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小市民”的一点思考

至于我们常常说到的“小市民”，我认为这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层划分，而仅仅是依据一种境遇相似、精神特质略同的感性归类。例如，白吉尔认为，上海从19世纪末开始，“小市民阶层开始出现，涵盖的人群包括职员、小公务员、学校教师和未就业的毕业生”，^[75]但另外又有人认为，“‘小市民’的含义比较模糊，很难说清哪些人属于这一类而哪些人不包括在内。……每个人都知道‘小市民’是什么意思，却没有人说得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到底代表了些什么。……(林佩瑞)还指出:‘小市民包括商贩、各类公司职员、高中学生、家庭主妇和其他受过一定教育、生活富裕的都市人。这些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忠实读者。’根据魏斐德和叶文心的研究，民国时期小市民‘由大量的阅读像《生活》这类杂志的都市新生人群组成’。这些人包括‘有文化的公司职员和商业学徒、制造行业从业者、各类专职人员、各类服务行业人员以及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师们’”。^[76]卢汉超认为，研究小市民这一定义时，人们主要以他们的职业为标志，而没有注意到他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群体的原因，“实际上，‘小市民’这一表述本身就隐约透露出一丝与群体有关的共同性”。^[77]不过，就算将“小市民”一词仅限于“职员”阶层(职员被认为是上海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指服务于经济、文化、政治机构的人员)，其数量也大得惊人:在30年代后期，上海大约有27万人至30万人从事职员工作，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这个数字不会低于150万人，相当于当时上海人口总数的40%。^[78]

由此一来，随着上海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它的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也随之而形成了。他们如同一池刚刚诞生的鱼，在大都会新鲜的波浪中畅游，让这个城市显得更加的沸腾、充满生机。这些人有着自身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也正是他们独有的这些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使得他们与别的阶层、别的地域人群有着不尽相同的生活追求和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