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浓郁的商业气质

也许在上海市民文化所有的特点中，这一点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关键的。尽管从宋代以来，中国的市民文化都具有商业的气质，然而，从没有哪一个时代，也从没有哪一个地方，市民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意味有如此之重。

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所言:“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这眼光极为犀利，将这其中的分别看到了骨子里去。鲁迅先生谈的固然是京海之争，然而中国古代市民文化与近现代以来的市民文化，其中的差别何尝又不是如此?只不过，除了明清之际的灵光闪现一晃而过，中国古代市民文化还没有足够的胆量与力量与士大夫文化正面交锋而已。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市民文化，其近商气息之浓重，实利思想之明显，加之西方文明在后面撑腰，便才有了胆量与士大夫文化直接交手，造成了一时沸沸扬扬的“京海之争”。

“政”与“商”的消长，倘若是在一个封建意味浓厚、体制端严的地方，必定是“政”的兴起、“官”的天下;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民阶层发展得比较强大，方才能有“商”的兴起。上海尤其自辛亥革命之后，更挟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向“官”发起有意无意地挑战。这种以经济为后盾，“商”向“官”发动的挑战，背后却是隐藏着一种时代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同时亦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变革。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声称，“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这种情形就正是我们所认为的“商”对“官”有意无意地挑战。早在1916年，上海的银行就胆敢凭借着巨大的市民储蓄款，拒绝北洋政府财政部要求其停止兑换旧币的命令，居然让北洋政府奈之无何，面上大大无光;自此之后，银行常常以放贷为条件，胁迫北洋政府制订有利于它的政策——这真是一个“商”挑战“官”成功的案例。正因为上海“商”的气味浓郁，上海的工商业发达，上海的市民众多，才有得上海这个地方市民文化中，“政治”的因素逐步淡出，“商业”的因素逐步加重。当然，这种认同市场的“近商”精神，也有着其生生不息的传统:明清以来的南方民间画派，与朝廷供养的“院派”相对并峙，它们中的很多画师以卖画为生，讲求市场，表现出最初的“商业化”倾向，“其实，‘院派’与‘海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服务和邀宠的对象不同，一是宫廷贵族，一是商业社会”。^[24]画家任伯年为了赚钱，一个晚上可以作画十余幅;画家吴待秋面对别人请他吃饭，更是赤裸裸地宣称“吃一顿饭工夫，我已经几张扇面画下来了，划不来，还是拿钱来吧”。此等商品经济意识，已经逐步渗透到文化人精神之中，并由此弥漫开来，逐步形成了“商”的传统。

以写作为例，“官”气甚重的时候，士大夫们的写作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也不可能为了一般市民写作，他们是为了自己和自己属于的那个群体而写作，更为直接一点的说法，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而写作，是为了“立德立功立言”。到了商业社会，文人们大多要考虑到以写作谋生，写作就变成了一种职业。当一个经济新时代来临的足迹任何力量都也再无法阻挡的时候，“商”的意味也就无法避免地降临。尤其是随着现代大规模印刷技术成为可能，平装书、报刊的大量出现，并当稿酬制度和著作权制度的建立，以卖文为生的文人数量不断扩大，就连一些旧式士大夫也加入到了这样一个团队，让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化写作成为文化常态，而不是封建时代中的另类。左宗棠对此甚为不屑，曾讥讽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然而，与其说他讥讽的是报馆文人，还不如说他在幽怨一种新写作时代来临之后，对原有的文化模式、文化人身份认同的扬弃而感到失落。

稿酬制度从生活保障上为文人进入新的写作时代奠定了基础，也使得上海文化中“商”的气息弥加深远。20世纪初期，我国的稿酬制度便已经粗具雏形，一般有三种形式，称之为“润笔之资”、“提成费”、“作价购稿”。据有关人士的研究，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上海出版界拟定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25%之间。例如泰东书局1921年付与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在新月社自定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北新书局付给鲁迅的版税一般是20%，甚至达到25%;梁启超则高达40%，甚至提出“自印包售，六折算账”。^[25]因而有学者说上海的文人，“由于文学的商业化使得文人在上海纯粹靠笔杆吃饭格外艰难，钱对于上海文人就显得尤为重要。不用说没有生花妙笔、写不出受读者青睐的文章会无法生存，就是作品产量不够高也会危及生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或许不会真的去做苦工，但是不得不做一个文学工人，靠迎合读者的趣味和文章的多产去赚取尽可能多的钱”。^[26]而海派小报自19世纪末诞生之后，到20世纪20、30年代到达高潮，竟有上千种。^[27]小报在李宝嘉手中被定位为“依托欢场”，其商业化、娱乐性的性质暴露无遗。这种讨市民欢心、迎合市民趣味的小报，在后来的发展中，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走得越发深远，乃至于跟欢场接为一体，相互依靠，难舍你我。而鸳鸯蝴蝶派文人也以此为主要阵地，获得了生活之根本，为文人成为职业作家开创了道路。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玉梨魂》“出版不到一两个月，就二版三版都卖完了”。^[28]正是因为这种靠稿酬就能获得比较生活之资、乃至可以衣食无忧小有富贵，才有包天笑辞去学堂职业，到《时报》任职的行为。包天笑当时月薪高达80元，而要求不过是为报纸每月写2万字小说和6篇论说文章，这使得他颇为得意，认为自己的薪酬“比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29]文化商业化的特点，在士大夫成为新式文人、在文人成为职业作家和小报人的角色转换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一个为商业写作的时代也由此悄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