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海:大都会的诞生

1832年，“阿美士德勋爵”号商船停靠在了距离吴淞口仅数里之遥的海面上。与清政府打了整整18天的交道之后，商船离开了口岸。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却让西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胡夏米在吴淞口7天的观察中，惊讶地发现，经由吴淞口驶向上海的船只，100吨至400吨不等的船在400艘以上，除了来自天津、福建、广东、台湾等地船只外，更有东印度群岛、交趾支那、瞿罗等地船只源源不断地驶来。这一初步的统计表明，上海已经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港口之一。他向东印度公司递交的航行报告书中称:“上海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吴淞江起于长江口的太湖，然后穿越运河，如此便与长江、黄河以及北京沟通。……现在中国人毛纺品的消费量还是多么的微不足道，3亿6千万人口中，呢绒的总消费量不过80万码，平均450人还未及一码。难道不可以大胆地推测一下，随着交往的更为自由和扩大，消费量可能是现在的4倍。一定时候甚至增长到10倍。”^[1]这是第一次有人从世界的视野来看待上海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预言了它今后即将到来的繁荣景象，同时，这也意味着上海被纳入了殖民者的视野，注定了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殖民地命运。十年之后，上海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4000名英军占领。英军在大肆掠夺了四天之后，才继续沿着北方的行军路线进发。不过，自此之后，“来上海的外国人不再是为了贸易勘探或军事入侵，而是为了长久居住。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结果”^[2]——白吉尔所言的这种“对外开放的象征和结果”，直接地说，就是成就了上海这一个中国大都会的诞生。这种大都会，是与西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以及在此种文明之下的各种生产技术、管理方式、体制架构、组织制度和价值观念相一致的都市，并由此促使了上海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分离，使得上海“在清代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状态时，当清朝统治系统内还没有出现近代城市的管理体系时，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就是从租界移植西方近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开始，逐渐完备起来”。^[3]它由此而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有了本质的区别，“它们与传统的政治因素相对疏远，而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密切。这些城市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时代烙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