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理性的逐步导入

当然，与西方民主思潮和个性解放要求同时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还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说法，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几乎是同时来到中国的。不过，正由于中国的科学理性并非中国内在的需求而顺其自然地出现的，而是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进攻下，在“富国强兵”的刺激下，才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从而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理性。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科学理性总是受到强大的人文主义主流思想的压制，在中国强大的传统人文理性状态下，常常呈现出“因善伤真”的结果。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短短的时间里，科学理性成为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性相并立的又一主导性思想文化范式。按照美籍华裔学者郭颖颐的看法，中国的唯科学主义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说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11]

同时，在推动科学理性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的传教士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上海领导传播西方文化的主要是传教士，又以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主，他们创办了许多医院和学校，还出版了大量报刊和书籍。”^[12]如西方的教会医院，比较早地就深入到内地，对一般民众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许多留学海外的学生首选专业便是医学——最为明显的例子是鲁迅和郭沫若，他们到日本留学时，都将学习医学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方式。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学校，强调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如数学、外语都被作为一般的课程要求学习，在圣约翰书院、中西书院等教会学堂，甚至要求学习化学等应用科学课程。传教士编辑的教科书自然有一部分是宗教教学所用，但更多的是天文、地理、卫生、生物、体育、医学等方面的科学读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主义者高张‘科学’与‘民主’的两面大旗，开展‘新文化运动’，其实在中国近代早期传播‘科学’与‘民主’的，除了魏源、徐继畲等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主要是传教士，他们尤其注重在‘科学’方面的启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