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市民群体的自我发展道路

东西方城市化进程的不同，说明中国市民群体与欧洲的市民等级产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市民等级从诞生开始，便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形成了独立的市民社会体系。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传统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干预和严格控制，严重地妨碍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由此而严重地阻碍了传统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发展成为独立自治的市民等级。因而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市民阶层的力量非常薄弱，自主意识和政治意图也非常淡漠，并且加之中国传统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与原有的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有着割舍不断的脉络，所以中国的工商业者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登上历史政治舞台。

不过，中国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等级”和“市民社会”，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没有市民和市民群体呢?假如不以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套用在中国现实发展之上的话，可以发现，中国的“市民”和“市民群体”在以其自身的方式发展着，从北宋开始并延续到晚清，直到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从而由封建时期的市民和市民群体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群体。

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实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群体，与西方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它们尽管没有作为独立的阶层活跃于国家政治生活中，但它们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活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日常生活之中，虽然缺乏如同西方市民阶层一样的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和参政力量，但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文化变革、社会生活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依照谢桃坊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市民阶层的兴起，应当是在北宋的初期，即公元十一世纪之初”。^[60]宋代城市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市场制替代了坊市制，与旧城相连接的市郊的经济意义凸现出来，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谢桃坊先生认为，“我国市民阶层的兴起是以公元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为标志的，这在世界历史进程上恰恰与欧洲市民的出现基本是同时的”。^[61]并认为，尽管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进程在这方面是同步的，但由于历史文化及地理环境的诸多差异，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市民阶层的兴起却又有着自己特殊的道路，并由此使中国市民阶层具有自身独有的某些特点。欧洲市民阶层的兴起是比较自觉的自下而上的运动，中国市民阶层的兴起则是由封建中央集权政府自上而下的从户籍上使其独立。中国市民阶层从民户中独立并取得某些社会权力都不是自己经过斗争获得的，而是被动地被承认。欧洲市民阶层从兴起之时就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中国宋代的城市却不管其经济发展到了何种地步，依旧只能附属于封建中央集权，市民阶层对强大的封建权势只能采取俯首依从的态度，总而言之，“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上，而又是在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建的历史条件下，因而虽然有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繁荣的城市，却不可能产生自治的独立的城市;虽然市民阶层应顺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以单独列籍的形式并得到发展，但却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很大的依附性，不可能获得参政的机会，始终未能登上政治舞台。”^[62]

虽然以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的时间明确作为中国市民阶层兴起的时间，这是否可靠还值得推敲，但谢桃坊先生所辨析的中国市民阶层与欧洲的不同，应该说是点中了要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尽管一般认为市民阶层是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后才出现的，但依旧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并不排除在前市场经济时代也存在市民社会的因素。就是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时代，尽管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尚未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市民社会内容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就不存在，只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小，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统摄全社会的‘需要的体系’而已。”^[63]亦即是说，尽管“市民社会”或“市民阶层”也许在某一历史时期并未形成，但作为单个的和一定数量上的“市民”却依旧可以出现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明清之际，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兴起大批集镇，由此而产生了一大批封建城市中的市民群体。依照李天纲先生所言，这些“小市民在政治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大作为，但在生活享受上相当讲究。听书、喝酒、品茶、下棋、孵澡堂、抽大烟。他们比农民的活动范围大，闲暇时间多。因为地方上的事务被官府士绅垄断了，他们就专心吃喝玩乐，手段精致。……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士大夫们也加入了。因为多有一些权和钱，士大夫把小市民生活方式又提高了一步。吃花酒、捧戏子，兴诗会、讲学雅集，玩一些才子佳人的游戏，有时加上一些政治上的激情”。^[64]由此，明清之际的“小市民意识”和传统的“士大夫意识”结合起来了。“小市民意识”中的开明和讲究实利与“士大夫意识”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权力感责任感相互融合，使得明清之后的“市民群体”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这个时期类似书会先生的没落文人所作的时调小曲以及冯梦龙等人的小说，就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之作。朱维铮在其《走出中世纪》中，认为中国从明代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运动，“这一历史的过渡，我把它叫做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在我看来，过程的开端，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晚期，即我们习惯地略称为晚明的那个时代;过程的终端，则至少可以按照我们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义，将下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即本世纪的四十年代。就是说，这个过程，长达三个半世纪以上。但它不比欧洲的同样过程更长。”^[65]这种“走出中世纪”的运动，也可以说是“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

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都市中出现了与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市民群体或阶层，构成了近代都市社会体系。有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从传统的乡民、邑人到近代市民的转变，并将近代上海市民分为四个层次:一、资本家，其主要来源于买办、进出口贸易商以及本籍和外地移居的绅商。二、职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1.凭借新式职业谋生的市民阶层;2.旧式职业从业人员的转型; 3.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批接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被纳入到各种社会职业当中。因此职员群体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是新旧并处的转型中的市民群体。三、产业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市民和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只占极少数，是一个由乡民汇集而成的市民群体，带有较多的乡民色彩。四、苦力，主要指苏北逃荒来沪的农民，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66]

在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绅商阶层的产生。按照一般的界定，在清末民初，市民群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1895年至1905年，1905年至1911年，1911年至1922年。^[67]而在此之间，市民群体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士绅阶层的分化。鸦片战争以后，绅士阶层有了一个显著的分化过程，其中相当一部分转为绅商，从而成为市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以来的绅商既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商人，又有别于传统的士绅阶层。他们既有着相当的财力，又有着官方的政治活动能力，上达官府、下通商民，这是以往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所不能具有的优势。因此，这“也使绅商阶层在城市社会结构中成为最为瞩目的在野阶层，是近代城市市民群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68]

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除了朝着商人和资本家转化以外，其转化的途径还有从军、秘密结社以及转化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后者，成为士绅阶层转化的又一个重要途径。这批由士绅阶层转化而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成为近代报刊的编辑、学堂教员、律师、医生等职业人员，其中也有不少成为独立的职业写作者，以写作谋生——正如有关研究者所说:“清代的读书人，除了致力学业，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之外，剩下的谋生之路不外两条，或做官员的幕僚，或当私塾学馆的教师。但到同光年间，已经出现了又一条谋生途径;上海众多的报刊和书局，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职业。……江浙一带潦倒科场的文人，纷纷来到上海，在报馆书局就职。”^[69]一份由士绅转化为编辑的名单就颇能说明问题:^[70]

而且从当时全国的范围来说，“中国最大的报刊市场无疑还数上海。……在上海的人口，据海关在90年代统计，60%的男性粗识文字……10%～30%的女性有阅读能力，其中会做诗的大约占1%～2%。此外，由于交通便利，苏州等地很早就开始订阅上海的报刊。因此上海在开埠以后，报刊发展迅速”。^[71]报刊业的发展，从客观上促进了上海士绅阶层的分化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

除了由士绅转化而来，新型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员和国内新式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智识阶层。有统计显示，自1872年中国正式派遣学生留洋，至1911年为止，各省派遣的留学生约3320人，加上自费留学，共有数万人。与此同时，国内新式教育机构自行培养的各类学生，在民国初年(1911年)就达2933387人，3年之后达到3643206人，1916年达到4034893人。^[72]

在市民群体内部的结构中，依照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近代产业(工业)资本家理应是市民群体的核心部分。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由于中国市民阶层的发展并非是一种西方模式上的仿拟，更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使得中国市民群体中近代产业(工业)资本家的人数只占到少数，反不如商业资本家的人数和活跃程度。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商业资本家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产业(工业)资本家。“同时，新型知识分子在人数上又大大超过工商业资本家阶层，成为市民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其作用和影响也大大超过近代资本家阶层。”^[73]

基于以上的看法，可以认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概念的界定，并非单单指城市中居住的人，而更特指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中出现的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是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在城市中产生和发展而兴起的，它是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主要有资本家阶层(包括绅商)、新知识分子阶层、城市中小资产者阶层等，如工业和金融业资本家、绅商、自由职业者、学生、小业主等，不包括城市中的下层无产者阶层。”^[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