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风俗画以描写社会环境为主，反映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文化传统、乡土历史、风俗习惯、等等。绍棠说“乡土文学以风土人情为素材”；又说他要用他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写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是他最大的心愿。在绍棠的小说中，风景画和风俗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每每融为一体，并与人物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社会生活的画面。但社会风俗与自然风景又各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着笔描写，侧重点也不一样。绍棠的乡土文学，对社会风俗和乡土历史的描写，或浓或淡，或重或轻，或粗或细，用墨不少。现在，我们就其内容，分乡土历史、时代苦难、风土人情、移风易俗等四个方面略作说明。

(一)乡土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地方的现实状况，都离不开历史所能赋予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离不开前人的文化创造和精神传统。乡土文学创作离不开对乡土历史的描写，正如它离不开对乡土地理的描写一样；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只能画出乡土生活的平面图，而画不出乡土生活的纵深发展史，风土人情及其形成之所由，也就有可能变得不可理解。刘绍棠熟谙京东北运河一带的乡土史、风俗史和他的乡亲们的生活、情感发展的历史，写出来娓娓动人，不仅具有认识社会的崇高价值，而且更有淳厚的审美欣赏价值。

举例来说。《渔火》描写通惠河的地理历史，顺便也写出了通州(潞县)与北京(大都)的往来变化及其在历史上所处的重要位置：

元朝时候，北京叫大都，通州叫潞县，两地并没有水路相通。每天成千上百只高桅白帆大船，从东南各省为京城运来上等的粮米、布疋和日用百货，到达通州，也就到了终点，分别停泊在两大码头：一处是城南十二里的张家湾；一处是城北五里的黄船埠。然后，将船上的货物卸到岸上，再装上马车骡驮，走四十里驿路，转运到京城，很不便利。元世祖至元年间，从昌平境南白浮村的神山泉引水，先东入京城的积水潭，再入宫墙太液池，过御河桥，出城向东流去，在通州东关，投入北运河的怀抱，这便是元世祖赐名的通惠河。从此，一队队宫船客舫，便沿通惠河而上，直达京城，云集积水潭四岸。当时的积水潭方圆数里，碧波万亩，所以又名海子，是西山诸泉流入京都的汇合处。

后来，积水潭渐渐干涸，通惠河源枯水浅，也就走不了大船。民国以后，通惠河的河道淤塞，两岸和浅滩丛生着茂密的芦苇蒲柳，栖居着鸣禽水鸟，河床更加狭窄，水面布满青萍绿藻，连走小船也不能一路畅通无阻了。

通州因为是京畿首辅，代管京东八县，又设立漕运总督衙门，更是北京咽喉要地，所以城池的格局，相当于省会，高大坚固，气象森严，好似铜墙铁壁。

四只小船拐过城西北角，在淡淡的晨雾中，依稀可见城墙内耸立云天的燃灯佛舍利塔。这座宝塔在文庙西侧的佑胜教寺内，创自唐朝贞观七年，也就是唐太宗时代。燃灯和尚是隋朝的名僧，死后藏埋此地。塔有十三层，高有十几丈，层层挂满大大小小镀金的铃铎；天晴气清，一柱擎天，塔影垂映在通惠河上，风吹铎铃叮叮咚咚，在蓝天白云间响成一支悠扬悦耳的梵曲。塔顶上，直钉着一支铁矢，世传为金代杨彦升射中于上，虽经数百年风风雨雨，铁矢依然屹立不动，更有几株翠绿的瓦松，挺拔于古老的宝塔之巅。民国以后，佑胜教寺断了香火，庙门朱漆剥落，寺内的庙宇也已经坍塌残破，宝塔全身长满了青苔。

写通州的水运交通历史：

四十里绿水弯弯的通惠河，把北京和通州连接在一起；通州是北京的东大门。

通州坐落在三千里南北大运河的起点，曾是明清两代的漕运总督驻在地；民国以后，仍是京东首邑。北运河贯穿通州全境，此外东有潮白河，西有凉水河，城东北还有温榆河和箭杆河，都是从北向南，注入运河；只有来自北京城内太液池的通惠河，却是从西向东。

写通州一带280里北运河沙滩的改造：

北运河走的是天子脚下，通州坐落京东地面，冬春两季无风三尺土。运河滩，外无山岗，内无城墙，就像敞开门儿张着嘴，大吃大嚼口外的风沙。花街的三道沙丘，年年长个儿，步步登高；早先柳枝糊泥巴的棚屋，不是被风沙挤倒，就是被风沙湮没。夏秋两季，三日阴五日晴，大雨小雨穿插着下，小河汊子大雨大涨，小雨小涨；柔水似刀，割坍沙丘，柳枝糊泥巴的棚屋常常一屁股坐空，堕入水中。于是，家家户户开始房前屋后，院内院外，里三层外三层，四框填满了红柳绿蒿，不但锁住了风沙，屯住了水，而且芳草萋萋，花木葱茏。

写30年代通州船运情况：

1935年的时候，通州有四大船行，每个船行都有大小几十只船；小船出租，大船自己经营。北运河上，四大船行的船都能走，叫官道；另外那四条河，四大船行各占其一，叫分水。

独占通惠河的这个船行，字号就叫通惠记，出租24只小船；这些小船也打鱼，也运货，也搭乘游客。他们三船一帮，五船一伙，一帮一伙都有个领船的；领船的一要有唇枪舌剑，二要敢两肋插刀，动口动手都不怯阵，一个个都像是梁山泊的阮氏三雄。

《瓜棚柳巷》写殷汝耕当上儿皇帝之后，运河一带人民开发出来的河滩地被划为官田，赏赐给他的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运河人民不但要纳粮，而且要交租，更加苦不堪言：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运河那白沙绿水的床，年年雨季打滚儿；这边坍陷一个村落，那边就闪出一块河滩。殷汝耕自立国号，名叫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州万寿宫登基坐殿，当上儿皇帝；便一声令下，里七外八，十五里之内的河滩地划为官田。他挑肥拣瘦之后，就像刀切豆腐，零卖年糕，把运河两岸的河滩切割成条条块块，赏赐他的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柳巷这一方河滩，土地肥沃，风景如画，落在殷汝耕的一个三岁的小女儿名下，算是这位千金小姐的胭粉地；柳家瓜园地处胭粉地的牛角尖上，于是三代祖产改姓了殷，柳家父女每年不但要纳粮，而且要交租。

作家刘绍棠描写他的乡土历史，同旧时代给他的乡土人民所带来的苦难分不开的。许多乡土历史生活镜头，我们将在下一场景中展示，这里暂且省略，以免下文出现重复。

(二)时代苦难。《花街》描写旧时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悲惨遭遇，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一到杨花似雪，柳絮纷飞的暮春时节，花街上的男人，都到外边扛长工，打短工，赶脚、拉纤、卖苦力去了。每日早出晚归，两头披星戴月，白天看不见他们的影子。

花街上没有多少老人。花街上的老人都交不了甲子，过不去六十这一关，就芦席一卷，埋在河坡上，歪脖儿树下孤坟一座。可六月连阴天，七月下大雨，运河满了槽，一涨一落，坟头涮平了，尸首冲走了，便只留下趴了架的歪脖儿树，挂满了水草和绿藻。

花街上也没有多少孩子。花街上的孩子十有八九立不住，不出满月就抽四六风，蒲草一捆，草丛中刨个坑儿一埋。下一场小雨，草芽儿又发了，十天半个月，小草儿长高了，也就不见了痕迹。

花街上更没有多少女人，女人都不愿嫁到花街来。花街上的女人大都来路不正，来路不明。不是私奔，就是拐卖，没有一条是明媒正娶，鸣锣响鼓花轿搭来的。

女人的命，更加苦如黄连：

然而，花街上的姑娘黄连的命，没有一个例外的。她们刚刚蹒跚学步，爹娘就给她们编一只小小的柳篮儿，挎到胳臂弯上，到河滩上剜野菜。再大几岁，篮子换成了筐，爬树摘杨芽儿，登高采榆钱儿，下河打鱼虾……长到十三四，她们就要卖的卖，嫁的嫁。不是卖给过往行船的老客，就是嫁到远离运河滩的外村，十个人里有五双是老夫少妻。

她们虽然从小吃不饱，可是自幼呼吸花香水气，却又生得眉眼俊俏，身腰柔细，十分秀气。开了脸，上了头，鬓角插上一朵红绒花，穿一身红裤子绿袄，怀抱着一面菱花镜和一只竹篾子拢梳，在一挂飞花爆竹声中告别家门，就是她们一生最大的风光。可惜，常常二十刚出头，早生下五男二女，一窝孩子。于是，一个个面黄肌瘦，浑身皮包骨，就像霜打的藤萝，雹子砸下的落花，眨眼之间人老了。

且看运河滩的穷苦人吃的是什么?

穷苦人春天吃个树饱；夏天生吃面瓜，熟吃倭瓜，落个瓜饱；秋天烧玉米，煮青豆，打枣扒花生……混个杂饱。

再看运河滩的纤夫们是怎样干活的：

纤夫们像囚犯扛枷，肩扛纤板，拽住粗大的纤绳，赤裸炭黑的身体，绷紧根根条条的筋骨，鼓足通身的气力，唱着忧伤的纤歌，每行进一步，身后都留下深深的足迹，足迹上留下汪汪的汗水。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加深，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取不抵抗政策，卖国的《何梅协定》，划冀东22县为非武装中立区，汉奸殷汝耕成立防共自治政府，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的抗日爱国斗争也就在这里开展起来。形势异常复杂，任务也非常艰巨。小说《荇水荷风》这样描写冀东运河滩的政治环境：

卖国的《何梅协定》，划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中立区，汉奸殷汝耕成立防共自治政府，乡野群雄蜂起。有秘密的抗日武装，有杀人越货的草寇，也有形形色色的会道门，更有各自称霸一方的地主民团和联庄会，殷汝耕的保安总队只能防守二十二座县城。运河滩上的一片河网中，六个小村和锅伙，立起齐心会，是京东抗日救国会的一个堡垒，只因时候不到，还没有扯旗放炮。

而日本人的政治交易所则打着商行、药铺的招牌在这里批发鸦片、吗啡、海洛英，织起了一张伸展到四面八方的谍报网：

远藤商行盘踞在西大街的十字路口，五间门面，经营项目有西药、五金和日用百货，是个不伦不类的店铺。本来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商行不过是云遮雾障，为的是隐蔽远藤一郎的真面目。而且，前柜后柜，表里不一；前柜零售仁丹、中将汤、阿司匹林、金鸡纳霜，后柜却批发鸦片、吗啡、海洛英，外带收购贼赃。远藤商行的前柜冷冷清清，但是它的后院却是一座生意兴隆的政治交易所。　　(刘绍棠《渔火》)

汉奸走狗，为虎作伥，混水摸鱼，也开设赌场、烟铺，把好端端的一片土地弄得乌烟瘴气：

走入百顺堂，头一进是个三合院的宝局：东厢房推牌九，西厢房打麻将，南房斗纸牌、掷骰子，满院吆三喝六，骂爹入娘，大呼小叫，声震屋瓦。相隔一道花墙，月亮门里别有洞天，也是一座三合院，没有南房有北房，不是宝局是烟馆。十一间房隔断十一个单间，每间一张烟榻，每张烟榻一位烟瘾君子，怀抱烟枪，喷云吐雾；身旁都有一个脸搽得雪白，嘴抹得猩红的女人，点烟灯，烧烟泡，削水果，递香茶。后一进，是九花娘的迷宫密室，闲人免进　　(刘绍棠《渔火》)

新中国成立后，刘绍棠满怀激情地描写过春光明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俗画，如《红花》、《青枝绿叶》、《摆渡口》等小说，在50年代初期曾引起较大反响。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大开历史倒车，大刮极左思潮，给京东北运河人民又一次带来腥风血雨，人为地造成一个时期的历史苦难。小说《含羞草》描写武斗的场面，火车都被堵在半途无法前进了：

女萝江铁桥上，断着新砍倒的老龙腰河柳；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广播车，哇哇狂叫着；黄昏暮色中，一伙红了眼睛的家伙，向桥头运送着装满砂石的稻草袋子，堵死火车的进路；更有几个亡命徒，光着膀子，在铁轨上横躺竖卧，明知道火车不会从他们身上辗过去，所以一个个都面无惧色，悠悠然吸着牡丹牌过滤嘴香烟。

火车像泄了气的精疲力竭的旅人，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停住了。进退两难的长途旅客，在车厢里呼叫着，吵嚷着，哭喊着，一团混乱。

花园之城的萝州，经过武斗后，也破烂不堪了：

花园之称的萝州，已被连年武斗糟蹋得不成样子。建国路大街，平坦坦的柏油路面被破坏得坑坑洼洼，扔满砖头、瓦砾、石块、西瓜皮、酒瓶子……到处堆放垃圾；路边那香气四溢的花树，被砍伤的砍伤，折断的折断，所剩无几；被打碎的打碎，偷走的偷走，整条大街，一片漆黑。

小说《柳伞》中描写提审“三反分子”的场面，可使未曾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大开眼界：

凄风苦雨三更天，冷青霜提审这两名冻饿了一夜的三反分子，支左代表并不公开出场，隔窗偷看罪犯的神色，在供词中鸡蛋里挑骨头。

刑讯室门口，两名打手荷枪持刀，冷青霜坐堂问案，身后两名打手凶眉恶眼，手提皮鞭子，脚站丁字步。黄金印皮烂嘴不软，死不认罪，被毒打一顿，离地三尺吊在了房柁上。

柳景庄被拧着胳臂，掐着脖子，押解进来，在冷青霜面前三步，弯腰低头。

念完了语录，冷青霜铁青着脸，猛地一拍桌子，尖声刺耳地喝道：“柳景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要老实交待你的三反罪行！”

“我有罪，有罪！”柳景庄不想硬碰硬，免受皮肉之苦，“请给我纸和笔，我愿把我的全部罪行写出来，连囤底儿都打扫干净。”

“文革”的骚乱和极左思潮干扰、破坏了农村经济，富饶的京东水乡被弄得穷极一时，姑娘们只想嫁往京津城市，勤劳的农民连娶亲都成了大难题。小说《蛾眉》既写出了当时出现在农村的一种陋习，也说明了形成这种陋习的政治经济根源：

这一户人家只有父子两口人。老爹唐二古怪，60多岁了，原是百里闻名的瓜把式；自从一声令下，只许种粮，不许种瓜，被迫改行，下放大田，年老力衰，每天只挣六分。儿子唐春早，念过高中，一心想上大学，成名成家；虽然也有两膀子力气，可是按照大寨评工记分标准，只算个等外劳动力。工值很低，挣分又少，父子俩一年到头脱皮掉肉，汗珠子摔八瓣儿，年下分红刚够嚼谷，分文拿不回家。

这一方，上京下卫，小伙子娶媳妇难，难于上青天。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好比彩云追月，鸟飞高枝，不是心向北京，就是眼望天津；剩下不那么水凌秀气的柴禾妞儿，开口一要彩礼，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

动乱之中，许多革命干部和文化人被送进所谓的“五七干校”，有如集中营一般，京郊运河一带也不例外。小说《藏珍楼》写到苦难的一幕：

五七干校座落在本县边界的一片河滩上。这片河滩不着村，后不着店，低洼处丛生着芦苇、野麻、红皮水柳和狗尾巴花，高岗处是一道道沙丘，生长着乍蓬、牛蒡和蒺藜狗子。学员严禁外出，外界闲人免进，真是一块与世隔绝的天然流放地。了解了十年动乱给我国城乡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就会懂得林彪集团自我暴炸、“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之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举国人民为什么如此欢欣鼓舞，喜气洋洋。北运河农村同样也欢腾起来，同“文革”时期苦难中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

女萝江畔，牛郎河和织女河两岸，村村庄庄响起炒豆似的爆竹声；一会儿，锣声、鼓声、唢呐声也震天动地响起来，沉默的乡村欢腾了。　　(刘绍棠《含羞草》)

(三)风土人情。京东北运河水乡的地理环境、文化历史传统，形成了这地区的风土人情，并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而有沿有革地发展。“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北运河人民多情重义，扶危济困，形成为一种民风民气。就其社会习俗来说，包括生产、生活、婚恋和人际往来等多方面的文化心理、愿望和追求，多方面的活动方式和场景。绍棠在小说《蒲柳人家》中给北运河夏日的傍晚绘写的农村风俗画，同鲁迅在《风波》开头勾勒的江南水乡农家夏晚图一样情景逼真，但却独具特色：

夏日的傍晚，运河上的风景像一幅瑰丽的油画。残阳如血，晚霞似火，给田野、村庄、树林、河流、青纱帐镀上了柔和的金色。荷锄而归的农民，打着鞭花的牧童，归来返去的行人，奔走于途，匆匆赶路。村中炊烟袅袅，河上飘荡着薄雾似的水气。鸟入林，鸡上窝，牛羊进圈，骡马回棚，蝈蝈在豆丛下和南瓜花上叫起来。月上柳梢头了。

在自然内景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人的活动，看到了人们在特定的场景中为生产和生活而匆忙，风景画和风俗画原来就难截然分开，这里由前者起笔，重点却转向了后者。即便村中袅袅的炊烟，“鸡上窝，牛羊进圈，骡马回棚”，从这一切背后也都使读者情景逼真地看到人的活动。

北运河部分农民以种瓜为业，经过辛勤劳动，到了丰收时节，喜气洋洋，其乐无穷：

他的香瓜匀溜个儿，白的玉白，黄的金黄，摘下来带两片绿叶，更显得好看。从河边挑来两筲水，蹲在绿柳浓荫下，香瓜浸入水筲里，一个时辰捞上来，撕一片苇劈儿，轻轻划上一道，瓜分两半，甜脆爽口，蜜汁元汤，喝下去沁人心脾。他的面瓜，皮薄、肉厚、大肚襄儿，掰开来白籽红瓤，一篓蜜；有花面鬼脸的，有傻头傻脑的，一个个憨态可掬，逗人喜爱。远怕水，近怕鬼，生人吃柳梢青的面瓜，先得打听路数；贪吃嘴急，张口就咬，噎得眼直，憋得脸青，鱼鹰子伸脖儿；一个不饱，吃两个撑着，忍一忍，歇一歇，走两趟小水再吃也不晚；不过，撑着也别怕，跳下河凫几圈，不知不觉化了食，爬上岸来接着吃。吃过柳梢青的香瓜面瓜的人，没个够；人行千里，心也拴在他的瓜秧上。

谷雨前后，栽瓜点豆；柳梢青的瓜园花一开，就香气四溢。等到瓜熟时节，满天下香雾；南风一吹，弥漫方圆几里。于是，东奔西走的行人留步，南来北往的行船靠岸，吃瓜的人一窝蜂赶来。柳梢青手不闲，瓜垅里蹲下身子，拨开密叶选瓜，掐断蔓子摘瓜；柳叶眉脚不停，手提柳篮肩扛秤，运瓜卖瓜来回小跑。(刘绍棠《瓜棚柳巷》)

种瓜的人，开园就像办喜事。财主富户开园，要请算卦先生挑选黄道吉日，备下香烛纸马，祭告皇天后土，摆下风光酒筵，恭候贵人临门。穷门小户开园虽没有这么多的讲究，但是为了讨个利市，也要翻一翻黄历，择个吉日良辰；瓜把式头脸梳洗得干干净净，衣裳穿得平平整整，东山的早霞一抹红，就早起开门放一挂爆竹。

爆竹一响，惊天动地，吃瓜的人四面八方而来；捷足先登的第一位，便是开园的贵人。瓜园主人满脸堆笑，一团和气，打躬作揖把他迎到瓜棚下，蒲团上落座，面前摆放一张饭桌，然后双手捧来瓜王，请贵人赏光。这位贵人也要随缘凑趣儿，念一段喜歌，或是说几句吉祥话。　　(刘绍棠《瓜棚柳巷》)

这里画出了北运河农村喜庆丰收的风俗图，供人认识生活，并在审美欣赏中得到愉悦。

上津下卫，地处京门脸子的北运河人民，有以说唱、武功等艺术打唱为业，艺人献艺成为一大盛事。《草莽》描写蟠桃宫的庙会和庙门外的耍拳脚、弄打枪，别有一番风情：

他们赶奔蟠桃宫庙会，庙门外打开场面，一场三出；桑木扁担的拳脚，桑铁瓮的刀枪，压轴是父子大战30回合。他们晚到一步，看客早已团团围住四外的几个场子占了下风；可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桑家父子出场一亮相，不必大呼小叫抢生意，四外几个场子的看客就扭过了脸，转过了身子，移动了脚步，行云流水聚拢过来，场子四框夹起了千层篱笆。

每场一收锣，红杏就端起小笸萝，放开清亮甜脆的嗓子，风车打转水流星，绕场子打钱。哪个看客投来一枚铜子儿，她就燕子剪水接到笸箩中。有几个财大气粗的看客，掏出两把铜钱天女撒花，半空中钱如雨下，红杏上下翻飞左右扑跌，没有一枚铜钱落地，惹起阵阵喝彩声。

小说《荇水荷风》还写以月下摆供，祈求生活美满的风俗：

供桌上，摆放一捆儿毛豆，两杯水酒，两张糖烙饼，还有四样果品：一大嘟噜玫瑰香葡萄，一盘子秋梨，一堆红枣，一只雕花的大青萝卜。嫦娥、吴刚和玉兔都不吃荤腥，毛豆是给玉兔吃的，糖饼、葡萄和秋梨是给嫦娥吃的，水酒是给吴刚喝的，红枣和青萝卜是给吴刚下酒的；运河滩的穷门小户有个俗谚，脆萝卜下酒，越喝越有。这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

拜月乞巧的风习，虽然迷信，却很优美。那是在七夕之夜，年已及笄的姑娘，半夜时分悄悄找个僻静角落，给垂挂中天的月牙儿焚香叩拜，然后掏出一根银针，一条红线，在月色朦胧中穿引；如果一穿而中，今年必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儿，结成美满良缘。

还有“听哭”的习俗，深切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同情心理，同时也是对自身不幸命运的观照：

奶奶给他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七月七半夜三更的时候，要有一大群喜鹊在银河上搭桥，牛郎挑着一副挑筐，前边装着儿子，后边装着女儿，来到鹊桥上，跟分别了一年的织女见面，两人抱头大哭。小孩子眼睛亮，耳朵尖，站在葡萄架下，能看见银河鹊桥上的人影，听得见从天上传来的哭声。去年，何满子就曾偷偷站在他家的葡萄架下听哭，可是那一天下小雨，他没有听见哭声，只是洒了一身牛郎织女的眼泪。

今年这个日子，繁星满天，白茫茫的银河横躺在夜空，不会下小雨了。何满子打定主意，不听见哭声不睡觉。

女人有女人的不幸，但也有她们的追求。婚姻对她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小说《柳伞》写以姑娘选嫁和待嫁中的一种陋习，笔触所及，无疑带有善意的讽刺：

柳伞村的姑娘眼眶子高，也就出嫁晚，挑三拣四，挑肥拣瘦，不找到一位如意郎君，不拿到一笔丰厚彩礼，便不出柳伞村。但是，不管多么挑挑拣拣，三十岁是一大关；二十八九就慌了神儿，有人说媒，只要不是秃瞎聋哑，五官不正，四肢不全，就匆匆忙忙了结了终身大事。

女人在自己的天地中也有她们的欢乐。《花街》写以她们在小河汊子里淘洗、戏耍的场面，充分表现了北运河人民的粗犷和洒脱：

花街上的人吃的是大河水，小河汊子里洗衣裳。鸡鸣五更天，男人们出外之前，肩挑着缸大的水筲到河岸，白天你东我西的哥儿们，只有此时此刻才能匆匆打个照面，碰个头，问一声好，道一声乏，满肚子怨气骂东家，哈哈一笑改日见。晌午骄阳似火，热风烤人，女人家脱下衣裳站在齐腰的小河汊子里，一边淘洗一边口角争风，舌尖带刺儿，满嘴撒村，骂人好比口唱莲花落，一个更比一个脸皮厚。姑娘洗衣裳要等夕阳西下，河滩上扯起了障眼的暮霭。晚霞中，她们像一群水鸟儿下河，叽叽呱呱，嬉戏玩耍。有时，忽然羊肠小路上嚓嚓脚步声，那是有人要水过河去。她们来不及钻进河边的蒲苇，躲到岸上的柳丛，便慌忙蹲下身子，扭过头去，双手蒙住脸，就像一鸟入林，百鸟压音，一动不敢动。可是，等那个男人过河走远，她们又像鲤鱼跳龙门，从水中一跃而出，清脆响亮的笑声回荡在小河汊子上，洗着衣裳唱道情。

关于旧时代北运河行旅往来中沿途住宿的情况，《鱼菱风景》描写的鸡毛小店，也不失为一幅生动的风俗画：

鸡毛小店坐北朝南，泥棚茅舍三合院，每座棚舍对面两条大通炕；过往贩夫走卒，天黑路远，风雨路断，便都前来鸡毛小店投宿。花几个小钱，占大炕二尺宽窄一席地，一灯如豆掷骰子，头枕炕沿酣然入梦。小店里也有伙食，清一色的饭菜：三九天是窝头白菜汤，白菜汤里洒满辣椒油，吃得红扑涨脸，满头大汗；三伏天水捞轧饣合，生拌腌黄瓜，吃下去饱肚子又败火。腰里硬的，买一碗对水的烧酒，啃两条野鸭子大腿。这些，都是锦囊娘子的手艺。

《渔火》描写旧时通州闹市的喧闹，那种乱哄哄的景象，概括了一时期的城市社会风貌：

将通州横切南北两城的通惠河支流，很像南京的秦淮河：河北岸一条长街，从东到西，遍布着戏园子、杂耍场、酒楼、宝局、估衣摊、旧货行，以及卖野药的、拔牙点痣的、算卦相面的、代写呈文书信的……三教九流，五方杂处，恰似北京的天桥，名叫万寿宫。白天，人山人海，市声喧闹；夜晚，戏园子唱到半夜，宝局子赌到天明。

万寿宫大街东口，有一处坐北朝南的深宅大院，墙头上拉着铁蒺藜网，还砌满玻璃碴子和枣核钉子。飞檐斗拱的门楼，高挑花灯，横挂一匾，匾上三个大字：百顺堂。黑漆大门，白石台阶，两边厢挤满五花八门的小贩，有卖驴肉、狗肉、牛肉、猪肉、羊头肉的；有卖西瓜、糖果、香烟、元霄、馅饼、大碗茶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乱乱哄哄。

《青藤巷插曲》描写旧时代北京的城市贫民五光十色，鱼龙混杂的情况，画出了老北京社会风俗的一个侧面图像：

北京的城市贫民五光十色，鱼龙混杂，有拉洋车、拉排子车、扛大个儿、捡破烂儿、打鼓儿、抬花轿、杠房打杂儿的……有相面、算命、打卦的，有卖估衣、布头儿、羊头肉、牛蹄筋儿、硬面饽饽、糖葫芦儿、心里美萝卜、耗子药的……有说媒跑房纤儿、捉妖拿邪跳大神儿、插圈拴套开宝局子的……还有那坑、蒙、拐、骗，买卖人口，铤而起险贩卖黑白丸，帮虎吃食儿当奸细的……冯雨顺出生在青藤巷十八号，他的爸爸卖报和卖血为生，他的娘冯大婶给同院一家当老妈子。

这位东家，是个久站东交民巷地面的洋车夫，见哪国人能说哪国话，专门拉洋人到琉璃厂买古玩字画；到东安市场买土特产品；到北京饭店、三星舞厅、八大胡同、全聚德、便宜坊、丰泽园、萃华楼吃喝玩乐。车钱、小费和拉皮条的回扣，装满了腰包。

(四)移风易俗。《黄花闺女池塘》写到村风民俗的变化和新的文明习惯的建立：

二三十个市井女子改变不了鱼菱村的村风民俗，却也带给鱼菱村两大文明习惯。一是爱干净，二是好打扮。

爱干净表现在清早起来刷牙上。鱼菱村男女老少千百年来不刷牙，艳如桃李的大姑娘小媳妇，明眸而不皓齿，张嘴满堂黄牙板子，大煞风景，美中不足。金褥子来到鱼菱村，随身携带牙粉口袋牙刷子，清早开门头件事，就是把牙刷得满嘴吐白泡。高留住讥讽她是掏茅厕，她也不争不吵，只是嫌高留住嘴臭，不许高留住跟她亲嘴咂舌。高留住很想跟金褥子做个吕子，也就掏起了茅厕。好打扮反映在衫子、褂子、小袄的腰裉上。鱼菱村女人穿衣裳，千百年来都是上下一般粗，不掐腰，不抱身。金褥子和那些市井女子，件件衣裳都有腰裉，穿起来胸高腰细，像个挂秧葫芦，十分惹眼好看。

刘绍棠的乡土小说描写风土人情有一个总的主题，那就是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作品写到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习俗，充满了批判精神。《草莽》描写旧社会运河滩放印子钱的陋俗，憎恶之情显而易见：

运河滩上，管放印子钱的人叫钱串子，专吸穷门小户的血；钱串子放的是驴打滚儿，出手十里抽一，一个月一打利。每到月头儿，钱串子骑一匹白鼻子小叫驴，肩背一个钱褡子，走村串户，点着名儿催利逼债，就像勾魂索命；砸锅卖铁，典妻当子，也得偿还利钱。

同一作品写到旧社会北运河的花船和水妓，同样表现了批判的锋芒：

北运河是上京下卫的水路，南来北往的客运和货运大船，多得像过江之鲫，而穿梭打鱼的叶叶扁舟，游览河上风光的画舫，更像满天繁星；于是，便有花船应运而生。

每一条花船占一处渡口，只许在两处渡口之间的二十几里水面上做生意，不得越界。花船上的烟花女子，都在河防局注册，官称水妓，俗名水鸡子；她们管花船老板叫干爹，管领家妈叫干娘，互相之间大排行，拜干姐妹，满船爹呀，娘呀，二姐呀，三妹呀，叽叽喳喳叫得亲亲热热，生眼一看只当她们是一家人。

花船跟妓院不同，这些过着卖笑生涯的烟花女子，十有八九是被没有人味儿的父母，下三滥的丈夫，典到船上；又大多是春来秋去，开河上船，封河回家，扛长工似的。每条花船上往着几个烟花女子，船尾牵着几只小划子；花船的舱门挑着一盏红灯笼，桅杆上挂着幌子，客人们上船喝茶吃点心，看中了哪个姑娘，就跟领家妈讨价还价，凿定了便带着姑娘下到小划子上，夜晚停泊在河湾水柳丛中住宿。花船老板看得很紧，手提着鬼头刀在岸上巡逻，谨防有人把他手下的姑娘拐跑。

《草莽》结尾着意描写，北运河人民揭竿而起，惩办汉奸走狗，杀掉恶贯满盈之徒，然后：

火烧了通州境内北运河沿岸各个渡口的花船；也就是从这一年起，花船在北运河上绝迹了。

《烟村四五家》描写“说鬼婚”的旧习，随着社会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自然得到破除：

那个年月，小孩落生，十有八九抽四六风，不出满月就夭折了。天花、麻疹、伤寒、霍乱……一年四季闹时令病，有了病只能求神问卜，吞香灰，喝圣水，少年男女也常常一朵鲜花没有开，便短命而亡。没有婚配的少年男女，死后不能入祖坟，乱葬在河边、堤坡、沙冈上；凄风苦雨，乱草蓬蒿，九泉之下便成了孤魂怨鬼。于是，七十二行之外，又多出一门说鬼婚的行当。

这一行人，得占三个不字儿：四肢不全，五官不正，六亲不认。

说鬼婚的人，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天打听东村西店，南庄北屯，谁家死了尚未婚配的少年男女，还要把他们的生辰年月记在心账上，就像存档立案。然后排班列队，乱点鸳鸯谱，奔走两家，进行撮合。说鬼婚的人走夜路，办喜事也在月黑夜。一乘红花小轿，抬着两只装殓少年男女骨殖的匣子，只有如泣如诉的笙、管、笛、箫伴奏；田老调高挑一盏灯笼，跑在前面，引入祖坟，点燃两挂鞭炮，刨土挖坑，地下联姻。说鬼婚的鞋底钱，比一般媒人高十倍；解放以后，少年男女沐浴着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田老调砸了饭锅，便改行给活人说媒拉纤。

还有一些胡说八道的迷信思想，代代相传，形成陋俗，“至今”还在影响着人的婚恋和命运。小说《小荷才露尖尖角》写道：

运河滩老辈子有个陋俗，长得花枝似的姑娘，只要属羊和属虎，不但是赔钱货，而且是处理品，很难嫁出去，更难嫁好主儿。属羊的穷命，属虎的主凶，谁愿意将穷羊恶虎娶进门，属羊的命相又分三等。出生在春三月，羊有草芽吃，算是穷中有盼，是中等；出生在夏秋两季，草盛羊肥，叫穷中有福，是上等；出生在隆冬时节，天寒地冻，百草枯败，这可是穷到了底儿，当然算下等。如此胡说八道，至今竟还有人迷信。

花街村的杜秋葵是杜大胆儿和二朵大婶的亲生女儿，只因她是属羊的，生辰八字也犯忌，又是个丫头片子，爹娘都不喜爱她，使她的爱情和婚姻遭受极大不幸。但是新时期到来之后，毕竟改变了风气，贫农出身的安天宝不信生辰八字这一套迷信，坚定不移地爱上了她。

小说更主要和着重表现的是：俞文芊因为家里穷，不被人看重；新时期到来之后，他考上了大学，成为花街村第一个大学生，花街首富花四季的独生女儿花碧莲偏偏爱上了他，非嫁他不可。为什么呢?新时期的政策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风气，人们渐渐看重文化和科技，不仅以穷富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且更加注重人的文化品质了。这就是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作品意味深长地写了一棵大柳树的荣枯变化，不无象征意味：

过两道小桥，来到龙头。俞家坐落龙口，门前就是小河汊子。柳蓠泥棚小院，破旧、窄巴、寒酸，怎能跟花家的宅院相比?但是，穷破之中，却有一大风水，那就是门前一棵百年大柳树，浓荫如伞遮住半个院子。大柳树枯死过几回，又返青过几回，这两年叶茂枝荣，郁郁蓊蓊。好像上应天数，颇有点神奇，花街人人敬畏。……

但经济毕竟是基础，社会风气的除旧图新，毕竟是从经济上由穷到富的变化开始的。小说《鱼菱风景》首先写鱼菱村杨家的致富之路：

这两年，杨家老少六口人中有四口，就像直上青云的风筝，又像一帆风顺的行船，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他们看准了城里人吃菜紧张，中央书记处和市委都为首都的蔬菜供应问题着急，便打定主意在鲜鱼水菜上下功夫。他们跟大队管委会订下合同，包下几片池塘养鱼栽藕，自留地上种葱、姜、蒜和辣椒，家里大养猪、羊、鸡、鸭，京津路畔搭两间豆棚卖大碗茶。自由市场上鼓捣小生意；每日都有活钱进门，虽不是雪片飞来，却也是细水长流，一年到头就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大河涨水小河满，鱼菱村生产大队这两年的工值，也是直线上升；年关分红，杨家的几个劳力更分到一大笔现款，鼓囊囊的装满了腰包回家来。

然后写邻居邵家这两年虽也步步登高，却没有杨家的招数多，也比不得杨家财源茂盛；但邵家却有人材，邵家的儿子火把有文化，学习出众，杨家的女儿天香主动嫁给了他，两家扒墙合二而一，终于由世仇变成了亲家。作家在篇首就抒写了这样的议论：

杨邵两家二十几年的颠颠倒倒，至少可算是北运河两岸农村生活的一幅缩影。

两家合二而一，必得人财相当。量财是一杆称，看人是一把尺；鼠目寸光的量财，就像臭棋篓子见子就吃，眼光远大的看人，就像棋坛国手眼观全局，棋走三步。

重视知识，重视人材的社会风气，在京郊农村初步得到树立。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作家同样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希望得到改正。如《黄花闺女池塘》对于钓官塘的描写，就明显属于“干预生活”的文字了。

京郊有很多养鱼池，不少养鱼池被辟为官钓塘，专供有权势的高官假日垂钓。于是，以鱼为诱饵，换来紧俏物资供应的批件；所以，官钓塘又名钓官塘。谷秸没有权势，也不够级别，官钓塘哪有他的席位?只能扛着鱼竿寻寻觅觅，找个窑坑水洼子坐下来，钓几条草生儿，聊胜于无，自我安慰而已。

至于春夏秋冬，四时节令，日月风云，花鸟虫鱼，以及人际间的各种往来场景描写，为一般文学作品所共有，这里就不赘述了。表现在绍棠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最突出的特点是再现京东北运河农村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抒发依依眷恋的乡情和乡思。作品反映的客观内容和作家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又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作家热爱自己的乡土，热爱他的乡亲们及其不断创造、改善着的生活环境，这是非常切实具体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寓教于乐，也正是一切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