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和建立

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是近现代市民文化的又一个内在精神气质。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是在晚清至民初的这一阶段形成的。从晚清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其实就已经慢慢得以建立。从传统的重农轻商、重粮抑贸到重视贸易、振兴工业，是近代以来国民经济策略的一大转变。1903年，清朝政府就提出“能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治，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14]上海开埠之后对工商贸易的重视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精神的影响，更是人所见之。首先是士大夫观念的转变。在传统社会里，士大夫对商业精神总是持批判态度，鲜有附和，但近代以来，士大夫对工商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薛福成就认为:“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15]很多官方编撰的地方志上也表现很多知识分子早已抛弃了传统的“重义轻利”信念，将上海商品经济观念融入了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把超然的文化活动落实为一种具体的生产活动，使文化人的身上出现了工匠式的职业属性”。^[16]

至于工商界人士，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更有切身的体会。郑观应就感叹说:“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17]这些工商界的人士，由于自身本来就进行着商业上的运作，对以交换为核心、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完全认同。例如南洋烟草公司的简氏兄弟、永安百货和永安纱厂的郭氏家族、求新机器制造厂的朱志尧以及聂云台、穆藕初、荣氏兄弟等，他们不仅仅按照传统的观念来组织、经营公司，更按照西方的观念来经营和发展公司以及展现自身的新形象——“这些商业资产阶级乐于接受西方的方法:技术创新、合理管理和企业文化。当商业资产阶级涉足政治时，他们并非为了谋取行政庇护或图谋显赫的社会地位，他们更希望的是显示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在经济领域里得到充分显示。事实上，这些新的老板已不再将经营企业看做简单的生财之道，或是投入其他更具魅力的活动的台阶，而是当做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崇高目标和愿望，这种志向超越了对个人利益的考虑。”^[18]其实，就连这些新型企业家的身份，也有着很大的转型: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留洋，就是笃信基督。如穆藕初留学国外，获得技术硕士学位，朱志尧信奉天主教，郭氏兄弟曾经在澳洲经营水果铺，等等。

社会上这种对工商业作用的新认识，使得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有了全新的变化。从外部表现来说，是人们从封建体制中的鄙商转化为近代资本体制中的崇商，从内在精神气质来说，是从封建时代的“耻于言利”转化为近代以来的“实用经济”，追求实际利益和金钱至上。

因此，近代以来的市民文化，内容虽然异常繁多，但其实质内在精神依旧可以包含在实利思想、个人主义、科学理性三大范畴之中，亦即是说，“其主流文化是争利(重商主义)，民主(自由主义)与科学(科学主义)”。^[19]

由此可以得知，西方民主思潮的冲击、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和建立、科学理性的逐步导入，成为上海近现代市民文化的内在核心精神;由这些内在核心精神所引发的各种上海市民文化状态，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