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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是人创造的，是人的理想、情趣和意志、性格的外射；但也不完全是主观的，人的创造是离不开客观条件的，比如说社会经济基础和创造者个人的经济能力，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和一地区的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还有民族传统和地方习俗等等客观因素，处处影响着主观的创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土文学所描写的居住环境和人们的居住情况，不仅真切地、一目了然地反映着某一乡土生活的地方色彩，而且也往往同乡土人物的时代命运联系在一起，说明着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历史演变，从而耀眼地反射着特定乡土生活的时代色泽。

风俗掌故学家邓云乡先生写了一本饶有兴味的书，叫做《北京的四合院》。那书中说：“北京的四合院，给人的感觉不同于西式建筑物在中心的院落，也不同于日本式的小小庭院，即使在国内，也不同于江南的天井、上海式的石库门房子……”，这是说各民族、各地方的居住环境，都有自己的不同风格、特色。同时，邓先生也看到，随着时代的进化，不论上海式的石库门房子还是北京的四合院，都正在拆建和改造，京、沪和其他许多城市，在老式房屋的旧址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他认为北京的四合院大多已成了大杂院，四合院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住在那不是四合院的“四合院”中的老房客，“即使老一代的还有点眷恋之情，新一代的也巴不得早点分一套单元楼房去住了。”

同样，农村的居住环境，尽管仍保持着各自的地区特点，却也经历着旧貌换新颜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京郊北运河水乡，乡亲父老旧时代居住的窝棚、泥屋、茅舍，现在也大多被新建的高屋大房和宽敞的院落所代替。对于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居住条件的改善变化，绍棠无处不以最大的政治热情加以赞美和歌颂。同时，无论是旧的消失，还是新的到来，他都满怀乡情地进行回忆和描写，因为这都是他和他的乡亲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蝈笼中的乡思》写到他在家乡儒林村的几处旧居，如今都从地面上消失了。他说：

“我想念表姐家的西厢房，想念儒林村村外那茅檐泥舍的凶宅。这两处曾是我将近20年的栖身之所，我一生中的大好年华，从20挂零儿到40出头，是在这两处夹起尾巴度过的。

“在漫长的坎坷岁月中，表姐收留了我，叫我住她的西厢房南屋，南屋窗外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核桃树，遮住了南屋的前脸，我像躲进绿荫深处，又有表姐一家做我的保护伞，在血雨腥风的动乱年代，不但苟全了性命，而且在这间陋室里写出了长篇小说《地火》和《春草》的一半。唐山大地震的余波所及，动摇了表姐家的老屋，她又要娶儿媳妇，便拆大改小，把老屋改建新房，我只得搬走。

“村外，有几间为城市移民修建的茅檐泥舍，那位移民贫病交加，又好吃懒做，最后只有在房柁上拴根绳子上了吊。远怕水近怕鬼，这座茅檐泥舍便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凶宅，此处大白天竟路断人稀。都说神鬼怕恶人，我这个十恶不赦的铁帽子老右，住凶宅无所畏惧。我在这个凶宅里一直住到1979年，写完了《春草》的下半部，整理了《狼烟》，还写出了重返文坛以后的一个中篇小说和几个短篇小说。

“我的这两处旧居早已从地面上消失了，但给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却活灵活现在我的幻觉中。我的北京小院的西厢房，南屋窗外有一棵丁香树，跟我表姐的西厢房南屋颇有相似之处，我在这间小屋每一执笔为文，就恍如置身于表姐的西厢房南屋里。

“1979年以后，在那座凶宅的废墟上，小香妹子盖起一座青砖红瓦的新宅院，她的丈夫出外在一支包工队当瓦匠，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吃奶的儿子。母子俩住五间大房，占有半亩大的院子。我回村必定看望自己的老巢，小香妹子欢迎我在她的新居寄宿。我为了活动方便，只借用她原来居住的河堤下的小屋，先后写出了几部自鸣得意的中篇小说，一部自以为是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的1/4。谁想，1983年，这座河堤下的小屋也被拆除，沿堤栽起了树木，我只有把我的书房命名为蝈笼斋，作为对那间蝈蝈笼子似的小屋的纪念，并在1984年以后的所有的作品的收尾处，都写上‘作于蝈笼斋’，以寄托我的永远不会被似水流年冲淡的乡思。”

可见这乡思是何其深沉，对于乡村旧居的记忆又是何其不可磨灭，而在不经意的文字之中，则又透露了新农村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已大为改善。

就绍棠的小说来说，关于居住环境、条件的描写，包括窝棚、寒窑、茅屋、泥舍、青砖红瓦的大北房和花树繁茂的大院落，以及其他种种形式的建筑和装修，既反映农村也涉及城市，既描述今天又回溯往昔。通过“城乡结合，今昔交叉”的形式和对比、反衬等方法，描写一方乡土居住文化的历史风貌，或展示时代背景，深化作品主题，或暗示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无不与乡土题材结合在一起，反映着京东水村的乡土特点和地方风味。

先说“展示时代背景，深化作品主题”《荇水荷风》写龙抬头一家在旧时代，不是住泥棚茅舍，就是住在这河滩的窝棚里，龙抬头的爷爷就在条件十分困难的运河上打翠堤、开瓜田、搭窝棚，带着小孙子为生活而挣扎。作品描写：

辛亥年，二月二，京东的北运河畔，小小的鱼菱村西口，龙家泥棚茅舍的小土炕上，呱呱坠地一个黑小子儿，起名叫抬头。三岁父母双亡，龙抬头拴在爷爷的腰上长大。

早年，龙家在河边原有十亩柳棵子地；河身年年打滚儿，柳棵子地年年坍一块，坍到龙抬头的手里，只剩下一片三面环水的二亩八分沙洲，这片沙洲也就有了个地名，叫连环套。连环套四外，包围着层层红柳、绿苇、碧草、青麻；爷爷沿连环套打一道曲里拐弯儿的翠堤，开出一块瓜田，又在河上打鱼，一年中八个月住在连环套的窝棚里。

这座窝棚，借四棵河柳当立柱，搭在河柳半腰，上不着天，下不挨地，远看就像一座小龙王庙。一天三顿饭，炊烟袅袅，夏天夜晚，点起艾蒿绳熏蚊子，连环套上弥漫着青烟，也真像小龙王庙前的香火。

七九河开，爷爷怀抱龙抬头来到连环套的窝棚；大雪封河，爷爷身背龙抬头回到鱼菱村西口的泥棚茅舍。

那窝棚、茅舍，就是北运河穷苦劳动人民在旧时代的栖身之所。据作品介绍，住这种泥棚茅舍的，远不只龙抬头一家，而包括了家家户户的穷苦人。北运河沿岸的村落，三伏天气，热得像蒸笼。“夜晚，泥棚茅舍像闷饭的热锅，不到三更天，进屋躺在炕席上，一会儿就泡在汗水洼子里。吃过晚饭，女人们在柳篱小院里乘凉，柳篱上爬满豆角秧和牵牛花藤萝，插上街门，连大姑娘都敢脱光膀子，只穿一条花兜肚。”这里写的就是整个北运河沿岸的村落，人们耐不住泥棚茅舍的闷热，而在柳篱小院乘凉的情景。

《花街》这个中篇写旧时的长工在那里开荒平地，立起锅伙，住的也都是泥棚茅舍。因此，花街上的人搬个家，就像燕子串房檐，费不了多大力气。“泥棚茅舍，一踹就倒，拔锅拆灶，抬腿就走。”换一个地方，砍几根柳桩，支起梁柱，柳条编墙，蒲苇铺顶，上下抹泥，土灶安锅，“翘尾巴的烟囱就又冒起了袅袅青烟。”长工叶三车住的就是窝棚小屋，蓑嫂带着她的女儿金瓜初进小屋……

屏声静息，从窗眼向外望去，只见这座小院的四框，绿树浓荫，挂满了牵牛花，遍地的牛蒡、香蒿、芦根草。她想，把门东边砍出一块空地，盖一座猪圈，西边砍出一块空地，搭一座羊栏，窗根下再垒一座鸡窝，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

时代黑暗，生活苦难，但劳动人民天性乐观，总是希望通过自己劳动来改善居住环境，像个居家过日子的样子。作家刘绍棠描写穷苦人的栖息之地，即使是窝棚小屋，也总要点布一些花草树木，以见生机，增其光泽。小说写花街人，“家家户户开始房前屋后，院内院外，里三层外三层，四框填满了红柳绿蒿，不但锁住了风沙，屯住了水，而且芳草萋萋，花木葱茏。”不仅反映了苦难的运河人民，生存在苦难的时代，坚强地为生活而挣扎的情景，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和行动。

《蒲柳人家》写何满子一家，住的也是柳枝篱笆的泥棚茅舍，但是瓜藤果木，长满院落，色彩绚丽，生趣盎然：“四面是柳枝篱笆，篱笆上爬满了豆角秧，豆角秧里还夹杂着喇叭花藤萝，像密封的四堵墙。墙里是一棵又一棵的杏树、桃树、山楂树、花红果子树，墙外是杨、柳、榆、槐、桑、枣、杜梨树，就好像给这四堵墙镶上两道铁框，打上两道紧箍。奶奶连巴掌大的地块也不空着，院子里还搭了几铺黄瓜架；而且不但占地，还要占天，累累连连的南瓜秧爬上了三间泥棚茅舍的屋顶，石子大的南瓜，横七竖八地躺在屋顶上，再长个儿，就该把屋顶压塌了。”正如绍棠自己所说，“写小说是要感情用事的”，他热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笔墨充满感情，把乡亲们的住宅、庭院写得如诗如画，但却没有夸张失实，离开了乡土环境和时代特点，因为他写的还是泥棚茅舍、柳条篱笆的宅院，只不过写进了花树瓜果之美就是了，而这花树瓜果之美又正是他的乡亲们劳动的成果、创造的结晶。

十年动乱，新的权贵搬进了高门大院，如《含羞草》中写到的卞长亨，《燕子声声里》写到的马六顺，《凉月如眉挂柳湾》写到的孟副部长，《蛾眉》中写到的马国丈(章)，那住宅都是庭院深深，豪华一时；但是北运河广大农村还是一贫如洗，所住的泥棚茅舍，半围坍倒篱墙，看来大煞风景。《蛾眉》写的虽是一村一户，却也点面结合，写出了一个时期北运河农村生活的典型环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这个村庄叫细柳营，村东北运河，村西京津公路，方圆左右一片肥田沃土，可就是守着青山没柴烧，怀抱金盆讨饭吃，跟穷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河边绿柳垂杨，杂花生树，远瞧近看，风景如画。然而，绿柳垂杨中掩映着的一户人家，三间泥棚茅舍，半围坍倒篱墙，二时外就望得见三丈高的穷气，却又大煞风景。

这就是农民唐二古怪和唐春早父子住的宅院。十年浩劫到了头，光明赶走了黑暗，法院勒令马国丈退赔贩卖四川农村姑娘的身价钞，唐家为蛾眉赎身的800元失而复得，这才盖起了三间青砖房，房顶还铺上了红泥瓦。作家的彩笔醮满热情地写道：“新房座落在花红柳绿中，墙里开花墙外香，绿柳浓荫中冒出冲天的喜气。”两个时期、两种政策、两样不同的生活情景、一悲一喜的两种心理状态，通过新旧住宅的对比描写，形象鲜明地显现了出来。

新时期到来之后，北运河农村也像全国的城镇和乡村一样，百废待举。从旧宅院到新宅院的居住环境变化，也有一个艰苦劳动和工作的过程。十年动乱留给我们的是家园破败、人心涣散的困难局面，要改变这个局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小说《烟村四五家》描写一座大杂院的变化，毫不隐晦地反映了原先的冷落和荒凉，用的是真正现实主义的笔墨：

这座大杂院，原是三十几年前一家地主的车马客店，坐落在花树葱茏的烟村村外，北运河的杨柳岸上；地处北上北京，南下天津，东入河北省境的三岔路口。二亩大的院落，一溜十二间坐北朝南的泥棚寒舍，土改时候化整为零，平分窦、苗、田、蔡四姓人家。

四周没有垒起泥墙，也不夹柳条篱笆，一道道泥鳅背的沙丘，爬满开放小黄花的蒺藜狗子，侵占大杂院的四界。一片片茂密的柳棵子遮掩房前屋后，冷不防蹿出三两只野猫，斗大胆子的人也吓一跳，浑身起冷痱子。

院子里还有一棵棵瘦骨嶙峋的皴皮酸枣树，树杈子上鸟儿不搭窝，只有一群群麻雀过来过去歇脚，吵得人耳根子起火；七月十五枣红圈儿，喜鹊登枝吃头口。屋顶上戴高帽儿，长满密密层层的青草绿蒿；秋风起，秋风凉，一场白露一场霜，碧纱翅膀的呱哒扁儿大蚂蚱甩子在草梗上，夜晚秋虫唧唧，流萤四起。

昔日车马店，今日大杂院，像一幅揉得皱皱巴巴，又被虫吃鼠咬的风景画。寒来暑往，冬去春回，行云流水三十几年，迁出的人多，入户的人少，大杂院里的四姓人丁，缺苗断垄，稀稀落落。

经过蔡椿井等人艰苦卓越的工作，才改变了院内居民的精神面貌，团结和吸引了他们，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也使他们重新坚定了建设新生活的信念。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变得和谐而且温馨了，离开这座大杂院的男男女女都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连玉藕、黑丫头等姑娘也心甘情愿地嫁到这里来了。大家团结在一起，甜甜蜜蜜、欢欢喜喜地搞生产，搞建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挂锄时节，摔坯烧砖，“小土窑也冒起了青烟”。作品结尾展望：“在烟村大杂院的旧址上，一座青山似的大宅院将平地而起。”崭新的住房和宅院，虽然还只是想象中的事情，但不久即将成为现实。

新时期出现在京东北运河农村的新景象，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座座新宅院、一片片新房子的建起。在小说《鱼菱风景》中，作家抑制不住抒发自己的议论，说京郊的农民常见大世面，开口吐字，京腔京韵，衣食住行，紧追城里人，眼下，虽不能迎头赶上，可也不是望尘莫及。住房上，这两年，京郊农村只差没有高楼大厦，要看三合院和四合院，早已把北京城里的一般住户比了下去。于是他写到鱼菱村的杨家，富得拔了尖儿，财大气粗，大兴土木，盖起了十间大房。

这十间大房，高高坐落在鱼菱村北口，一下京津公路，站在运河桥头，远看真象一座拔地而起的青山。一色的扁砖到底，房上游龙起脊，铺盖鱼鳞红瓦，又都是一溜坐北朝南，全长九丈九，一丈五尺五的柁头，屋内柁高一丈，三尺顶棚，格局十分高大壮观。四面虽是泥坯土墙，却是麦芋熟泥挂面，手工又细，平整明光，就象四大块水晶玻璃，镶嵌这座青堂瓦舍的四框。杨家跑马占圈，南北院墙十丈长，整个院落占地三亩开外，等于多得两份六口人的自留地。老头子迷信，偷偷找了个七老八十、运河滩上硕果仅存的阴阳先生看风水；阴阳先生投其所好，赌定砌起一座飞檐走瓴的花门楼，杨家的后辈儿郎，必出文官武将。走进院去，又有一道半人高的矮墙，隔断内外两院，外院满是猪圈、羊栏、鸡窝、鸭舍、柴禾垛，内院只留一条羊肠子小道，两旁是两座菜园，葡萄、黄瓜、豆角、茄子、萝卜、芹菜、西红柿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每座菜园都有一支自来水管子，几朵莲蓬头，浇园象下小雨；鱼菱村家家户户吃自来水，队里免费安装，只收工钱，杨家一口气安装了六处，大占便宜。一亩园十亩田，这两座小菜园的一年收入，足够翻盖旧房的花费。新房的费用，来自其他的生财之道。

然后描述房屋的格局、装修和陈设：

十间大瓦房的格局也出奇：正中两间，左右两侧四间一套。正中两间高出左右两侧一头，住的是一家之主的老两口，古色古香，正像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佛龛，凌驾于小字辈之上，才显出尊卑长幼之分。老两口子的这两间高堂，上窗是雕花窗棂，糊高粱纸，贴红喜字，下窗倒是整幅玻璃，却不挂花花草草的塑料窗帘，而是纸帘倒卷，古朴土气；屋里，方炕苇席，墙柜、春凳、八仙桌，一色的老式家具。但是，左右两侧的四间一套，可就是京城风味，现代化的模样儿了。这两套住房的前脸，十三层砖以上，双层开合的玻璃窗，上下都钉起草绿窗纱，流通新鲜空气，室内明光亮堂，还不进蚊子，后山墙一张双人床，不打土炕，头上白灰吊顶，还是粉莲纸糊棚，脚下是溜光的水泥地面，不是方砖墁地。左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儿子，右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女儿。儿子已经成了家，满堂的大立柜、梳妆台、酒柜、沙发，折叠桌椅；虽然是自制生产，可全是北京家具公司的最新样式，乡下人手巧，尺寸上不差分毫。女儿还待字闺中，正在一件一件地筹办嫁妆，所以右侧一套虽不是满堂光彩，却也并非四壁皆空。

小说《小荷才露尖尖角》写花街的首富花碧莲新盖的大宅院，更见气派：

这座青堂瓦舍的大宅院，四面砖墙，十间游龙起脊大瓦房，爬满了崭青碧绿的爬山虎藤萝，铜钱花眼的高门楼，两扇红门铜扣环，仿的是北京大宅门儿的格局。城里人住惯了人均二点八平方米，一见这座宅院吓一跳，只当是一幅海市蜃楼的幻景。

且慢少见多怪，走进门去，更要目瞪口呆。迎面一座大影壁，重金礼聘县文化馆的画手，画了一幅大地回春百花齐放图，大红大绿的杨柳青年画风格。也羼杂了不少西洋油画的佐料儿；这幅画花费了100块钱的润笔，三天四盘八碗的酒饭。影壁后面，还有一座石翠苔青的假山；假山上的雨搭下，十八间小巧玲珑的貂房。养够了尺寸，公貂一只120元，母貂一只96元，好大一捆10元钞票。顶叫人惊叹不已，忍不住扯开喉咙喝彩的风景，是满院一池碧水，荷叶盘盘，弥漫清香。这口一亩大的鱼塘，清一色的鲫鱼，大的二三斤，小的五六两，逢年过节大篓上市。东西两面墙下，各有一溜鸡埘，母鸡二百只，日产鲜蛋百多个，好似繁星落地；十只红冠子大芦花公鸡，拍打翅膀啼鸣起来，就像一支合唱团。

小说《花天锦地》写以大红锦、唐菊母女二人的老宅院，“三间端端正正的小房，四周一人高的黄泥墙，一座不高不矮的花门楼，两扇门一道栅栏；门外，左边猪圈，右边羊舍，院里把门两侧，双层鸡埘，一溜鸭棚，蘑菇顶兔窝。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整个是一片小康人家的风光。”她们的房子够住了，不需要再盖新的了。于是大红锦就来一个以旧变新，把小宅院打扮得像个花园一般。

人一有钱，便也有了闲情逸致；大红锦忙里偷闲，一心要把她的小宅院打扮得像个花园。房上，揭下泥顶，铺上红瓦，拆下老窗户，换上玻璃窗，椽头明柱，油漆彩画；房前屋后扯上千条万缕的爬山虎藤萝，要的是绿荫生凉。墙头爬满豆角秧和南瓜秧，一串串青嫩扁豆开着小紫花，累累挂挂的南瓜像一盏盏红灯笼，吃不过来看风景；喝饱了露水的蝈蝈叫得清脆，房檐下的燕窠啁啁啾啾，孤身一人也不冷清寂寞。院墙角落，各有一棵桃杏树，阳春三月红杏出墙，五月鲜儿的桃子笑开了樱桃小口，天井一架葡萄，六月天葡萄架下吃饭晒不着，乘凉可看东一丛凤仙花，西一簇秫秸花，吸口气花香扑鼻；这一幅大红大绿的田园画，生人冷眼一看，也会粘住双脚，留连忘返。

多么鲜明、强烈的时代感啊，赞美之情不言而喻，倾向性得到自然流露。

再说“暗示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小说《渔火》写到通惠河畔有个点将台，点将台村口有个劳动女子叫春柳嫂子，春柳嫂子已经二十老几，但是那一张桃花脸，却仍然十分艳丽而不褪色，身子还像少女时代那么苗条丰满。她在通惠河上领船，带着四只小船的船帮卖苦力。在外抛头露面，人多眼杂，春柳嫂子对于自个儿的不见老，反倒十分苦恼。为了避免惹是生非，她把自个儿打扮得十分老气。作品描写她手栽的刺槐和酸枣棵子，都暗示了春柳嫂子的身份、处境、生活的艰难及其坚贞不屈的性格：

春柳嫂子的柳篱茅舍，紧把着点将台村口。门前一片小园，正在通惠河的高岸上，她支起一架栓着石砘子的吊竿，从通惠河里汲水灌园。

她孤身一人过日子，一天到晚又在船上，家里不喂猪、羊、鸡、鸭，只养了一条吠声如豹，凶猛如虎的大黑狗，起名儿叫妞子，给她看门守户。而且柳篱四外，栽满了刺槐和酸枣棵子，就像栏起密密层层的铁蒺藜网，以防歹人扒窟窿钻进来。

小说《小荷才露尖尖角》写到杜秋葵受尽了包办婚姻的痛苦，时代变了，她才得从那个打、砸、抢、杀的罪犯分子那里脱身，一心劳动致富，可生活还是那么清苦，她娘还想“卖”她第二回。女友花碧莲赶到她家的老宅院去找她——

杜秋葵天一黑就插门睡觉，不与外人走动。花碧莲赶到门口，杜秋葵刚从瓜田回来，正叫鸡上窝，点过数目儿，就要插门了。

花碧莲帮鸡进院，又替她关门。院里打扫得像镜子面，原来的一架葡萄和几棵果树，也都枝叶繁茂，果实累累。正房上锁，西厢房关窗闭户，点燃了艾蒿绳熏蚊子。冷灶上没有烧火做饭，杜秋葵吃块凉饽饽，就算一餐。

这一段住宅环境的描写，突出了杜秋葵的勤劳、俭朴，生活清苦，暗示她心情的冷峭，不求享受。

《村姑》写花街的金砖老人当了村里的综合厂厂长，儿子金水桥当大队长，农村建设城市化了，连穿戴也不例外。用小孙子满箱儿的话说：“我爷爷老来少，头上脚下的穿戴都是城里人打扮，百货商场买现成的；我们家有一台燕牌缝纫机，还有一台白兰牌洗衣机，再加上牡丹牌收音机，昆仑牌电视机，早实行四化了。”全家的宅院城市化了，但毕竟又是在农村，作品由物及人，作了这样的描写：

金家的宅院坐落在凤尾后街东口，颇有几分城市风味。高高的院墙，不是柴门，不是农村常见的花门楼对扇门，而是仿造城里宾馆的绿漆铁栅栏门；院墙四外，香白杏摘过了，水蜜桃红了嘴儿，核桃、海棠、苹果已经结出了一串串、一挂挂、一嘟噜一嘟噜的嫩果子；斑驳树影中还有一簇簇小小的野花、红的、黄的、蓝的、紫的，一闪一闪。

林莺指指点点，说：“这些花花草草，都是您侄儿找来花籽草籽儿，满天星撒下去，一场春雨长起来。”

门前一棵柳，喜鹊喳喳叫，她们走进院里。正面六间青砖红瓦大房，爬满碧绿藤萝，两间小厢房的窗前两片花畦，几只蝴蝶飞来飞去；一座大棚葡萄架遮荫……

“桂子姑，您看不见猪圈、羊栏、鸡窝、鸭棚吧?”林莺笑问道。

“也是您侄儿的点子，放在后院，另走角门。”林莺隐藏不住得意神色，”他说前院就像人的脸面，要眉清目秀，干干净净。”

“现代化！”杜桂子赞不绝口，“年轻人的脑瓜子现代化了。”

借写住宅环境的布局，表现金水桥思想性格的现代化，能出各种新点子，“是个清秀的人。”同时也写出由城市嫁到农村的林莺是多么得意，写出由农村流落到城市达40年之久，然后重访故乡的杜桂子是多么惊讶。由景及人，可谓一箭三雕，一石三鸟。

《柳伞》中叙述一位有文化的农村干部，自学成材，画得一手好画。但他生活俭朴，老大没有结婚。作品对他的宅院所作的描写，明显地反映了他的身份和人生追求：

柳景庄家住柳伞村北，独门孤院，前后左右都没有街坊邻居，荆条篱笆，篱笆外又长满刺槐，黄鼠狼也钻不进去；正面是绿漆铁栅栏门，每道铁栏也长着刺儿，铁将军把门，生人免进。

打开铁锁，走进门去，镜子面似的小院落，只有一架葡萄，两片花畦。开门进屋，拉亮了日光灯，堂屋迎面一只酒柜，酒柜上安放着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还有一只报架子，一只装满书籍画册的书橱，一套土造沙发。东屋，一张单人床，架着绿纱蚊帐，靠墙一只大立柜，临窗一张书桌，两把椅子。西屋，一只煤气罐，使用的是新式炊具。

而对离休老干部鲍春知的住房、小院，则取另一种写法，突出这位老同志爱劳动，好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同乡亲们鱼水情深。

按照离休规定，他用国家给他的安置费和自己的积蓄盖了100平方米的住房。青砖花墙小院，坐落在柳伞村南的荷花鱼塘岸上，四外绿草如茵，重柳依依，莺啼燕啭，蝉鸣雀噪，阵阵清风徐来，荡漾着新鲜的荷香和清凉的水气，沁人心脾。院里，老人并不养花栽草，而是开出一菜园，也种两三垄瓜，他订阅了二十几种报刊，在三间西厢房办起一个阅览室；还拿出存款，买了一台彩电，每晚对外开放。北房五间，他自己只占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另外三间，一间厨房，两间借养一位80岁的老太太。

在同一作品中，描写一个贪脏枉法的农村干部秦吉了的宅院，用的“金銮殿”、“神仙过的日子”一类词语，笔带讥刺，揭示那院主秦吉了已经成为柳伞村的土皇帝。作品描写他那二亩大的院落：

十间青堂瓦舍，高墙花门楼，二亩大的院落，院内花木葱茏，院外绿树浓荫；左邻右舍失色，高出全村一头。村里人管这座深宅大院叫金銮殿。

前后院，两座门。前院红大门高台阶，黄铜门环光闪闪，常年插着门栓，顶住门杠，只有首长和贵客光临，才开前门迎送；后院一道绿漆栅栏角门，平民百姓出入。

前院，大得像个足球场，天棚、鱼缸、石榴树，就像把北京城里一座大宅门搬到柳伞村来。院中央，秦吉了半躺半坐在一张南方竹床上，面前八仙桌上放映彩电，身旁的小茶几上摆着西瓜；他一边吃瓜一边看节目，神仙过的日子。

《青藤巷插曲》描写一个小市民、一个轻佻女子魏宝娟的住房，活画出此女子的阴暗、插怯心理和荒淫无耻的追求：

北房三间油漆彩画，红门绿窗，就像一张老脸浓妆艳抹，十分刺眼。玻璃窗拉起严密的呢绒窗帘，很像照相馆的暗室，但是门上没挂锁，屋里有人。

冯雨顺推门进屋，只见屋里被窗帘遮挡了阳光，昏昏暗暗；沙发、地毯、立柜、彩电、冰箱、电风扇、梳妆台……满堂高级家具，乱七八糟堆放，好像家具店的一间仓库。

此女子的形象，就如话剧《日出》里的陈白露的借尸还魂，一切美的东西(家具)组装到她的房间里都转化、集成为丑了。《头顶着高粱花的孩子》描写“文革”中发迹起来的一个不正经女子侯凤兰的客厅，和以上引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间大北房的中间，是一座小客厅，满堂奇形怪状的家具，令人眼花缭乱；而最叫芦放白目瞪口呆的，是那满墙光怪陆离的图画。有一张，画面上只有一只鳄鱼的眼睛，深井一般的瞳孔里，映照着一个披头散发的裸体女人，两只乳房是两座坟墓。大红、大紫、大绿……

五光十色；画画的人神经错乱，看画的人头晕目眩。

那奇形怪状的家具，适足以体现侯凤兰奇形怪状的思想；那光怪陆离的图画，适足以说明侯凤兰光怪陆离的追求。她也正是用这种奇形怪状的思想和光怪陆离的追求去教唆青年的，乃至自己的女儿。

小说《草莽》、《瓜棚柳巷》、《渔火》分别描写三个旧知识分子的住宅和书房，这是因为此三人虽然同样处在旧时代，同样具有旧思想，但立场、性格、情趣却各有不同，作家对他们所抱的态度也有差异。《草莽》描写白秀才的住宅，只是一般地揭示他的名士脾气，附弄清高风雅，没有真才实学：

白秀才是这一方的名士，就有他的名士脾气；他这座四合院，不带乡村土财主的气味，完全模仿京城公馆的格局。四面院墙，虎斑石基，白石台阶，飞檐走瓴的门楼，两厢两尊拴马石，左右双株龙爪槐，黄铜兽鼻的门环，两扇朱红的大门。穿过门道，拐进外院，四间南房，住的是白六娘子和白苍狗子，泥土院面，有一棵皴皮老枣树，一道花墙横断内外两宅，步入绿漆月亮门，粉白影壁上画的是松鹤延年，还有几行柳字题诗，诗、字、画都出自白秀才的手笔，乡下人看来已经十分清高风雅；绕过影壁，便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只是没有先生、肥狗、胖丫头，比京城大宅门有所减色，然而正房和厢房前出游廊，却是运河滩上绝无仅有。白秀才每年一顷良田的收入，对半花在这座四合院上。

《瓜棚柳巷》描写老拔贡的书房，则是揭示此人的没落守旧、古板迂腐，死气沉沉，使小孩子无端受苦：

书房坐落在后院的花树丛中，三间幽雅的瓦阁，窗前几株翠竹，古色古香，十分清静。老拔贡端坐高台，沉着一张连阴天的长脸，瞪着两只白内障的死羊眼，拈弄几茎稀稀落落的猫须；面前一条长案，案上几卷黄绫经书，三只脚的铜炉然点着细细的檀香，活像是从城隍庙里搬来的一座木雕泥塑。案前三步，便是小少爷和吴钩的座位，小少爷的面前是一张紫檀书桌，花梨木太师椅上铺的软缎丝绵坐垫；吴钩的面前是一张白板方桌，坐的是一只瘸腿春凳。

《渔火》描写姚六合的书斋，说明他虽为军人，却又名士风流，而以诗酒闻名：

书斋在五间正房的西屋。姚六合是书香名门之后，藏书甚丰，古今中外，五花八门。但是，也看得出，藏书的主人是有心采花无心戴，满橱满架的线装、精装、平装书籍，都长年沉睡。倒是琳琅满目的古董和名酒，充塞着这间书斋。

此人自命不凡，而20年来被委任散职闲差，深恨怀才不遇，而至愤世嫉俗，产生异端思想；他广为结交形形色色的对当局不满分子，其中也有上了黑名单的红色人物。他有抗日爱国之心，成为我们党的统战对象。写他的书房，一则暗示他的志趣，二则交代他与大汉殷汝耕作斗争的具体环境。殷汝耕在他的书斋里诱劝他当汉奸，话题就由书斋引出。殷汝耕看了他的书斋，皱着眉头对他说：“你的日子过得好凄惶哟！”他悠然回答：“我却颇为自得其乐。”殷说：“明明是自讨苦吃！何必如此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食人间烟火呢?”意即当汉奸就有荣华富贵可享，姚六合却说：“我有美酒佳肴，”针锋相对地反驳了殷汝耕。殷又说：“却少金屋藏娇！”姚六合毫不动心地摇头苦笑：“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你我都应该收心养性了，”既是自我明志，也是反劝殷汝耕不要得意一时。殷又提出“总该有一点‘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乐趣”，姚六合挥手不愿再说这种无聊的废话，问殷“究竟所为何来，有何贵干?”殷即提出劝降要求，姚大骂殷为“儿皇帝”，“遗臭万年”，坚决拒绝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阮碧村对姚六合的统战工作，也正是在这间书斋开始的，可见这间书斋在整个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描写简括，褒多于贬，突现了书斋主人的身份和旨趣。

小说《小荷才露尖尖角》、《燕子声声里》、《二度梅》分别描写花碧莲、马蕙风、温青凤三位姑娘的闺房，写法各不相同，也是因为时代背景不一，三位姑娘的思想性格有别，作家对她们或赞美、或暴露、或歌颂，态度不同，各有分寸。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引述原文了。

至于同人物的乡情、乡思紧密结合起来描写家园、家宅的文字，可举《瓜棚柳巷》和《烟村四五家》为例。前者写柳梢青和女儿柳叶眉住在瓜棚里过日子，为反抗日伪统治揭竿而起，被迫离开家园，依依不舍的乡情油然而生。柳叶眉在瓜园摘瓜——

……摘下一个个白的玉白，黄的金黄，匀溜个儿，滴溜儿圆的香瓜；又摘下一个个花面鬼脸，傻头傻脑，大肚囊儿憨态可掬，逗人喜爱的面瓜。摘着摘着，柳叶眉心中忽然一阵隐隐作痛；她在这片东西八篙宽，南北十篙长的瓜园里长大，心系儿拴着千丝万缕的瓜秧，穷家难舍，热土难离呀！今晚一走，明年就再也看不见满园的瓜秧遍地的瓜；那蒲苇铺顶，麦芋熟泥抹墙的瓜棚，也将坍塌倒坏，埋没蓬蒿，谁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返家园呢?

柳叶眉吸溜着鼻子，忍不住哽哽咽咽地说：“爹，等打跑了鬼子，赶走了殷汝耕，太平年月咱们还回家种瓜。”

后者写豆青婶在大城市受到儿子和儿媳的虐待，回到故乡故土故宅，被新时期带来的一派新景象所鼓舞，便觉得神清气爽，有如鱼儿入水鸟投林：

回到烟村，一进大杂院，便觉得像鱼儿入水鸟投林，一阵神清气爽，耳目一新。她看见，房前屋后的柳棵子地，就像薅草间苗，刨出一簇簇柳棵子，栽到四界的沙丘下，挡住沙丘的步步进逼。十二间泥棚寒舍，房顶上的青草绿蒿剃了头，抹上镜子面似的炕坯花秸泥，大雨冲不出坑坑洼洼，小雨再不会漏如筛子眼儿。这半边院子，正在开埂平畦，想是要种青口白菜，心里美的萝卜，还有几沟大葱，冬菜能吃到来年的春三月。豆青婶又一眼看到在她的窗根下，一畦秫秸花正花开茂盛，那是她进城临行之前，把一包花籽儿交给蔡椿井，想不到热心肠的蔡椿井把芝麻粒儿小事都当磨盘大，不肯失信于人；她情不自禁，泪如雨下，泪下如麻。她几回梦里，都梦见大杂院房倒屋塌，埋没乱草蓬蒿，满目荒凉；谁想蔡椿井那文弱的身子拿笔杆的手，把这座百孔千疮的大杂院拾掇得风景如画，这要花多少心血，卖多少力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