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与“市”的冲突和融合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防御说，认为“墙”的直接作用是防御，“城”最早应用于军事目的。因而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特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军事堡垒，是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心，不是经济发展而自然聚集为城市。希斯克形容希腊城邦为经济贸易实体，这一点并不适用中国”。^[5]《墨子·七患》中言“城，所以守也”，将“城”的军事防御目的直接道出。有人认为，“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城市的经济功能越弱，政治和军事职能在城市职能中的比重越大”。^[6]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城”的功能大都聚集在军事和政治意义领域。

而“市”的起源则要稍晚于“城”。传说夏已有城郭称为“邑”，有大邑、中邑、小邑之分，中等的邑已有时有市，为“有市之邑”，即早期城市型的居民点。《吕氏春秋》指出:“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卫民。”考古工作者发掘我国商代中期的城市，据考证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城外有壕沟，城南城西分别有冶造青铜器的工场，另有制骨场、制陶场、酿造场，这说明它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了。^[7]

今天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城”与“市”的结合产生在周代。“城”与“市”的结合一般有两个途径:由于生产发展和交易的扩大，为了管理的方便和安全的需要，“市”逐步转移到“城”中或靠近“城”的地方，这是一条途径;由于手工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在“城”中逐渐形成或特地开辟“市”，这是另一条途径。周代以后，城市设施逐步完善，人口越趋集中，城成为一定地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功能和作用逐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也逐步加深。

到了汉魏六朝时代，城市的规模和功能越发扩大，城市生活也越趋丰富，当时所有知名城市几乎或是该地的郡府治所，或是该国国都。长安是西汉都城，也是当时最大的城市。此外全国还有18个左右比较大的繁华城市，诸如洛阳、颍川、邯郸、平阳、寿春、番禺、宛、扬等。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发展的另一个高峰。由于交通运输的便捷以及海陆贸易的普及，使得唐代的经济贸易较为活跃，长安在当时被称为“世界之都”。盛唐时期，中国城市总数达到1000多个，北方有长安、洛阳等城市，南方有在当时最为繁华的城市扬州、益州、广州、泉州等，乃至民间有“扬一益二”之说。唐人小说中，如《李娃传》等有不少描绘到当时城市面貌和生活情形。

自宋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开始比较大的变化，那便是城市的内涵开始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商业性、娱乐消遣性的特征，即重心由“城”的功能逐步转向于“市”的功能。唐代城市中，有着所谓的“坊市之别”，“坊”为居民住宅区，“市”为买卖贸易之所。“坊”在黄昏后门户关闭，禁止夜行，而到了宋代，破除了唐代城市中“坊”与“市”的界限，取消了黄昏禁行令，“坊”与“市”不再如此两相隔离，“坊”可以就是“市”，“市”也可以就是“坊”，“市”的领域大大扩张，地位也不断提高;同时随着货币流通量的增加、纸币的使用，商品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因而直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先后出现了北宋时期的东京和南宋时期的临安，其人口都达到了百万之巨。“北宋首都开封城内的街巷当中，随处都有商铺邸店和酒楼饭店之类，繁盛的夜市也早已在开封出现。”^[8]在这个时期，商业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专门的“行业协会”(行会)，如“油漆作”、“木作”、“腰带作”、“双线行”等。同时，行会的出现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行会组织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证实了城市商人与手工业者由于职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共同趋势而结成利益群体，并由此昭示着在封建社会结构中产生了新的成分，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

明代开始，中国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一般认为，在这个时代，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在明代晚期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在明代，全国大概有大中型城市100多个，小城镇2000余个，具有一定工商性质的城市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明中叶之后，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性质城镇有24个，典型如岳阳、淮安、九江、西安、泉州、郑州、沙市、天津、保定、大同、益都等地。明代的城市分为几大类型，第一种为手工业较为集中的生产中心城市，这种城市手工工场比较多，规模也比较大，如苏杭的丝织手工业场、佛山的铁锅手工业场、景德镇的瓷器手工业场等;第二种为商业集中的城市，或者是交通城市、物流枢纽中心，如扬州、汉口、临清、通州等地;第三种为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第四种为对外贸易城市，如广州，其在当时的主要职能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广州后来在对外贸易中却远远落后上海，这其间的原因多种多样，然而关键的一点，不能不归结于在19世纪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没有等待现代化的强行降临，她从一开始就被其中的现代性所吸引”，^[9]而广州等地，有着“较强的反侵略意识，在广州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西方各国很晚才在广州建立租界”，而且对外来贸易和人员具有很强的本地主导性，并往往以本土优势去限制和控制对外贸易，因而“广州在对西方的贸易中只能在原有的规模上略有发展，它的地位和重要性很快就落到上海后面”。^[10]第五种为边塞海防城市，如明初为防止北方蒙古余部入侵的“九边”重镇以及洪武年间为防御倭寇而修筑的宁海、临山等59城以及天津卫、威海卫等，其军事意义重于其他意义。

由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代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超越明朝，直到晚清，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市逐步由封建性质向资本主义性质转变，中国的城市形态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才开始出现了质的飞跃。租界的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幅度的进入，使得在沿海地区的中国城市飞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地位不断上升，各区域的经济中心不断转移到此，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

因此可以看出，自宋以来虽然中国的“市”与“城”并行而进，但中国社会高度的行政权力和政府职能与作为自由经济的“市”从本质上来说，是冲突的，因而中国“市”与“城”的并行不悖只能是一种奇怪的结合。“市”所代表的是自由发展的商品经济模式，同封建政权所代表的小农经济模式有着根本上的冲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发展中，“市”虽然是新兴的社会力量，但它没有成长到强大得足够与封建政权相抗衡，它不能消解统治政权的封建性，反过来，还常常受制于封建政权的各种影响。因而自宋以来，尽管中国的“市”有着相当大的发展，商品贸易也有着很大提升，但中国从没有出现过单纯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无论如何繁华的“市”，其终究免不了落入依附于“城”的位置——也就是说，封建时代中国的“市”还是不得不屈从于政权中心，成为当地的都府之地而非经济中心。以政治、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城”仍旧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一旦清朝政权开始压制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市”便立即开始萎缩。

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即由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变)、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和银行业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职业形态和以标志新时代来临的城市的光电景观，都昭示着城市有着本质上的变革;同时，“在古代社会，城乡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农村居于主导地位，城市是政治、军事堡垒;在近现代社会，城乡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是城市居于主导地位，城市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和生产要素的聚集地。……各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地域条件、历史文化迥然相异，但城市化的驱动力有着共同的机制，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必然伴随城市化的进程。”^[11]之所以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或都市，一则是从经济基础和产业技术来讲，它尚缺乏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方式，以及该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的观念变革、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不可能实现在工业化时代才能进行的城市化模式，不可能以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模式来实现其城市的规划、产业建构、制度管理以及自身在全国范围内的定位，无法形成以自身为中心，在四周聚集中小型卫星城市的城市核心圈或城市群落，只能是独自零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