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表现自身日常生活和审美趣味的世俗心态

市民文化中的世俗心态，当然不只是上海独有。客观地说，自市民文化产生的那一刻起，世俗的心态便已隐含其中，只不过，因为上海市民文化中重商的气质更为浓厚，因而世俗的心态也就显得比别的地方更加浓重。“(自北宋以来新兴的都市通俗文学)是以文化服务的方式向普通消费者提供娱乐和消遣的;其内容主要是社会现实的世俗生活，或者是经过世俗化了的历史、传奇、神魔等离奇惊险的故事，表现出对旧传统的反叛精神。自它兴起之后即显露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强烈的社会效应和众多的接受群体而与典雅的正统文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33]冯雪峰也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市民心态体现在文化艺术中，必然是首先倾向于表现自身日常生活、体现自身阶层的思想意识、传达自身审美趣味的文本上，认为:“宋以后的这个时期，在文学上，特别是南宋和元及其以后，有一个比过去非常显著的不同，即文学已不是只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阶级服务，并且也为平民服务(其实发轫于唐代)，即为商人、差吏和士兵、城市手工业者和平民服务……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中心移到词、散曲、说书(说话)、鼓词、弹词、小说和戏曲等。”^[34]到明清之后，大量的反映市民生活的拟话本问世，许多反映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心态的长篇艳情小说、世情小说和时调小曲出现后广为流传，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新的市民心态和市民意识。到了20世纪初期，尽管有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大量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依旧占据着文化市场。直到今天，诸如王跃文的《国画》、池莉的《生活秀》、周梅森的《绝对权力》等反映官场争斗、世俗情感的作品，还隐隐约约透露出早已被淘汰的鸳鸯蝴蝶派的趣味，但依旧在今天获得大量的读者喜欢——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市民世俗心态对文本题材选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非一时片刻便能消除。因此市民文化中的世俗心态，首先决定了他们所选择的市民文化必须要通俗易懂、民众喜闻乐见、主要反映社会世俗生活、与市民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并易于产生共鸣。在这种市民文化中，市民成为主体，市井的悲欢离合(有时则表现为虚拟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妖魔神仙的离奇故事)得到完整表达，市民的意识情感得到充分体现。倘若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来看，在张爱玲、苏青等人笔下，这种世俗的心态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张爱玲和苏青对于世俗生活的喜爱，在其间得到的人生乐趣，恐怕超越了我们所认定的“小市民趣味”;也正是这种对市民心态的强烈的认同，才有张爱玲所说自己“天生的俗”。当然，假如继续追究的话，这种市民世俗心态何尝又不是斯宾诺沙所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寻求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在思辨思维中我们寻求真理”?也正因为市民世俗心态的作用，才会有市民文化中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倾向。由于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善/恶”二元对立的质朴的看法，才会有侠义、神魔、传奇等小说的兴旺不衰;由于市民抱有对未来生活简单的憧憬，才有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等情感故事的源源不断;由于市民对生活中不公平现实的怨愤，才有对公案小说中青天老爷的期待。这些具有很强的针对现实现象的作品，固然不一定优秀，但一定能与市民心态产生强烈的共鸣。市民文化中关注的是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正因为其真实反映市民社会，才具有明显的市民审美趣味。在这样一个领域中，没有很强烈的高大形象和崇高理想，也几乎没有士大夫文化中那种优雅和细腻，大多却有着市民阶层中的真实反映，诸如讲究利益、寻欢作乐、自私自利，甚至于犬儒主义盛行、物欲观念纵横，等等。不过，从中却可以发现那些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他们平凡而真实的心理变化、人生旅程，以及他们那些朴素、直接的生命意识。概括来讲，上海市民文化的世俗化，体现在它是属于市民大众、属于现代意义上的都市范畴、属于通俗的文化形式，不但与以往士大夫文化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也与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形式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