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上海:崭新的城市进程
从开埠开始，上海似乎就是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另类”、一种无法确切言说的事物。它既充满魅力、神奇、具有无尽的活力，令人向往，同时又让人憎恨、畏惧、心怀厌恶。它从短短的时间内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而且它的现代化是被外力作用嫁接在中国古老的社会系统中，以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方式而行进的。从一开始，它就注定了在充满争议的道路上踯躅而行。
首先，它超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水平显示出了现代都市与以往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按照通常的观点，自1843年11月17日正式宣布开埠那一天起，就掀开了上海“近代”的篇章，也掀开了上海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都市之一，开始了它无可替代的中国现代化标志地位。1845年11月29日上海“租界”的建立，使其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化都市，并且，“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上海变成‘化外之地’，这里流行的是双重标准，既有中国封建传统的价值标准，也有西方殖民主义的价值标准，而且后者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12]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兴建工业，“它标志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经济现代化进入了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在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上海就成为工业重镇”。[13]大面积的租界，使得外国商人在中国土地上开设现代化的工厂成为可能。这些现代化工厂的开设，一方面它给殖民者带来了大量的利润，剥削着中国的劳工，但另一方面，它所带来的现代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和新兴的工业技术，极大地促使着中国城市工业的发展，并由此而促使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形成。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前的1894年，上海拥有108家现代企业，总资本3000万元，其中洋务运动投入的经费在资本总额中占了重要比例。但从1895年开始，外资每年以大约10%的幅度增长，1913年已经达到2000万元，而且从1895年到1911年间，在所有的通商口岸创立的华资现代化工厂中，大约有三分之一设在上海。晚清末年，尽管上海的经济领域还相当薄弱，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并非像它后来那样占据重要地位，但上海已经确切无疑地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初中期，外资对上海的投入竟高达11亿美元之巨，其中在金融业的投入上，上海占据全国所有外资投入总额的79.2%，在进出口商业的投资中，上海占据全国外资投入总额的80%以上。上海的外贸量在此期间也大涨，出口总值从1917年的4.01亿元剧增为1926年的9.58亿元。在1920年至1930年间，上海承担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40%到50%。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从中受益，从1912年至1920年，每年民族工业增长率达到了13.8%，而上海则是这股工业化浪潮的主要发源地。例如面粉业，1920年，上海拥有20多家面粉厂，其中大部分的资本额超过百万元，承担了全国面粉生产的30%。[14]到了1933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高达11亿元以上，超过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15]——这个时期上海总体经济发展快得让人吃惊，以至于被白吉尔称之为“上海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16]在20世纪初，上海便已成为世界十大都市之一。
而且在经济发展之时，中国也随之形成了两个城市带，即沿海和沿江城市带。沿海地带主要有丹东市、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青岛、连云港、上海、杭州、福州、汕头、广州、赤坎等20个城市;沿江地带主要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岳阳、汉口、重庆等13个城市。在沿江地带，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两个港口城市轴带。这些城市加上内地路线性商埠城市组成与世界商品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贸易商埠城市体系。[17]
其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人口也大规模地膨胀着。有关统计显示，在上海工业化最快的阶段，也正是人口导入最为繁忙的时期。“19世纪下半叶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化也反映在当地社会的发展。当开埠初期的无政府状态和种种暴力逐渐成为过去时，上海就一直维持着城市人口多元化的快速流动。”[18]1865年上海的人口有70万左右，以后，大批的移民不断涌入，到1910年，上海的人口就已经达到130万以上。[19]在1910年到1927年之间，上海人口从130万左右飞升到264万以上，年均递增高达4.3%。[20]而且，在上海的人口增长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外来移民大量进入租界或租界附近，而不是进入原来的华界。从1855年华洋分居结束到1930年上海进入全盛时期，上海市中心的公共租界人口增长超过50倍，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21]例如1910年，上海老城的人口为67.2万，而租界里的中国人就高达61.6万(其中50万人住在公共租界，11.6万人住在法租界)。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上海总人口已经增长至少50倍，市区人口就增长了20倍。[22]根据资料统计，上海租界和租界附近的大部分移民来自长江下游的省份以及南方的广东省。在19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外来移民中，大多来自以下省份:江苏，占53%;浙江，占34%;广东，占5%;安徽，占3%;山东，占1%。[23]人口的快速发展，为现代大都市的形成积蓄了必要的人口数量，同时也改变着城市的人口结构。这些外来移民来到上海之后，从最初的农民身份，转变为工人或小商人，从而不但完全改变了自身的身份，也改变着上海的人口构成方式:早在1870年开始，就有源源不断的近郊农民来到上海的工厂做工。上海早期的工厂是位于虹口地区的西方船厂，船厂最先雇用的是广东籍的熟练工人，后来随着船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了19世纪后期，来自南京、宁波以及上海近郊的农民因为招募起来更为方便，因此船厂更加倾向于招募这些近地区的农民。这些人在上海的大工业化时期，转变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工人阶级。近代上海最大的工业——纺织业，所接纳的工人绝大多数也是从农村里招募而来。1920年，一项针对纺织工人的调查显示，他们差不多全部是来自临近农村的农民，“他们的经历揭示出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农民们如何利用这一时机向城市过渡”。[24]这一过渡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30年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转变了身份的农民心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上海移民在身份转变中，原有的观念、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从封建家族宗法束缚中挣脱出来，进入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社会，在获得现代社会意义上的“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剧烈的竞争，心理上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以往生活中未曾有过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压力;他们从“农民”转变为“都市人”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商业社会中物质利益为上、讲究现实、注重实际等等观念，丧失了原有的质朴、天真和谦让——这一点，陈伯海、袁进两位先生已在《近代上海文学史》中有着详尽的阐释，在此不再赘述。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来到上海的新移民全都会为自己成为“上海人”而自豪，这种自豪感随着上海成为国际化的大都会而越发的膨胀——“走尽天边，好不过黄浦两边”、[25]“人住勒花花世界，大有福气”[26]等谚语无不显示了此种自豪感不由自主的流露。连一位当时有名的实业家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时，也忍不住要发出一声感叹:“上海人之福气毕竟不浅，与内地相较，真有天堂地狱之别。”[27]足以见上海魅力之大。晚清以来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常常描绘到此种情况。邗上蒙人写道:“在腰间挂的一个戳纱五彩须烟匣袋内，拿出一个珐琅纹银转珠烟盒，盖子上有一个狮子滚珠，那狮子的眼睛、舌头同那一个球总是活的。据说这烟盒出在上海地方，扬州银匠总不会打。”[28]再如，有年轻人想到别处发展，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海，“陈铁血一想:‘混在杭州城里，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机缘。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况且又有租界……’”，[29]又如:“老者大发议论道:‘上海张园一带，栽着许多树木，夏天在边上走，不见天日，可以算他东京帝国城。大马路商务最盛，可以算他英国伦敦。四马路是著名繁华之地，可以算他法国巴黎。黄浦江可以算他泰晤士河。苏州河可以算他尼罗河。’几个年轻的一齐拍手道妙。一个年轻地说道:‘上海商务，是要算最繁盛的了。天下四大码头: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中国上海，这是确凿不移的。’”[30]——这种自豪感，也隐隐约约地影射着这样一种心态:唯有生活在此种大都会，才会有此种的骄傲。
再次，在上海朝着现代都市化进程中，上海的城市面貌也开始呈现出了迥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形态。“不过数十年间，一座繁华的新兴的近代城市，就在租界上崛起，从宽阔的马路，有路灯照明，垃圾粪土会及时被清除，到巡捕的管理，自来水的供应，舒适的西式洋房，各种娱乐设施，都是上海华界从未设想过的。先进的市政建设使中国人乐于向租界迁移，租界的先进文明也开始向周围的华界辐射。”[31]西方人在将租界作为“国中之国”使用他们的特权的时候，固然对中国的主权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但也在无意中，给中国展现了最新、最先进的“都市”建设的概念。他们将西方最新的管理模式、市政建设体系、公共事业规划与管理服务以及最新的科技成果都带到了上海，从一开始，就以国际上最现代化的标准来建设着租界，无论是交通、房屋建设、公共卫生及安全、办公和通讯，还是消费、娱乐、日常生活，都展现出了与中国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建设观念。1865年，南京路上有了煤气路灯;1881年，路边的洋行开始使用电话作为通讯工具;随后，汽车、电梯、有轨电车等各种现代化设施一一露面;甚至在1919年4月12日午夜开始实行夏时制，外滩的海关大钟向前拨快了一小时——这种“时间”上的变更，极具象征意义，仿佛寓意着全球化概念在中国的来临。随着城市的发展，商业用途的建筑和市民消费娱乐的公共建筑不断产生，仅仅在1917年到1918年两年的时间内，就有先施和永安这两家声誉远播的上海百货公司建成。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这座城市的景观持续发生着巨大变化，上海现代都市的外在风格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定型。一座世界为之瞠目的大都市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外滩在1920年～1929年间，大多数的建筑重新设计并建造起来，1929年第一座高达13层的沙逊大厦，其外形以简单的几何形态和具有浓郁西方古典风格的墙饰矗立在外滩前。而从1929年～1937年间，上海就已建成30座高达十层以上的摩天建筑，著名的新新百货、新永安百货、大新公司等商业零售巨头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它们辉煌的岁月。至今依旧散发着时尚与典雅气息的金门饭店、华懋公寓以及被誉为“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等大酒店也一一出现在这座生机勃勃的都市。这些象征着现代化大都市的建筑从一开始出现，被当做新生活方式的标志。“此后，上海的现代建筑在租界内四处开花，但大都不再是公司总部或行政机构，而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建筑物:住宅、旅馆、商店、休闲场所与游乐场。”[32]同时，很多新建的具有现代设施的公寓楼房也建设起来了，“这些公寓楼房线条优美，窗门排列纵横有序，陶瓷贴面使楼房更显得高雅，完全可以与欧美的现代化建筑相媲美”。[33]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33年建在南京路上的花园饭店(今国际饭店)。这座高达86米的楼房，矗立在跑马厅的对面，成为当时不但是中国、也是远东的第一高楼。
而且，“西方人在城建过程中，一开始就运用了商品经济的法则。例如，筑路经费由使用道路的界内业主摊派，并采用严格的预算、决算制度;筑路的材料采办、道路桥梁的修筑、下水道的铺设、路灯的安装等，大多采用招标的办法”。[34]也恰恰是这种商品经济的行为，才使得上海在城市建设中得到如此显著的成效。
在新的消费建筑空间形成之际，新的消费服务模式也随之而形成。首先是新的商品销售方式出现。一些受到过新式商业模式熏陶的先驱者开始用一种迥异于传统商业的手段进行商业运作。如创办先施百货的马应彪、创办永安百货的郭氏兄弟，他们都亲身体验过澳洲的销售模式，因而深受其启发，极为重视现代化多功能的商业大楼，许多直到今天依旧在使用的营销模式在他们手中传达到了当时的中国人眼中:他们用明码标价取代了习以为常的讨价还价、将重点要推荐的商品展示在橱窗中、设立专卖柜台、训练具有现代服务理念的员工，并且从1920年开始，还采取了邮购服务、送货上门、优惠打折、商品促销、发放礼券等方式。在他们推荐的商品中，很多直接是从巴黎、伦敦、纽约等地方进口的。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推动消费，他们开始将广告模式引入进来:起先只是月份牌、广告宣传单，接着，报纸、杂志、电车车身等载体一一出现，并迅速发展到建筑墙体、霓虹灯等方面，“绚丽多彩的霓虹灯似潮水般地涌来……斑斓的色彩在空中狂舞，漫天都是酒、都是香烟;请喝一口白马威士忌!万宝路香烟使抽烟人的喉咙更舒畅”。[35]30年代之后，由于广播的发展(上海当时已经有30余家官办或民办的电台)，商业广告也进入了广播节目之中。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的物质衡量和外在体现。一般来说，中国城市近代以来的转换，在空间结构上，主要的表现是在以传统的政治标志中心(典型如衙门官署)向现代文明象征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转移。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变起始于租界的出现。租界迅速发展，以强烈的吸引力将原有的商业等中心转移和集中进来，逐步形成了新兴的租界商业等中心，上海城市中心也由原来的老城区(上海对此有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呼，为“老城厢”)向新起的租界转移。可以说，这象征着上海从历史发展历程中逐渐纳入了近代城市化的轨道[36]——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空间也由此产生。
第四，都市娱乐业的西化和赤裸裸的商业化，也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外国人在带来新的经济模式、新的都市建筑风貌、新的管理方式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娱乐方式。在20世纪初期之前，上海人的娱乐主要还是聚集在茶楼、妓院、戏场等传统方式上。如《九尾龟》就写道:“只说上海地方，虽说是个中外通商的总码头，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靠着堂子里头那些倌人”，“上海市面的总机关，差不多大半都在堂子里头倌人身上，堂子里头的生意很好，花钱的客人很多，市面上的资本家也很多，若是堂子里头的生意不好，花钱的客人也不很多，那市面上的经济，就有些不妙了”。[37]曹聚仁转述《点石斋画报》记载轰动一时的“张园灯舫”，说“味莼园主人从苏州搬来画舫，点缀池台，大为生色。舫中榜人女，年仅二八，面映红莲，歌吟金缕”，又说，“(张)园西南有天海胜处楼，有髦儿戏班，演唱昆曲及滩簧，林步青为滩簧名家，时常在那儿演出。园中百戏杂陈，有所飞龙岛，供客乘坐，泠然御风”。[38]就连袁翔甫所做的夸奖上海的诗词，也充满了对传统娱乐方式的津津乐道和赏识:
“申江好，戏馆列通衢。集秀昆腔来茂苑，名优丹桂属京都。昼夜供欢娱。”
“申江好，妓室等琼闺。旧好新知分冷暖，长三么二判高低。身价也难齐。”
“申江好，最好庙花园。堂列点春兼萃秀，人来蚁聚更蜂屯。茶话玉泉轩。”[39]
就算是已有的西式娱乐方式，也是作为偶尔的奢侈享受，而不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如从当时称呼“电影”的名字为“电光活动影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海上繁华梦》中对此描绘道:“(秀夫说)因虹口到了一班车利尼外国马戏，听说甚是好看，故到长发栈，想约锦衣、少牧等一同往观。岂知栈里头一人不见，只有守愚在彼，想寻少甫到张家花园看电光活动影戏，又想到徐家花园看焰火去”，[40]甚至也有将“电影”称之为“照片”的:“现在上海的那班影戏，一共有五十套照片，都是些外洋风景，最好的是‘救火’、‘洗浴’。那‘救火’好像真是火烧一般，先有黑烟冒出，后见红光。”[41]
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一向由西方人控制的现代娱乐业开始对本土商人敞开了准入之门，同时由于现代都市人对现代娱乐的需求增加，促使本土商人大举进入现代娱乐业。一些著名的游艺场所纷纷开设，如新世界、大舞台、大世界、先施游乐场等先后建成，上海一般居民的都市休闲娱乐方式由此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文化消费市场、现代文化消费观念开始形成——吴福辉先生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谈及此点时，认为上海现代消费文化的进程，是一个“从四马路到大马路”，是从“‘一品香’和‘青莲阁’时代”到“百老汇大厦”、“汇中饭店”时代的历史变迁过程。[42]这种归纳，应当说直接抓住了上海娱乐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性转换。20年代，上海娱乐业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仅在公共租界，就有新兴的游乐场10处之多。20年代之后，电影和舞厅成为上海都市生活的一部分。1908年，上海第一家电影院出现;1910年，远东第一家装置有声设备、中国最老字号电影院夏林匹克电影院在上海落成;1928年，联合电影公司耗资110万白银修建、当时亚洲最豪华、有远东第一影院之誉的大光明电影院落成。到了1937年，上海已经有36家现代化的电影院。其中租界里的豪华电影院，诸如国际大戏院、大上海大戏院、大光明大戏院、巴黎大戏院等影院，每次首映的新片几乎都是外国影片，其中又有90%左右的是美国影片。观众一进入电影院，就有工作人员向他们散发电影说明书，说明书中将电影剧情翻译为中文，并常常绘声绘色地做影片介绍。其服务之专业到位，只怕不逊于今日。1935年，进口了350部电影，本地电影公司拍摄了72部。[43]它们是如此深刻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在当时的各种文字中都能发觉它们的身影:“她指着那面的广告牌:‘五点到七点不是上电影的时候吗?’”[44]“一刻钟后，他把这‘亲爱的’，‘老练的’小东西带进了国泰大戏院的玻璃门……‘和一个男子看电影究竟比跟哥哥、跟姐夫看电影不同些的’。那么想着，把手偷偷地滑了出来，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拍了一下”，[45]“独身汉还看看电影吧”。[46]甚至于张爱玲，更是对电影有着迷一般的嗜好，达到了无电影不欢的地步，我们在她的文章中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词句:“不久前看了两张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影”，[47]“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48]“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49]电影几乎象征了当时上海所有的文化生活方式，以至于在六七十年之后，王安忆在她的《长恨歌》中还虚构着一个王绮瑶的电影生涯，让人们透过历史的尘埃想象它们的辉煌。
至于舞厅，更是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风行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成为上海社会受人喜爱的娱乐项目之一。在大饭店里(诸如花园饭店和华懋饭店)，舞会是作为社交的重要场合。在其他稍微低一等级的舞厅，来娱乐的人大多是当时的中产阶层，如圣乔治、戴蒙特舞厅等等。上海跳舞之风的盛行，于二三十年代达到旧上海的顶峰。1927年，上海永安公司开设了大东舞厅，公开向社会招聘舞女，经过专门训练后，在舞厅之中听候“拖车”(舞客)之邀请。30年代的舞厅已经在上海遍地开花，百乐门舞厅甚至成为上海的标志之一。在30年代的报刊中，就有很多专门讨论和描述舞厅的文章，例如教人如何看待跳舞一事的:“跳舞的性质半属游戏，却半属交际，试看外宾的宴集、华阁的聚餐，都为题中应有的事啊，但是跳舞也有规则，就是与对方相抱，只需指尖贴腰，不必一把搂住……”[50]新感觉派的作家们曾夸饰地描写过当时舞厅的浮华:“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51]“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酒味、香水味……”
当时久负盛名的娱乐场所遍及上海，同时咖啡馆的流行以及赛马、赛狗、回力球赛等体育运动的时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式娱乐在上海的兴起。公共租界上的联邦咖啡和霞飞路上的文艺复兴咖啡馆，都是当时年轻的知识分子热衷的地方。1928年建造在法租界中的跑狗场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娱乐场所，其后，跑狗场中建造的网球场对外开放，这座场所中安装有空气调节设备，似乎象征着当时现代化科技手段与娱乐方式的完美结合。到了40年代的时候，谭惟翰描写一个纨绔子弟时，则干脆地将所有的娱乐活动加之其身上，以表他的“时髦”，“他进出的地方都是居在上海的所谓‘摩登人物’必到之处:跑马场，回力球场，戏院，舞厅……都不难找到他的足迹”。[52]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海当时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娱乐方式并非只是朝着极少数的富人聚集，倘若如此，现代大都会的娱乐就不能成为可能——正如拉斯维加斯固然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去处，却也有普通游客的小憩观光点——唯有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现代都会中文化娱乐消费才能成为可能。在当时的上海，“南京路的消费文化已经发展为多层次的结构，它既有百万富豪日掷千金的去处，也有白领阶层、写字间先生天天下班之余的休息地，也有市民大众徘徊不去的游艺乐园”。[53]正是由于这种多维度的文化娱乐消费市场的发展，才促使了上海现代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前行的可能性。
从晚清一直到当代，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来观察和描绘着上海这座大都市:有韩庆邦眼中的上海，也有徐枕亚眼中的上海;有茅盾眼中的上海，也有新感觉派眼中的上海;有鲁迅先生眼中的上海，也有钱钟书先生眼中的上海;有新文学眼中的上海，也有鸳鸯蝴蝶派眼中的上海;乃至于到当代，有王安忆《流水三十章》中的上海，也有诸如卫慧《上海宝贝》中的上海。它如此的多姿多彩、含义丰富，因而具有如此众多言说的可能性。就现代市民文学而言，现代化城市的出现，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市民文学的产生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空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