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难境地中的中西交融

中西交融是上海市民文化中的又一大特色。开埠之后的上海，条约制度和外国租界的影响深深烙在了它的身上，使得它后来的发展无不在这种影响之中。这种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一旦作用在上海身上，使得它“精神和道德的西方化”。^[35]对上海市民文化中的这种西方化，爱之者称之为文明的进步，恨之者称之为“积是各因，乃成恶果，而上海之风纪荡然矣”。^[36]但不管是誉之恨之，上海市民文化中的西方因素所占比例之重，已成不争之事实。直到当代，对于上海市民文化的西化现象，内地省市仍旧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对上海动辄自比为纽约东京之流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人动辄称外地人为“乡下人”，心理总有某种排斥和“异类”之感。“大上海也在心理上‘非中国化’了。……这是站在中国具体可见的欧美文化模式，因而才被理所当然地作为量具。曾经充当‘国际城市’的历史，也如欧洲旧贵族的爵位，至今还是身份高贵的证明，鼓励着上海人的优越感。……人们最难以接受的，是摩天大楼、交易所、跑狗场之作为‘中国’。也因而，较之北京，上海是更借助工业社会通用的文化编码读解的文本。”^[37]而依照李天纲先生的看法，这种中西交融有时候往往只单方面地体现在了“西化”的模式上，因而使得它缺乏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稳定的精神传承。假如从租界生活方式来追究，这种中西交融会倾向在“西化”上，是由于“华洋杂处”的居住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导致的——“租界上用‘华洋杂处’的居住方式。这是‘海派’得天独厚的，也是‘海派’不无道理地被人贱视的最深入的社会原因。19世纪末叶以来，新的、变革的、反传统的或反现实的观念标准都须穿戴起‘西方’的面具才能流行。租界里便不乏这类面具。然而，不幸的是，租界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且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其浅薄粗陋不但引起中西社会的共同轻视而且常令身在其中的自觉者自卑。”^[38]也正是因为这种中西文化交融中的两难境地，使得上海市民文化中有着复杂的心理状态:它一方面是对这种中西交融的“杂交”的新文化有着不由自主的优越感，并在实际生活中将此种新兴文化富有诱惑力和冲击力的一面充分展现着，另一方面，它却又让人难以简单而轻松地认同和接受它，或许在内心深处，人们还对它抱有鄙薄的意味。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末期诸如所谓“美女作家”等引起轰动，并被西方一部分学者认作是当代上海青年生活的重要标本。但人们对此类作品所持的怀疑和轻视，一直与它的轰动不离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市民文化虽则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将那种隐含其间的日常生活意识和生命本能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同时又伤害着它朝着更高的文化层面进展。市民文化最大的弊端，可以说由于它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逐利”和“实用”、工具主义的方法论等观念根深蒂固，是一种追求商业价值的文化、一种以消费为目的的文化，假如没有合理的约束，市民文化中完全追逐欲望、刺激的负面因素也就跳跃而出，那些糟粕、低级趣味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分析得已经非常透彻，指明了市场经济会带来的诸多不利，这种分析也完全适用于市民文化。因此在看到市民文化正面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其负面的影响。

由此，近代以来上海市民文化发展的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径出现了，那便是随着上海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现代都市经济模式的建立和居民人口结构的变化，上海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与传统的市民群体不同，他们接受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观念，以及在此观念下衍生出的平等观念、契约观念、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和个人主义、科学理性主义等等思想，使得上海产生了新型的市民文化。从整体上来说，这种市民文化是近现代大工业和城市化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的产物。

也就是在这时，在这种市民文化的大环境中，新的市民小说诞生了。一方面，由于文脉传承的生生不息，它有着以往市民小说的某些特征，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它呈现出了与古代市民小说完全不一样的内涵，从最外在的语言表述到最内在的思想观念，都具有全新的模式和意义。从它的艺术特征、美学趣味，到它表达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已与以往的市民小说迥然相异;到了20世纪40年代，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之后，以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一个新的市民小说时代的来临。

【注释】

[1]田中阳:《关于市民、市民文化和市民文学的思辨》，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3年版。

[2]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章，第1页。

[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第1～12页;转引自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卷1，《重民下》。转引自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5]严复:《主客平议》，《大公报》，1902年6月26～28日。转引自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第122页。

[6]梁启超:《致康有为书》，《梁启超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8]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9]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3卷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10]陆秀贞:《论自由平等同胞为先人之原理》，《万国公报》，第199卷，1905年。转引自: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

[11]参见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13]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1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013页。

[15]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庸庵海外文编》，上海醉六堂，1897年版。

[16]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17]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7页。

[18]［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七章，第135页。

[19]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20]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引言，第7页。

[21]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22]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6页。

[23]［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章，第202～203页。

[24]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5]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26]杨义:《京派海派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27]祝君宙:《上海小报的沿革》，《新闻研究资料》，第42辑。

[28]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29]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17页。

[30]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6页。

[31]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32]参见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章。

[33]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页。

[34]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第14号。

[35]参见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序。

[36]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37]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38]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