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民主思潮的冲击

自19世纪后半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新的发轫，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也开始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兴起。例如冯桂芬就大胆提出，官之任免，由众公决。^[3]继之后，最为有名的当数王韬。王韬比较了各国政治制度之后，认为有三种政治制度最为重要，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在他看来，三种制度之中，又以君民共主之国为上。^[4]严复在考察西学之时，注意到了“人性”与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的内在联系，认识到:“夫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也。虽然彼设等差以隶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故言自由，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5]到康、梁之时，康、梁等人不但为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变法的理论基础，更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兴民权、设议院的政治目标。而严复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在梁启超等人那里也得到了响应。例如，梁启超就认为，“而自由云者，正使人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6]此次变法虽然失败，但它却在此后的时间里使得西方民主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一道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可以说:首先，西方民主思潮的大量输入，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冲击，与封建文化的伦理模式形成巨大的反差，动摇了传统的封建文化根基，自由平等的市民思想自然渗入了中国既有的文化概念之中，使得市民文化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新意。在以往的市民文化中，虽然有着对个性解放、对世俗人生享乐的合理性阐释，然而都没有能从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尽管我国封建时期也有着“人”的概念，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但是，“在儒家眼里，只有保障人的生存权利，并没有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自由平等的发展权利”。^[7]阮籍等人虽然狂狷，但他们追求的“性灵”只是作为一种封建伦理统治下的有限的逃离，并没有理直气壮地追求作为“个人”应该在社会中所享有的权利——亦即是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作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它应该保障“个人”所应该具有的个性发展的权利和自由，面对个性自由发展与封建礼教的根本冲突，他们只能寄情山水来逃避现实。李贽虽然借“禅”谈“童心”，矛头直指封建礼教，但将“佛性”和“童心”作为最终的信念本身，却同时又限制了他在更高层面上来谈论“个人”的问题，他依旧不能不以封建礼教来衡量事物之是非——这也就是为什么李贽常常不能摆脱封建礼教阴影，在评价《水浒传》时要赞誉其“忠义”的原因所在。到了龚自珍手中，虽然李贽的佛性和心学都有了一定继承并得以发展，但龚自珍最受人追捧的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个性解放的思想却受到极大压制，直到他郁郁去世，“个性解放”依旧缥缈遥远。后来的王韬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龚自珍的思想，主张“自我”，但他的“自我”意识，却依旧只在感性的层面漂移;王韬虽然从政治制度上看到了西方的进步与先进，但令人惋惜的是，他介绍西学时，“却忽视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未能把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潮介绍到中国来”。^[8]也是基于上面这些因素，李泽厚先生才认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所谓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始终也没能脱离服从于封建纲常准宗教式的伦理系统。……始终缺乏独立的近代人格观念”。^[9]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明以来的市民小说尽管有着反封建意识、人的初步觉醒的意识，但依旧不能称之为“新市民小说”的原因之一。

只有到了19世纪后期，西方民主自由等思想普遍传入中国，中国人才开始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这个问题。“自由”、“平等”等思想也由此与“个性解放”在现代意义上承接起来。在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冲击下，中国传统封建礼教思想受到了重大打击;“民主”反对“专制”、“个性解放”抗衡“克己复礼”，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文化思想得以真正的发展。这种现代民主和平等思潮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初期，上海就有女学生大胆提出:“夫天赋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固与人类同时而生也。人类存在至何时，则自由、平等、同胞亦将存在至何时，而不可须臾离，离之者必非人矣。……既人类为同胞，则自然平等，自然自由。”^[10]一个中西女塾的学生就能阐明这种道理，可见这种思潮的影响力已经何等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