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市民小说的繁荣

现在基本成为一个共识的观点是，从明代嘉靖元年开始，是中国古代市民文学和市民小说发展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延续至清代宣统年间，方才慢慢消退并融入近现代市民文学和市民小说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自明代中期以后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因而促使了中国市民文学和市民小说由明初近百年的低谷而趋于繁荣。据韩锡铎、王清原等考据得知，市民小说在明代中期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全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全传》、《绣榻野史》等一百零六种。^[11]自此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国封建时期的市民小说不断发展，并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包括神魔小说、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青楼小说、公案小说、侠义小说、历史小说、讽刺小说等在内，超过1056种之多。^[12]明清之际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优秀长篇小说之外，更有大量中短篇小说涌现，尤以冯梦龙的“三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为代表。按照范伯群先生的看法，“正因为站在市民的立场上，所以冯梦龙才能在“三言”中‘生机灵气泼泼然’地‘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才能在作品中宣扬应以‘诚信不欺’作为商品交换的准则;才能以话本为娱乐的工具，使市民在阅读中，享受生活的欢愉，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发挥褒贬劝惩效应。……这是通俗、褒贬、娱乐三融会的产物。”^[13]

明代中期以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书坊刊行各种通俗作品基本都能获得比较丰厚的利益，因而促使了书商组织文人墨客编撰此类作品，使得此类作品得以较大地发展。这种情形发展到后来，更成了为迎合市民的低俗趣味而大量刊行男女私情小说。嘉靖末年和万历初，《如意郎君传》和《痴婆子传》的出现，标示着明代以来艳情小说的开始，也标示着艳情小说开始悄然流行于市民社会中。这些艳情小说盛行于明代中期以后，延续至清代初期，长达两百多年，期间有《浪史》、《绣榻野史》、《昭阳趣史》、《灯草和尚》、《浓情快史》、《宜春香质》、《肉蒲团》、《株林野史》、《杏花天》、《春灯谜史》、《闹花丛》、《怡情阵》等大量涌现。这类小说多以淫秽猥琐的男女性爱描写来吸引读者，其表达方式通俗、率直、不加掩饰，乃至有些粗鄙。不过，在这些小说中显露出来的个体意识、生命意识以及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状态，使得它们在庸俗和粗鄙之中，显得另有一种生机勃勃之处。有的作品反映出女性性意识的觉醒，其大胆之处直可逼20世纪40年代的苏青、潘柳黛;而今日一些所谓“美女作家”与之相比，反显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不过，将宋明以来的市民生活和市民意识表述得淋漓尽致的，还当算长篇小说《金瓶梅》。在这部旷世奇书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广阔景象，看到那个时代的世俗风情、人生境遇。在作者笔下，“作者不仅写了这个社会的关系网，而且揭示了在这个网下为所欲为的暴发与纵欲。这实际上是中国商业手工业社会初兴时的社会小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开端。它写出了封建商业市侩向勾结官府的商业豪绅过渡的暴发道路”。^[14]

《金瓶梅》中市民生活和市民意识首先体现在商业行为和商业活动的描写上。在这之前，尚未有哪一部小说会用如此的心思和力气来刻画一个时代的商业社会状态——我们知道，市民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外在特征就是商业行为的活跃和商人的大量涌现，这点在《金瓶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通过西门庆的长途贩运商业活动，展现了当时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涌现的情形。

同时，《金瓶梅》中市民生活和市民意识还体现在“实利意识”、“竞争意识”上。王启忠先生认为，《金瓶梅》中“交换意识与竞争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体表现在了“情场上的以钱售奸”、“人际关系上的利益作用”、“家庭生活中的竞争意识”，小说中的人们不择手段地进行各种利益的争夺，为了满足欲望而不停地尔虞我诈。^[15]

有人认为，“西门庆的社会属性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人。当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发展时，西门庆和他的商业伙伴们正走在时代的前列……西门庆以所发横财作为他商业经营的资本，尽管资本的性质不同，其获得的手段却与西方资本主义通过疯狂的掠夺以获得原始资本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铸成两者主要差别的是不同的经营方式……他倚仗封建特权以获取高额利润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依赖于公平竞争的策略有质的差别……更可怕的是西门庆所代表的官商群体，以手中的封建特权更改了竞争的规则，无情地打击了真正的新兴商人，从而根本上压制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6]其实这也反映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迅速通过与官府结合，成为明清以来官僚资本阶层形成的过程;这种官僚资本阶层，不断发展、变化，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