是一种人，1932年之后写《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红的天使》等带有浓郁市民小说趣味作品的叶灵凤又是另一种人。正是由着这后者，让叶灵凤能游刃有余地行走于“唯美主义”称号的作家和“革命+恋爱”的通俗作家之间。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叶灵凤开始了从新文艺到市民文学之间的游走历程。1933年，他在《时事新报》上面连载长篇小说《时代姑娘》。次年，叶灵凤开始写作长篇《未完的忏悔录》;又一年，他开始写作长篇《永久的女性》。连续三年，叶灵凤连续写作三部具有浓郁市民趣味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叶灵凤自己将之称为“大众小说”)，这与他的《紫丁香》、《第七号女性》、《忧郁解剖学》等新感觉派味道的小说大相径庭。有人对此不解，劝他不要将精力浪费在这种小说上。而叶灵凤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叶称，“以便吸引一般刚从旧小说转向新文艺的读者”，“我的这一点牺牲是值得的”。^[43]

对叶灵凤在两者之间的游走，我宁愿将其看做是一种象征: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新文艺与市民趣味的文艺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可能。与其说新文艺小说与传统的市民小说是两条平行线，不如说它们是有可能交叉在某一点的两条斜线。只是这种相交的斜线，需要有各自的作家努力向对方靠拢。因此，叶灵凤是“一个有才情的海派作家同操‘先锋’与‘通俗’两端，自觉地要把两端各执手中”，^[44]是自觉地将新文艺小说趣味与传统市民小说趣味尽量融于一身。

可以预料，当“旧文艺”朝“新文学”的靠拢和“新文学”向“旧文艺”借鉴两条路径经过长时间的有效沟通、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之后，外在环境一旦给予适当的时机，便最终会迎来融合“新/旧”、跨越“雅/俗”的新的市民小说类型的“成熟期”和创作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