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代交叉口的变革:晚清白话青楼小说

到了晚清，白话青楼小说出现并在清末民初盛行于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到狭邪小说之时，称“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獝”，并介绍了《花月痕》、《青楼梦》、《品花宝鉴》等小说。^[17]晚清至民初的六十余年间，白话青楼小说层出不穷，主要有《花月痕》(52回，清咸丰八年作者眠鹤主人魏秀仁自序，光绪十四年刊行)、《风月梦》(32回，光绪九年上海申报馆排印，道光二十八年作者邗上蒙人自序)、《青楼梦》(《绮红小史》)(64回，光绪十四年刊行，题厘峰慕真山人著)、《绘芳录》(80回，光绪二十年申报馆丛书聚珍版，光绪四年序，作者西泠野樵)、《海上花列传》(64回，光绪十八年开始刊行，光绪二十年全本刊印，作者韩庆邦)、《海上繁华梦》(《绣像海上繁华梦新书》)(初集30回，二集30回，后集40回，共100回，初、二集印于光绪二十九年，后集印于光绪三十二年，作者海上漱石生孙家振)、《海天鸿雪记》(20回，原有游戏报馆分期刊印，后由世界繁华报馆光绪三十年刊印，作者李伯元)、《九尾龟》(192回，宣统二年点石斋刊行，作者漱六山房)等。此外，据阿英研究，还有《人间地狱》(作者毕倚虹、包天笑)、《九尾狐》(梦花馆主)、《九尾鳖》(顾曲周朗)、《廿载繁华梦》(黄小配)、《苏州繁华梦》(天梦)、《情界因》(馨谷)、《新贪欢报》(谭溪渔隐)以及《名妓争风传》、《美人计》、《女总会》、《情天劫》等小说陆续出现。^[18]此间的白话青楼小说大多以上海为背景、以上海为主要发行地区、作者也大多在上海居住生活(除了《花月痕》的故事背景为太原、《青楼梦》的故事背景为苏州、《风月梦》的故事背景为扬州、《绘芳录》的故事背景为南京)，^[19]这种状况是和上海自开埠以后成为中国商业重镇、逐步成为市民文化中心区域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上海市民近现代生活方式的极度扩张、与海上漱石生所言“自道光二十三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20]这种浮华分不开的。从传承意义上来说，晚清的白话青楼小说延续了明以来的艳情小说风格，但由于近代经济模式的转变、外来文化的冲击、娱乐方式的更替、市民群体的扩张和变化以及近代印刷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传播便利性，使得这些白话青楼小说具备了更为强烈的市民意识;同时这些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近现代商业社会中才具有的市民生活景象，也比以往要集中和浓郁——当然不是说白话青楼小说就涵盖了那个时代市民文化的全部、也并不就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的市民小说内容，因为还有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也展现着那个时代的市民文化和市民意识，不过相对而言，确实可以说，白话青楼小说应是那个时代市民小说的典型。有人将《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看做是海派小说之滥觞，此言自有道理。^[21]因为海派小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无论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还是后来盛行于世的新市民小说，都应该在这一领域内。不过，假如要在这一细分的范畴里再进行划分，我更愿意将它们看做是上海近现代市民小说的一个起点。

它们固然残留着传统小说的种种桎梏，凝聚着传统小说的许些旧习，但文脉的传承总是避免不了这样的弊端，只要我们能绕过文脉传承中的障碍，便能发现其中的新异已经跃跃而出;在它们身上，已经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了以后20世纪40年代新市民小说的身影了。这些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新旧交织、中西兼备、陈腐与激进并存、乡村观念与城市文明共谋的情况，也与后来新市民小说中同样出现的问题一致。

这些小说问世之后，便受到大众的追捧，广受读者欢迎。《花月痕》成书之后，“其同宗或取而刻之，闻亦颇获利市……有人携之南中，不及镂板，即以铅字刊行，流传甚广。”^[22]《九尾龟》刊行之后，“购阅者甚众”。^[23]更为重要的是，晚清是个观念转型的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发展处于大变化的时期，它标志着传统乡村文化转向近现代都市文化、农业文明转向商业文明。在这个时期，上海市民阶层中的实利意识开始越来越明显，这种实利意识几乎是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上海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上海人日常生活中的衍化”，“这是一种在商品化社会中形成的高度算计的心理和行为。”^[24]白话青楼小说对这种意识展现得较为明显。在这些小说中，虽然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类似传统小说中妓女嫖客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更多却是看到了商业环境中两者之间的“交易”关系和“买卖”行为。《风月梦》还有着才子佳人的幻想，而《海上花列传》中，则完全打破了这种传统文人自我安抚的想象，真实呈现了近代商业环境中妓女所具有的狡猾、欺瞒哄骗、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恶习和“实利”观念。对于她们来说，男性不再是爱情和生活的寄托，唯有钱财才是唯一的可靠依附，妓女们只需要牢牢控制住男人钱袋，其余都并不在意——正如章秋谷所说“近来上海的倌人，第一是喜欢功架，第二才算是银钱，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了;至于‘才情’二字，不消谈起，是挂在瓢底的了”，“她贪图你的什么?为着晓得你是有名富户，想要弄你一大注钱，先给你些甜头，不怕你不死心塌地的报晓，这是她们擒拿客人的第一厉害功夫”(《九尾龟》九回)。传统青楼女子所要具备的“琴棋书画”，已经成为被奚落和嘲弄的迂腐之事。《海上花列传》就写了妓女文君玉吟诗反而让嫖客觉得奇怪“经过文君玉门首，尚听得有些吟哦之声。子富心想上海竟有这种倌人，不知再有何等客人要去做她”(《海上花列传》第五十六回)。有历史学者直接指明了这种情况背后的真实经济动因:

在上海，卖淫业带来了一种相对复杂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是以非常微妙的货币流通形式为特征的。……从19世纪到1949年，由于某些种类的从业人员及服务项目的消失，同时也由于这个行业的日益商品化(尤其是高级妓女的日益商品化)和金钱因素在其中所占的明显优势，性经济逐步趋向于简单化。当然，金钱一向是性交易的核心，但这种唯利是图的因素曾被复杂的金钱流通过程巧妙地掩盖了起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妓女与嫖客的关系中，金钱已完全赤裸裸地成为主要的动因。^[25]

嫖客和妓女之间常常出现的争执和利益冲突也拨开了温情的面纱，而这种事情在晚清民初并不少见。《申报》曾刊登过一则消息，说高级妓女陆蓉泉为一笔450元欠款而将相好谢君蔡告上法庭，使后者被笞打50、监禁5天。有时妓女还会通过威胁将一些社会名流的行径和名字通告小报的伎俩，来获得这些人的钱财。^[26]

在这些小说中，浓郁的时代商业气息弥漫其中。青楼除了作为寻欢作乐之处，也承担着商业应酬的交际场所功能。《九尾龟》中出场人物中就有纱厂买办、轮船买办、招商局提副、电报局文案等形象，《海上花列传》中的嫖客也大多为商人(洪善卿是永昌参店老板，吴松桥在义大洋行做差，朴斋来上海也是“想找点生意做做”)。此外，这些小说中也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近代以来中国都市所受到的西方文明、西方制度的影响。如《海上繁华梦》中就有对西方现代司法文明的描写:乌氏的女儿被拐卖，急于寻找，有人就劝其不必去中国衙门告状，应赶紧去租界巡捕房报案，推荐说“西人办事公正，一来不要使费，二来不肯耽延，三来不受嘱托，你可大胆报去，包你一告便准”(《海上繁华梦》后集三十六回)。

由此可以发现从宋代到晚清的中国市民小说有一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在作品思想中，有着浓郁的市民意识;在作品的美学趣味上，有着较为强烈的消遣娱乐功能;在作品的表现手法上，有着通俗易懂的技巧;在作品的商业化程度上，有着较明显的为市场写作的倾向。这些特点，在后来的市民小说中也理所当然地存在。不过，随着晚清之后的社会变迁和中国市民气质由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它的发展将会到一个转折点，中国市民小说即将走入一个不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它除了保留自宋代以来中国市民小说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新的特质;这些新的特质是与“五四”之后的新文艺不断撞击，经过持久而必要的相互排斥、妥协到相互吸纳、相互融会而自然产生的，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市民小说;新市民小说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特殊历史机缘，诞生了以张爱玲、苏青、予且、潘柳黛、施济美、周楞伽、丁谛等为代表的上海新市民小说作家群。

因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李泽厚先生在谈论晚清小说之弊端时，尽管认为“(晚清小说)有片断复现的写实性……但在心态上、情感上却没有真正的新东西。他们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人生——宇宙理想，来作为基础进入情感和形象思维，而旧的儒家道家等等又已经失去灵光。因此，尽管他们揭露、谴责、嘲骂，却并不能给人以新的情感和动力”，但同时他又不能不承认“毕竟在开始转换。欧风美雨毕竟在逐渐进入人的内心……似乎表现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西方冲撞下，开始了某种转换的萌芽”^[27]——或许这就是其中深层次的原因罢。

【注释】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80页。

[2]［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1页。

[3]［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8页。

[4]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三章。

[5]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43、859页。

[6]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第14号。

[7]《东京梦华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8]傅惜华选注:《宋元话本集》，三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332页。

[9]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10]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1]参见韩锡铎、王清原:《小说书坊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12]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13]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14]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5]参见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6]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204页。

[17]《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卷，第256～263页。

[18]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173页。

[19]另据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第235页，上海最早的白话长篇狭邪小说大概是邹弢的《海上尘天影》，一名《断肠碑》，但思想和艺术成就有限，真正体现出上海“狭邪小说”特色的还数韩庆邦《海上花列传》。同时认为，早在上海“狭邪小说”问世前，中国小说早已经产生了“狭邪小说”。近代最为著名的狭邪小说为《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3部，《花月痕》标志着“狭邪小说”由理想转入写实，由“大团圆”转向悲剧，这一转折在上海的“狭邪小说”中体现出来。

[20]［清］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1]如葛永海在《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中认为，晚清小说中专写上海的《九尾龟》、《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为海派小说之滥觞，早期的海派小说与晚清时代的洋场是相伴而生的，它所带有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冲撞和扭结，狡黠的活力与社会道德的对抗等特点，真实地投射到早期的海派小说中。它们至少是为海派小说文化传统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逻辑起点。

[22]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页。

[23]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页。

[24]高惠珠:《海派:源流与特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25]［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26]［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2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