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民小说的开端

要溯源“市民小说”，必然要追溯到唐宋之际。郑振铎先生认为，萌发于唐代的“变文”是后来宋朝“平话”和“话本”的起源，并将“变文”看做是从古代的文学转向近代的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变文’没有被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呢?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产生的呢?还是‘古已有之’的呢?……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1]不过，唐代的俗讲变文虽然具有一定的娱乐民众性质，但由于唐代社会中整体性“市民阶层”的缺乏以及文学中普通民众的“缺席”，我们尚不能将其归属在“市民文学”之中。到了宋代，话本作为白话小说的载体，开始成为一种成熟的小说形式。宋太祖之时，说书还是宫廷艺术，“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讲书”，^[2]后来，说话逐步流入民间，成为市井之中深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明人记述说，“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3]说的即是“说话”流入市井之后成为一种职业的状况。据胡士莹的考证，在瓦舍和勾栏里面表演的“说话”当分为四种，一是银字儿，讲述灵怪、传奇、公案之事;二是说铁骑儿，讲述金戈铁马之事;三是说经文，讲述佛经典故、参禅悟道之事;四是说史，讲述历代兴亡故事。^[4]在宋元话本中，写到了各色人物，包括了皇帝、官吏、押司、教书先生、歌妓、庙官、小商人、手工业者、闲汉无赖等。如《宣和遗事》中写到了歌妓李师师，《错认尸》中写到了卖丝商人乔俊，《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中写到了店铺伙计，《简帖和尚》中写到了还俗僧人等等。这些形象应该说是在商业化城市进程中出现的，只有商业化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有这一类的社会群体产生——也只有当文学艺术对市民生活产生关注和热情之后，文学作品才会用心去描写这些人物。此类人物的出现，带来了宋元小说浓厚的市民气息。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市井中人物开始占据了作品的中心，成为小说人物主体，从而与唐代小说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故事模式有了极大的区别。按照茅盾的看法，在现有的唐代传奇中不能发现市民阶层自己的作家作品，“真正的市民文学——为市民阶级的无名作者所创作，代表了市民阶级的思想意识，并且为市民阶级所享用欣赏……这样的东西是到了宋代方得产生而发展起来的……这是市民阶级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文艺的方式，表示了对古往今来、人生万象的看法和评判;同时亦作为‘教育他们本阶级，以及和封建贵族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5]冯雪峰则认为“宋以后的这个时期，在文学上，特别是南宋和元及其以后，有一个比过去非常显著的不同，即文学已不是只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阶级服务，并且也为平民服务(其实发轫于唐代)，即为商人、差吏和兵士、城市手工业者和平民服务，市民文学或平民文学开始发展起来。……这时期以市民文学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就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发展，而且赋有近代的性质和色彩。”^[6]

在宋人作品中，众多与后世市民小说相接近的人物形象出现，其精神气质和思想观念，都与后世市民小说中的人物有了共通之处;在描写手法和关注点上，宋人作品中重视日常生活细节、对世俗人生境遇的刻画，也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宋人作品《菩萨蛮》中女子新荷在与钱都管的交往和争斗中，充分展示了她为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的个性:为了摆脱自身困境，可以嫁祸僧人可常;为了争回一千贯身价钱，又可以毫不犹豫地供出情人钱都管;为了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细心揣摩郡王心思。其自私自利、反复无常的小市民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在世俗生活中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务实的动机和行为，简直让人不能不联想到张爱玲笔下如《心经》中的许小寒、《金锁记》里面的七巧、《茉莉香片》中的传庆他们这些为了世俗间利益而时时刻刻开展着生存之战的人物形象。而《计押番金鳗产祸》中出生于社会底层的庆奴，因相貌出众、心眼灵活，便凭借着这优势周旋于周三、戚青、李子由、张彬等各色人等之间，借以换取自身处境的改变——这种女性以自身的容貌和心计换取生活之资的心态和行为，何尝又不是近现代市民小说中的一个主题?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里面的“我”在这种心态和行为上，与庆奴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重视方面，宋人小说中也有了突破;这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重视和刻画，是后世市民小说中的特色之一。例如，宋人作品中，有对世俗生活的详细描绘:“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妳房、肚胘、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7]有对穿衣饮食的津津乐道:“是时底王孙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汉都是子顶背带头巾，窣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绡金裹肚，妆著神仙。”^[8]等等。这种对日常生活绘声绘色的描述，在以往的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

因此基本可以认为，宋代开始，具有比较明显特质的“市民文学”和“市民小说”已经出现。中国古代“市民小说”的源头，当追溯至此。“它标志着中国市民文学的兴起。这种服从商业利益的、以消费娱乐为基本特征的文学在南宋时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封建和反传统文化的新的市民意识。”^[9]

当然，在这个时期虽然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反映市民趣味和市民生活的作品，但是真正开始完整体现中国古代市民小说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话本中的短篇小说《京本通俗小说》也在等待着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的超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