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难见忠贞——谈《渔火》正面人物的塑造
《渔火》，是刘绍棠1981年问世的作品，后来收在小说集《蒲柳人家》中，用作者在该集后记中的话说，这是属于“写前天”的那一类。所谓“前天”，在本篇中，则指本世纪30年代初叶、中叶。当时，东北业已沦陷，日寇正在觊觎华北，而在华北危急的形势下，京东地区又首当其冲。这是一个多难的时代，又是一个多事的地区。《渔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的。
临难见忠贞。《渔火》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让人物经受一次次时代事件的锻打，并在时代的一次次锻打中发展、丰满，百锻成钢。
《渔火》涉及了三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也可以说是芦沟桥事变前，运河地区抗战斗争的三个“历史回合”。三大事件其一是察绥抗日同盟军，其二是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三是京东抗日救国会。
作者并未直接记叙这三个历史事件，而是让它同正面人物的活动息息相关。从“宏观”上看，文章是以三个历史回合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时代线索”，组织着情节布局；从“微观”上说，小说是以阮碧村、春柳嫂爱情的悲欢离合贯穿全文，成了故事情节的编织线索。
本文试图从“时代线索”角度，按着“三个历史回合”去分析《渔火》中正面人物的思想性格，试图揭示：
1.作者在小说构思中，一方面“让环境去创造角色性格”，丰满、发展人物；一方面又“让角色去开拓新的环境”，推动情节发展。
2.《渔火》角色性格，多姿多彩，互不雷同，“这一个”味道很浓。
3.《渔火》人物“取样”巧妙，尽管人物不多，但却代表了很丰富的社会层面。
《渔火》“时代线索”的第一个“历史回合”是“察绥抗日同盟军”回合。
察绥抗日同盟军，是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同日寇在塞外浴血奋战，但“前有日寇虎狼之师，后有何应钦几十万兵马为敌”，终致兵败，后吉鸿昌将军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
《渔火》男主人公阮碧村，是正面人物形象中，第一个迎接时代重负之锤锻打的人物。他家境贫寒，尽管在洋学堂“念了五六年书”，但“头上脚下”却“还是土里土气”。他既有着一股执着求学读书的愿望，也有着一股穷人的志气。他在潞河中学“一边上学，一边给学校卖苦力，不但要挣出自个儿的学、杂、膳、宿费，每月还要给家里捎去一两吊钱。”这是一个自强不息、奋斗上进的青年。
真、善、美是具有魅力的。他被《渔火》中美丽的女主人公春柳嫂热恋上了。热恋是缠绵的，他们“月黑夜常常悄悄到河边、树丛、苇塘、城墙根下相会，”私订终身。爱情无疑为这一对青年人清苦的生活带来了甜蜜的幸福。可是男主人公忽然不辞而别了。他撇下了美丽的情人，放弃了即将完成的高中学业，抛下了他每月要奉上一两吊钱去赡养的家庭，毅然投身察绥抗日同盟军，去迎接大时代的考核。
他是舍生忘死赴国难的，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实干的爱国者。在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浴血战斗中，他“有过几回鲜血淋漓，九死一生”，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他身受重伤，“倒在一条小山沟，只剩半口气，四五只老鹰在天空盘旋，只等一断气就落下来啄食死尸。”
以后，为了躲避民团的追捕，他又下了“好比下地狱”的煤窑，在“三日巷道塌方，五日瓦斯爆炸”、“有今日没明日”的危险环境中，历经千磨万难，重返故里，组织抗日救国活动。
在时代重负的锻打下，一个实干的革命家，一个坚韧不拔的钢铁战士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时代的矛盾和斗争，是每一个人都无从规避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只有在时代矛盾的大潮之中游泳，小说才可能在具备艺术真实的同时，也具备着历史的真实。
在察绥抗日同盟军这一“历史回合”中，如果说，阮碧村是主动投身时代洪流之中，那么，春柳嫂却是被“卷入”进去的。
春柳嫂子是一个勤劳善良的纯情少女。为了家计，她卖菜，代潞河中学学生拆洗缝补。辛勤的劳作，换来个“能吃上饱饭”的境遇。她“生得俊俏”，学生里的公子哥儿，不少人想对她“打主意”，可是他却爱上了穷学生阮碧村。婚姻观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照鉴一个人心地的纯洁和卑污。春柳嫂重人品、重情义，不重财货，“一心想跟阮碧村好一辈子”，可阮碧村却“不辞而别”，投身察绥抗日同盟军去了。于是，春柳嫂也就间接被卷进来。
春柳嫂先是误解阮碧村“薄情”，自己看错了人，滂沱的泪水，“湿了枕头”；后来知道阮碧村并非负心，而是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上了战场，又到处打听寻觅阮碧村下落，察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被砍了头”，“坐了监牢”，“下了关东”，各种有关阮的凶讯，使这位苦恋中的纯情女子，“悲伤得断肠，痛苦得心碎，大病了一场”，“险一些儿就丧了命”。
她这时，还只是个情种，察绥抗日同盟军这一“历史回合”把她卷进情节中来，她所感受的却只是两个人爱情生活的重创和挫折。她依照着旧社会农家女子十分看重的“节烈”伦理道德观念，苦苦地为情人守护着童贞，即令在亲命难违的洞房花烛之夜，她也不许男人“沾身”，“两人拚了个你死我活”，硬是把男人气走了，再不回家。在被“水贼”挟持时，也是豁出性命以死相拚。
她的爱情是多难的，也是坚贞专一的。这中间既有着劳动女子真挚的纯情，也不无封建的“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念，即所谓“烈女不事二夫”。所以，当她和阮碧村邂逅重逢时，她跪在阮的面前，泣不成声地向阮道歉：“我当时应该一死全节，不该忍辱偷生。”“你打我骂我，倒让我更好过……”她的辩解也是：“我从没有失身。”“我的身子是清白的。”
在第一个“历史回合”中，春柳嫂尚未得到革命的启蒙，也尚未具备革命觉悟。她所关心的同阮不同：阮是舍家纾难，放眼时代，奋起抗日；春柳嫂则唯阮碧村是思，恪守“妇道”，有点京味俗谚“秤不离砣，公不离婆”的味道。她这时最希冀的就是：“祷告上天，保佑你平安而归，今生咱俩还能团圆。”
这种思想面貌，和春柳嫂农家妇女狭小生活天地的局限以及封建观念的束缚有关。
马名骓，在“察绥抗日同盟军”历史回合中，也是“投入者”。他是阮碧村在察绥抗日同盟军中的亲密战友。原是东北流亡学生，家乡沦于日寇铁蹄之下，背井离乡，抗日要求强烈。父亲是马戏班主，马名骓从小练就一身非凡功夫，在阮碧村的引导下，开始觉悟，在夺取多伦的战役中身负重伤，伤愈，适逢察绥抗日同盟军兵败，遂加入二十九军，任骑兵连长。
马名骓同阮碧村不同：阮碧村按布告说是“思想赤化”的，亦即有革命理想觉悟的，他是“头顶红帽子，身背通缉令”的，没有合法身份’而马名骓则当的是官府正差。马名骓在抗日这一点上很不含糊，“前胸后背，胳臂大腿，有几处枪伤”，可见作战勇猛顽强。马名骓也有一股凛然正气，在邪恶势力猖獗之时，敢于打抱不平，例如：在营救春柳嫂时，面对凶煞般的12个太保和地头蛇九花娘，硬是凭一身胆略，威慑群丑，面对有十几条枪的一小队警察封锁，毫无惧色，是一条刚强的好汉。二十九军不战奉命撤出通县时，春柳嫂骂他们“夹着尾巴撤了兵”，马名骓虽然“愠怒”相视，但还是能理解百姓心理，特地让人送了“一份骂钱”给春柳嫂。
马名骓毕竟没有完全脱离官府鹰犬的正统思想局限，他视劫富济贫的“水贼”解连环为对头，“夸下海口，要生擒活捉解连环”，结果分路出击，枪伤解连环，结下深怨。
察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马名骓抗日无门，情绪消沉，“每日里花天酒地，快要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了。”他缺乏阮碧村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水贼”解连环，是官府“画影图形，悬赏严拿”的绿林龙头。他是炸毁了洋人给军阀运送军火的海轮后，被逼上梁山的。他为人正直，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爱慕春柳嫂，却只在暗中相助，手下人把春柳嫂劫来给他做“压寨夫人”，他却亲自把春柳嫂送回去。他未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但对吉鸿昌十分倾慕，称誉他是“吉大胆”，听说阮碧村是吉鸿昌的部下，立刻青眼相待。他是旧社会的反叛者，有着朴素的自发的革命意识。
姚六合，出身书香名门，但却正值家道败落。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崇尚名士风流，诗酒闻名，却治军无功。30岁后，官运每况愈下，愤世嫉俗中遂产生异端思想，广为“结交形形色色的对当局不满分子，其中也有上了黑名单的红色人物”。所以在姚六合的友人中，既有不为当局所容的吉鸿昌，也有被通缉的阮碧村。
吉鸿昌曾邀姚六合任察绥抗日同盟军副总指挥，但是姚六合没有去，用他自己的委婉之说是：“尘缘未解，六根不净”，其实，他是舍不下身家性命。这同吉鸿昌的毁家纾难是不同的，这时的姚六合，还只能算是位好谈异端的叶公，真“龙”来了，他还接受不了。但是吉鸿昌的死，对姚六合很有震动的，作者借姚六合吟诵吉鸿昌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也传达了姚六合此时不无懊悔的慷慨心绪。这位“叶公”也在变，他的抗日立场变得坚定起来。
在小说中的人物走过了第一个历史回合后，作者又让他笔下的人物踏上了第二个历史回合。第二个历史回合所包涵的事件是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阮碧村曾有这样一段解释：
“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把冀东22县划为非武装中立区，表面上两国都不在这块地盘上驻扎军队，暗地里却是把这块地盘割给了日本。所以，日本人正指使他们的走狗殷汝耕，阴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22县脱离中国，我们眼看要沦为亡国奴了。”
第二个“历史回合”，主要谈的是殷汝耕游说组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历史回合，主要在上层人物中展开，小说中，让姚六合去迎接这个时代的考验，并在其中发展、丰满这个人物。
吉鸿昌的遇难，使姚六合也有了一种“恨不抗日死”、“我何惜此头”的感慨，他心上有一种愧对故人、国人的遗憾，在殷汝耕亲自游说劝降时，他撕碎了土肥原贤二委任他担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总队指挥的信，大骂“倭奴小丑”；直言指斥“何应钦丧权辱国，罪莫大焉”；当面痛骂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傀儡小朝廷”，殷汝耕是“儿皇帝”、“遗臭万年”，不畏杀身取祸，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姚六合终于走上了爱国者的行列。
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则鸣；水之无声，风荡之则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则鸣。”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笼，加剧了民族的危机。把所有正面人物，都投入到“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地步，于是小说把作品人物推上了第三个历史台阶。第三个历史台阶所包涵的历史事件是“京东抗日救国会”。京东抗日救国会的宗旨是：“发动父老同胞，联合各路英雄好汉，反对殷汝耕卖国，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投身察绥抗日同盟军兵败之后，阮碧村更加成熟了，他成了抗日活动的宣传家和组织者，担当起京东抗日救国会特派员的重任。
他写了小说《塞上曲》宣传抗日斗争事迹，唤醒国人。
他把日本侵略的阴谋和中国人将成亡国奴的危险广为宣传，唤起人们抗日的觉悟，他的宣传引发了很强烈的回响。
“水贼”解连环积极响应，他说：“亡国奴不如丧家犬，我宁死不当亡国奴。”立即率众入“伙”。
春柳嫂说：“我们这个船帮五口人，连命都交给你。”
阮碧村还是抗日活动的运筹帏幄深谋远虑的组织领导者。
他让春柳嫂“把通惠河上的每条船、每个人都串连起来，加入抗日救国会。”
说服姚六合“打入汉奸内部，把保安总队的指挥权抓到手里，时机成熟，倒戈抗日。”
指使马名骓投靠冀东保安总队，掌握一部分兵力，策应姚六合的行动。
同时，阮碧村也在协调解决着内部的矛盾，如解连环与马名骓有“一枪之仇”。阮碧村耐心做工作：“不管是谁，只要有一丝一毫抗日之心，都要不念旧恶，化敌为友。”使马、解在抗日的大旗下团结起来。阮碧村开导他们：“今后，马名骓到保安总队，连环大哥要拉起抗日游击队，明敌暗友，要心心相印。”马名骓愉快承诺：“抗日游击队招兵买马，枪枝弹药包在我身上。”
阮碧村十分注意执行政策问题，他劝诫解连环：“今后除了鬼子汉奸的船只，都不要劫了。”这等于让解连环放弃“劫富济贫”的宗旨，专心一意抵抗日寇侵略。
如果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同第一个回合不同，察绥抗日同盟军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体系，还都处在“各自为政”的散点状态。这也并不足为怪，30年代，“一盘散沙”，还是报刊常用来形容国人社会状态的常见词语。但是在第三个历史回合中，即京东抗日救国会时期，原本分散的代表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人物形象，都由阮碧村串连起来，团结聚合在京东抗日救国会的旗帜下。小说作者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现实：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打，倒把“散沙”打得凝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坚不可摧。
“抗日统一战线”这一词，小说并未出现过。但读者却可以从情节和场面感同身受地体验出来。刘绍棠多次引用过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的信：“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刘绍棠正是借助人物形象体系去表现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也强调指出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作用，而不是用概念去说明的。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和环境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反映历史风貌的文学作品，就必须提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物性格发展的依凭，否则，就无从揭示历史风貌，无从给人以认识、教益、启迪以至审美愉悦，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环境创造发展人物，本文第一个历史回合中的人物正是这样把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人物性格发展的依凭的；另一方面，人物体系又是有意识的积极能动的主体，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环境的主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同时，又会通过自身的实践，开拓着历史，创造着新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讲，作品人物体系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环境，就如本文第三个历史回合那样，正面人物形象体系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于是他们又将开拓、改善着历史环境。
《渔火》，就情节线索而言，它是以阮碧村、春柳嫂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的。但如果从反映历史的角度而言，则是以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让人物体系在时代大风大浪中成长、发展，从而反映历史风貌。
每一篇反映历史的小说，都必须在情节线索之外，再加上一条历史事件的线索。历史小说，只有贯穿这两条线索，才能成为历史小说。这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只有情节线索，而没有历史线索，那么本文就成了一篇爱情故事；如果没有情节线索，而只有历史线索，那么本文就会成了正史抑或野史。
《渔火》正是注意了这两条线索，因而，它兼具了故事的魅力和历史的认识价值。
借用故事情节线索和历史线索来反映历史风云，已成了当前国内外作家一种风行的创作趋势，如曾一度畅销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反映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学巨著《战争风云》及其续集《战争与回忆》就是这样，它在情节上，用娜塔莉的爱情线索贯穿全书，同时，又以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历史线索贯穿全文，两条线索并存，兼具了故事的魅力和历史的认识价值，该书刊行后，在全世界，也包括中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声誉。
《渔火》人物“取样”巧妙，具有很强的社会代表性。
很多文学大师的作品中的人物，其所概括的思想内涵，都超过人物本身特定的职业和阶级，如，阿Q，你不能把阿Q仅仅说成是“雇农”的形象，世界很多国家的人都说，他们那里也有阿Q。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一种人的弱点，他的启迪和教育的社会意义是十分广泛的。
《渔火》的正面人物“取样”，其思想内涵，也有着超越职业本身的特点。如前面所分析的人物：阮碧村、春柳嫂、马名骓、姚六合、解连环，他们的代表意义已超越了学生船工、连长、将军、“水贼”，他们既代表着上层、中层、底层的社会心态，也代表着在抗日问题上不同的起点：蒙昧，观望，支持，投入，他们的社会身分包含着：共产党人、老百姓、“白道”、“黑道”。所以《渔火》正面人物取样不多，却能有以少总多，以简代繁之功，能生动地表现那个壮丽的抗日斗争时代的繁纷与多彩。
(娄程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