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代上海市民群体的性格特征

从一个较大的范围概念来讲，一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群体是在民族危机和半封建半殖民的条件下产生的，并非是从中世纪社会结构中发展而来，因此与欧洲的市民等级相比较，具有很多自己独有的性格特征，按照陶鹤山先生的分析，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不纯粹性，它们有着很强的混血儿特征。中国近代市民群体确实延续着中国宋代以来的市民阶层的多种性格因素，而非横空出世的飞来之物。也正是如此，才使得近代以来的市民一方面与古代市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经济体制上则体现为大机器工业时代与小手工业时代的不同)，但另一方面他们依旧保留着中国市民阶层传统的特色。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的，而是逐步融合、调节并慢慢演变的——从这一点来说，也证明了我们的“市民”、“市民群体”或“市民阶层”与西方的“市民”、“市民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根植于我们自身的现实条件和历史传统之中，有着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状况，也正因为这样的不同，才使得我们去探询自己“市民群体”的渊源有了现实的和历史的可能性，而不是仅仅依靠引进的西方理论来解决问题。二是分散性，主要是指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不强，出现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不但包括了地域之间的分裂，也包括了群体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分裂，甚至连组成内部也有分裂的情况，这种分裂甚至体现在“中国近代市民群体在大敌当前的革命年代也无法紧密地团结一致”。三是保守性和妥协性。这里所说的“保守性”并非单指市民群体的思想守旧，更包括了他们在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缺乏的创新能力和拓展能力。“妥协性”则主要指“市民群体”的政治性格特征。在前一种情况中，主要表现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群体“素性圆滑”、“避乱趋安”的特征，尤其表现在“既保守，又进取;在保守中求进取，在进取中求保守”的矛盾的心态。^[79]在后一种情况中，陶鹤山先生分析认为，这种政治上的软弱和妥协不仅仅体现在工商资本家身上，而且也体现在新知识分子群体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身上。而市民群体的这种妥协性和保守性并不仅仅是由经济上的软弱所决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资产阶级市民文化虽然已经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但市民群体却无法把它转化为现实的政治优势，这就造成在与封建官僚贵族的斗争中，市民群体常常不得不寻求妥协和让步——倘若用一句话来总结，则是:“在由各种关系组成的大网中，市民群体无法摆脱和切断外在力量的控制。”^[80]不过，这种“各种关系组成的大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市民群体无法摆脱和切断的“外在力量”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依我看来，这种“各种关系组成的大网”其实就是由中国历来形成的各种传统因素(包含了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法制度、家族观念、伦理观念等等在内)和现实因素(主要是转型时期人的心理因素、社会动荡的冲击等等)的结合而形成的，是对市民群体独立发展的无形的约束;让市民群体无法摆脱和切断的“外在力量”就是约束和控制市民群体独立发展的现实条件。四是依附性，主要是指市民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官府和洋人有着一定的依附性。

当然，指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市民群体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或者说弱点，并非就是说他们一无是处。必须看到，在实际的发展中、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市民群体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发展的一系列的变革和创新，都与市民群体密切相关。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群体身上，已经体现出了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这些大量的现代性成分和因素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81]

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群体的性格特征进行了一个扫描，再将视线转向上海市民群体身上，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性格特征在上海市民群体身上也清晰可见，但同时他们也还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

对于上海市民的性格特征，有学者认为，“近代上海的市民大部分都有着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在上海这个特殊的熔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聪明;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狡猾。另一方面，无论是本地籍居民还是外地籍的移民，身上又或多或少地留有封建农村社会的烙印。……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文化与封建农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他们身上凝聚成各种矛盾”。^[82]同时，“上海是一个商业城市，物质生产交换的商品化，渗入人们的观念，促使市民将一切价值转化为金钱”。^[83]卢汉超在对上海20世纪初市民日常生活的分析中，也得出几乎相似的结论，认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上海是强大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国本土事物的连续性或持续性的传统主义潮流的中心，“(上海人)不仅仅是城市居民，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西化了的城市居民”，^[84]“‘典型’的上海人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但这种‘商人的方式’又被上海人见多识广、老于世故的气质所掩盖，而这种气质是由于生活在这一兼收并蓄和鱼龙混杂的城市所造就的。换句话说，上海人远非市侩，他们的‘商人品格’是含蓄的，常常被这个城市所代表的更高的文化所冲弱”，^[85]而“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上海人最大的特征就是精明，让人不得不加以防备。这一特征，一方面意味着精于算计、吹毛求疵、机灵敏捷，在花费时必定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它并不与那些鸡毛蒜皮琐碎小事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也不是指小气。相反，它意味着一种风格或出于对生活勇敢果断的想象，按中国的一句成语，敢于为长期的利益而‘掷金如土’。在整个20世纪，‘上海人’和‘精明’差不多成了同义词”。^[86]而白吉尔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角度来看，认为上海人富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善于接受和消化西方人带来的思维和形式，并将其转化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同时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两者间的平衡。——但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白吉尔的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市民群体”的“实用主义的方式”，并非源自近代以后“中/西”文化和“农耕/商业”文明的冲突，而是源自于对世俗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现实经验之中。正如赵园先生所言:“市民与农民，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自然是在这个概念含义的较低层次上。他们生活的世俗、物质性质，他们面对的生存问题的具体琐细，他们所处社会经久而厚积着的经验、常识，以及教养、知识水平的限制，都有助于造成关心基本生存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小民的人生叫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朴素与坚实。”^[87]也有人在通过研究上海小报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这种都市里生活的市民与生俱来就认同和习惯了不容置疑的物资化、商品化的价值观念。近现代历史上的上海是在西方文明移植、催生下产生和发展的，市民大多是由农民和地主在短时间内转化而来，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还保留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和风俗习惯”。^[88]

由此可见，对“上海人”、“上海市民”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林林总总，略有不同，然而归根结底，上海市民所具备的商业特征、现代气质、中西结合的观念和生活态度，是它不能摆脱的底色、是它有别于他处的特质。也正是这样的底色和特质，才使得它的文化形态显得与众不同——近现代的“海派”市民文化才得以凸现，奠基在此基础上的上海新市民小说才能有存在的物质空间和精神基础。

【注释】

[1]程童一:《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2]［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4]章元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

[5]吴锐:《从中西早期城市国家和城邦的性质看中西文化的起源》，《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2年10期。

[6]戴均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7]张承安:《城市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6页。

[8]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9]［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序。

[10]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11]李其荣:《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12]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3]［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14]［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31页。

[15]黄汉民:《1933和1947年上海工业产值的估计》，《上海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第63页。

[16]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17]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845～849页。

[18]［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9]［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2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21]转引自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2]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91页。

[23]转引自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4]转引自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5]胡祖德:《沪谚》，上海古籍出版社，1922年版，1989年重印，第52页。

[26]胡祖德:《沪谚》，上海古籍出版社，1922年版，1989年重印，第46页。

[27]杨浩、叶览:《旧上海风云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28]［清］邗上蒙人:《风月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29]［清］蘧园:《负曝闲谈》，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30]［清］蘧园:《负曝闲谈》，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31]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32]［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33]［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34]程童一:《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35]［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36]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37]［清］张春帆:《九尾龟》，荆楚书社，1989年版，第1000页。

[38]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39]转引自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40]［清］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41]［清］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42]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节。

[43]转引自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44]穆时英:《圣处女的感情》，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45]穆时英:《圣处女的感情》，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3页。

[46]穆时英:《圣处女的感情》，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47]金宏达、于青编:《银宫就学记》，《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8]金宏达、于青编:《借银灯》，《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9]金宏达、于青编:《谈跳舞》，《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50]“说舞”，《晶报》，1933年11月4日。转引自: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

[51]刘纳鸥:《都市风景线》，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52]谭惟翰:《鬼》，《杂志》1942年9月第9卷第6期。

[53]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54]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沈越给谢桃坊之信件。

[5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7节，第17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41页。

[57]罗威廉:《晚清“市民社会”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20页。

[58]孔飞力:《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第84、82页。

[59]张志东:《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60]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61]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62]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63]王新生:《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南开学报》，2000年第3期。

[64]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8页。

[65]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5页。

[66]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67]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68]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69]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70]制表时参照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并参照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1]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页。

[7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865页。

[73]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74]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75]［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76]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9页。

[77]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78]上海市总工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7页。

[79]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24)，1983年版，第35页。

[80]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81]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82]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83]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84]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85]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86]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87]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88]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