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的乡情和缕缕的乡思——刘绍棠80年代写家乡历史生活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蒲柳人家》
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都是以情感人，小说艺术也不例外。乡土文学之所以感人，不仅是因为它写出了不同地域的特异风物，使人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从而得到耳目一新的快感；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表现了强烈的乡情和乡思，讴歌了真善美，揭穿了假恶丑，使人感染到人类命运的共同挣扎，从一乡一土联想到其他乡土的生活习俗、精神风貌，特别是联想到读者自己的乡土和乡亲，引发出缕缕的乡思和绵绵的乡情，心弦为之感奋和震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读《蒲柳人家》，不仅被绍棠笔底的乡土、乡亲和乡情所吸引，被北运河人民的传统美德、侠肝义胆和斗争精神深深地感动，心灵随着作者笔底的喜怒哀乐而起伏跳动，同作者一样热爱他所描写的乡亲和乡土。同时，作品也激使我产生强烈的思乡情绪，使我想起自己的故乡，风景如画的江南水村，那是鲁迅、茅盾描写过的润土、祥林嫂和老通宝为生活而挣扎的土地，而今也早已旧貌改新颜，换了人间；使我想起自己的乡亲，他们给了我多少温馨和快慰啊，我那儿时的趣事，一桩桩，一件件，都同自己的乡土和乡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也一样眷恋自己的故乡，回想起童年时代的生活也同样感到无比亲切和神往；但是进城40余年、进京36年，扎在业务堆里，很少有机会回乡探亲，每逢少年时代的朋友来京畅叙别情，常多“契阔谈，心念旧恩”的感慨。读绍棠的乡土小说，特别是读他的《蒲柳人家》，每每唤起我的乡情和乡思，唤起我对祖国的土地、人民的亲切思恋，不知不觉地从心底激荡起怀乡恋土的爱国情思，这是那么深沉，那么炽热，那么具体，又那么真切的情思啊！
莱蒙托夫在他的著名诗篇《祖国》中写道：“我爱祖国，但用的是奇异的爱情。”所谓“奇异”，就表现为不同于沙皇统治者虚伪、抽象的说教；诗人的爱国热情是通过自己的心灵对祖国的感受，又经过自己的头脑对祖国的思考形成的。这是真实具体、有血有肉的，因而也是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诗人用他的彩笔热烈讴歌俄罗斯河山风景和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把自己深厚的爱国情怀融化在俄罗斯生活的动人画卷之中。这就说明，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同热爱祖国山河、乡土、田园、村庄，热爱劳动人民及其生活风情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愚以为，对刘绍棠的乡土小说、对《蒲柳人家》也应作如是观。
(一)
小说一开头就交代，《蒲柳人家》所描写的人和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36年夏季；地点是在京东北运河岸的一个村庄。当时的政治背景是这样：1935年，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膝求和，将冀东22个县划为军事中立区。大汉奸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就设在北京以东20公里的通州。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这个背景：
何满子……听说过殷汝耕这个名字。去年冬天，一个大雪的日子，乡下哄传殷汝耕在通州坐了龙庭，另立国号，天怒人怨，大地穿白挂孝。寒假里周檎回来，大骂殷汝耕是儿皇帝，管殷汝耕叫石敬塘，还给何满子讲了一段五代残唐的故事。
作家刘绍棠出生的头一年，他的故乡北运河一带已经沦陷了。汉奸走狗，土豪劣绅，勾结日伪政权，助纣为虐，横行乡里，鱼肉人民，逼良为娼，无恶不作，一时间“风雨如磐门音故园”，“万家墨面没蒿莱”；但是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特别是“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那里的英雄儿女正在酝酿着揭竿而起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也正在建立起来。
作品根据乡土文学创作的要求和特点，对以上所述京东农村和农民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和重大斗争，只是作为背景来穿插点染，而未正面展开描写；同时又因作家天性热情、乐观、豪爽，不愿也不忍过多地展示生活中的阴暗面，写得凄凄惨惨，悲悲戚戚，所以还是采用“牧歌小曲，微言大义”的方式，尽情地讴歌故乡人民的多情重义，侠肝柔肠；讴歌故乡人民在抗日救亡、扶危济困中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终于使真善美战胜了假恶丑；同时也讴歌了故乡人民的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作品使人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从苦难中得到慰藉，从斗争中受到鼓舞，从挫折中增强信心。“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作品在读者的心田上吹拂的正是一股又一股的暖流。
这是悲喜交加、一往情深地谱写出来的一支“牧歌小曲”：
美丽善良的望日莲，奶名可怜儿，当她翩若惊鸿地出现在读者眼前时，已经是19岁了。12年前，当她还只有七岁的时候，在北运河摆渡口开小店的花鞋杜四，从一个逃荒的饥民手里把她买了下来，领回家，给他那个当时已经17岁的傻儿子二和尚当童养媳妇。二和尚长得又丑陋，又缺心眼儿。花鞋杜四是这个小村有名的泥腿，他的老婆豆叶黄，又是这个小村独一无二的破鞋，心肠歹毒，一张嘴就像蛇吐信子。可怜儿来到杜家，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地干活，一打盹儿就挨豆叶黄的笤帚疙瘩，身上常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
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家，与杜家相邻，一西一东，仅有一篱之隔。可怜儿10岁那年，张作霖与吴佩孚的队伍隔着北运河打仗，一个炮弹炸了个大坑，把可怜儿倒栽葱埋了下去，花鞋杜四和豆叶黄也不扒她，慌慌张张跑走了。一丈青大娘，冒着硝烟把她扒了出来，背在身上就跑。在青纱帐里躲藏了3天，仗打完了，回到村里，才知道二和尚被奉军抓了亻夫，下落不明。豆叶黄从此更加虐待可怜儿，又掐又咬，疼得她满地打滚儿。一丈青大娘跳过篱笆，抢救可怜儿；两家经过一场恶斗，何大学问与一丈青大娘把可怜儿认了干女，可怜儿乐得当众拜过干爹和干娘，从此得到何家更多的救助和保护。
可怜儿虽然不再挨打，可是一年到头为杜家干苦活，还是没有喘气的工夫。她到河滩上打青柴，何家西隔壁的周檎下了学也到河滩上打青柴，两人十分要好，常常嬉戏打闹，不仅搭伴凫水，还玩儿拜过花堂。一丈青大娘觉得“可怜儿”的名字不吉利，给她改名“贵莲”；周檎却管她叫“望日莲”，她的命相本来不贵，反倒挺喜欢这个外号，一来二去就叫开了。
二和尚被抓亻夫以后，一去没回头。望日莲长到16岁那年，花鞋杜四见她出落得一朵鲜花似的，就起了乱伦的贼心；豆叶黄本来是个破鞋，眼见自己年老色衰，只想拿望日莲当招蜂引蝶的幌子。一天夜晚，豆叶黄从后门引进了野汉子；同一时间，前门又闪进一个黑影。月黑天里，两人谁也没有看见谁，一齐向望日莲的屋子扑去。望日莲惊醒，从炕上跳起；还没有等她动手，这两个恶贼先厮打起来。……
望日莲投出了镰刀和剪子，从窗口跳出去，大喊一丈青大娘救命。一丈青大娘闻声而至，掌起灯火，只见镰刀砍在花鞋杜四腿上，剪子扎在野汉子胳臂上，两个恶贼仍然死咬住不放，滚在一起厮打。……
出了这件事以后，一丈青大娘不依不饶，豆叶黄理屈词穷，只得应许望日莲白天给她家干活，晚上到一丈青大娘那里去睡。那时候何满子(一丈青大娘的小孙子)才3岁，每晚都睡在望日莲的怀里。望日莲虽然摆脱了花鞋杜四和豆叶黄的暗算，但却摆脱不了苦重的劳动，大晌午头儿便得去打青柴。何满子最喜欢到河滩上玩耍，望日莲出门打柴，身边总要带着何满子，直到他长到6岁。“莲姑姑”的喜怒哀乐和爱情追求，都反映在聪慧早熟的小满子眼底，并得到他的牵挂和同情，虽然他说出来的话还充满了孩童的幼稚和天真。我想，读者定然会觉察，正是在孩童的幼稚和天真中，强烈地表现着何满子对他“莲姑”的整个命运的关心，同样也表现着作家对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命运的关心。从中可以看到，作家童年生活的体验，保藏在记忆深处达数十年之久，一旦酿造、转化为艺术作品时，无疑又发酵加浓的思恋之情。正是这种乡思和乡情，激发和推动作家创作了这个成功的作品。
作家用饱蘸同情与赞美的笔触描写望日莲的命运，以乡土风物“死不了”花作比兴，既贴切，又生动，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使人的心弦为之震颤，久久地被那悲喜交错的强大情感力量所吸引和鼓动，与之发生强烈的共鸣：
运河滩上遍地开放着五颜六色的野花，顶属死不了的花朵最小，只有蚕豆粒大，血红血红的，洒满在河边、路旁、柳荫下，不怕风吹雨打，不怕曝晒干旱。一连多少日子不下雨，土地龟裂，禾苗枯黄，可是小小的死不了花却更鲜红，更艳丽，叶子也更翠绿。望日莲就像那死不了花，在饥饿、虐待和劳苦中发育长大，模样儿越来越俊俏，身子越来越秀美。……
比兴就地取材，喻体和被喻体，死不了花儿与望日莲形象，都属于乡土的，都流溢着北运河农村的泥土芳香；然而这又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命运的共同挣扎。旧中国人民的命运是悲惨的，然而他们的生命力却又是何等顽强，他们以不屈的意志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同时又同摧残美好事物的邪恶势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望日莲就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一个代表，一个典型。她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典型不同，就在于她们二人生活的典型环境有了差别：时代毕竟是在发展前行，望日莲有党的阳光的照耀，也有多情重义的人民的救助，有组织的反抗也已经开始，她从投掷镰刀、剪子的自发斗争，到自觉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说明她已经有可能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并依靠党所领导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自己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而祥林嫂生活的时代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是无法由她自己来改变的，道路也不能由她自己来选择。《蒲柳人家》作为“牧歌小曲”，却能“微言大义”，即通过一颗水滴照见整个太阳，以望日莲命运的沉浮变化，透视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作家刘绍棠在小说中写出了望日莲所处的典型环境，正象鲁迅写出了祥林嫂所处的典型环境一样；只因时代在发展变化，人物的命运也随着有发展、有变化。
望日莲自小和周檎劳动嬉戏在一起，长大成人之后，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周檎是烈士的儿子，父亲被军阀杀害后，由舅舅柳灌斗养育，20岁左右，考下了燕京大学，却顾不得上学，留在农村组织抗日活动；清秀的高个儿，两道剑眉，一双笑眼，和19岁的望日莲是天生的一对。作品通过许多细节描写和个性化的对话，表现了他们的依恋之情，通过许多乡土传说和民间习俗，如“七月七牛郎会织女”，“夜间拜月乞巧”，“葡萄架下听哭声”，等等，表现了望日莲对爱情的强烈追求。铭心刻骨，使人同情。
小说以望日莲的命运及其爱情故事为中心，来展开情节，进行创作。作品写了许多人和许多事，如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摆渡船的柳灌斗、钉掌铺的吉老秤、老木匠郑端午等，都有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性格也各不相同，共同点是多情重义，都为改变望日莲的悲惨命运，玉成其爱情与婚姻而聚到一起；同时，“武戏文唱”，也从侧面反映了北运河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内容。另一方面，那些汉奸走狗、民族败类，如人蛆杜四、破鞋豆叶黄、河防局巡长麻雷子之流，各有各的恶行，性格也各不相同，共同点是卖国投敌，逼良为娼，暗算望日莲没有得逞之后，又共同策要把她卖给董太师做小的。如果说望日莲形象多少表现了真善美的精神的话，那么有正反两种力量、两类人物围绕着真善美的事物、围绕着望日莲的命运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何大学问等人为保护和促成真善美而有组织地进行了斗争，结果是改变了望日莲的悲惨命运，促成了她同周檎的美满婚姻，使她在周檎的帮助下自觉地参加了抗日活动；花鞋杜四等人企图破坏和毁灭真善美的事物，破坏和毁灭望日莲的青春和幸福，企图强占她、糟踏她、出卖她。前一种力量和前一类人物胜利了，望日莲得救了，抗日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后一种力量和后一类人物失败了，麻雷子被除，花鞋杜四和豆叶黄的气焰被打了下去。作品以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而告终结，着重表现的是乡土人民的多情重义和豪侠精神；“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体现了北运河人民在伦理道德上的一种心理追求。这里唱出的“田园牧歌”，却能以小见大；“武戏文唱”，同样也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火光。
(二)
那么何满子在作品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看到，何满子在作品中的一种作用是穿针引线，即通过一个满地野跑的孩子的活动和见闻，把其他人物串连起来，使作品成为艺术整体。作家安排一个聪慧过人的6岁儿童，光着屁股到处野跑，从头到尾都出场，作品就有一个观察点，追踪着各色人物的行动。他虽然是个孩子，却有鲜明的是非观和爱憎观；正因为他是个稚气的孩子，他就更具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因而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时通风报信，有时严守秘密，他有自己的选择。作品以何满子的眼睛(也包括耳朵)作为观察点，把其他人物和事件连缀起来，集中起来，一方面使结构严谨紧凑，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
这里且说如何穿针引线：1936年7月，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这是因为何满子不穿花红兜肚，奶奶怕闫王爷派白无常来勾他的魂；何满子的爷爷给牲口贩子赶马回来，由于奶奶给何满子告了状，何满子的爷爷就风风火火地把他拴了起来。于是引出了何满子的奶奶，人人都管叫她一丈青大娘；也引出了何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小说第一、二两节)由谁来搭救何满子呢?他望眼欲穿地盼着他的“救命星”的到来，终于“露出了一张俊俏的脸”，这就引出了何满子的姑姑望日莲；又从望日莲的身世、遭遇，引出花鞋杜四、豆叶黄夫妻和他们的傻儿子二和尚。(小说第三节)何满子跟他的“莲姑”到河滩上打青柴，既写何满子的野跑嬉闹，又写望日莲同周檎之间的纯真爱情，于是引出了周檎。(小说第四、五两节)七月七的夜晚，何满子依据土俗到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的哭声，结果听到了望日莲同周檎互助诉衷情，望日莲在周檎的引导下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小说第六节)然后，何满子跟周檎(他是开展抗日联络活动)到钉掌铺去，引出了吉老秤和牵牛儿；又跟周檎串门联络，引出了老木匠郑端午及其儿子、儿媳妇郑整儿和荷妞。(小说第七、八两节)何满子跟周檎回家，路遇柳灌斗的情人云遮月，通知周檎到摆渡船上聚会，这就引出了柳灌斗和云遮月。(小说第九节)何满子到处野跑，在花鞋杜四小店墙外听到麻雷子跟杜四密谋，又引出这两个反面人物。(小说第十节)然后是正、反两种力量展开正面斗争，何满子作为6岁的孩子本来是出不了场的，但在何大学问等人到杜四家为望日莲赎身时，何大学问大喊“找文房四宝来”，迫使杜四当即“立下文书”，何满子隔篱应声欢叫：“爷爷，我这就拿来。”一个幼小的孩子，终于出现在斗争场中，起到他所能起的作用。(小说第11节)最后大团圆，周檎、望日莲成婚，组织抗日武装，一片喜庆，何满子他爹何长安从通州城赶回祝贺，准备接满子到城里去上学，满子怀土恋乡，不愿随父进城，逃向河滩，急得大家满处寻找。这就更离不开何满子这个“人物”了。更可况结尾还点了一笔：望日莲于1937年芦沟桥的炮声中生下个女儿，这个女儿23年后是跟何满子结了婚的。(小说第12节)
的确，何满子从头到尾，出现在作品的第一个章节中，起穿针引线的作用。
(三)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通过一个天真活泼而又聪慧过人的儿童何满子的形象，写出了作家儿时的乡村生活体验，抒发了浓郁的乡情。作家自述：
——强烈的思乡情绪，时时在我心中骚动。我常常回想我在农村生活了30多年的往事，而童年时代的生活最令人悠思难忘，打鸟、摸鱼、掏螃蟹、偷瓜、过家家、认字方、花兜肚、滚喜床……都涌上心头，历历在目；我仿佛看见童年的我，在村前村后，田野河边，欢蹦乱跳地嬉戏。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回忆往事必然怀念故人，于是其他人物便一一浮现出来。头一个，便是翩若惊鸿的望日莲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一土著》)
作家为了提醒读者，一再说明：
是何满子和望日莲这两个人物，激动我写《蒲柳人家》。
何满子的性格和“业迹”，大半取自童年时代的我。 (引同上)
何满子一生下来，就成了奶奶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原来何家世代单传，辈辈一棵苗，何满子的爷爷就是老生儿，他父亲也是一丈青大娘将近40岁时才落生的；偏是何满子不同凡响，是他母亲头一胎生下来的贵子。一丈青大娘一听见孙子呱呱坠地的啼声，喜泪如雨。她烧香拜佛，大宴乡亲，还跑遍沿河几个村落，挨门挨户乞讨零碎布头儿，给何满子缝了一件五光十色的百家衣；百日那天，给何满子穿上，跑出来见客，博得一片彩声。到一周岁生日，还打造了一个分量不小的包铜镀金的长命锁，金光闪闪，差一点把何满子勒断了气。后来，奶奶又叫东隔壁的望日莲姑姑给何满子做了一条大红兜肚，兜肚上还用五彩线绣了一大堆花草。这是因为何满子是个娇哥儿，奶奶老是怕闫王爷打发白无常勾他的魂；穿上了花红兜肚，男扮女妆，闫王爷重男轻女，也就不再来索他的命。但是，他穿在身上，男不男，女不女，小姑娘要用手指刮破脸蛋儿，小小子也要敲起锣鼓似地叫他小丫头儿，臊得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所以他一天也不穿。这就惹恼了爷爷奶奶，把他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
作品描述何满子自幼受到爷爷、奶奶、莲姑姑和乡亲们的疼爱，得到乡风里俗的熏陶和翼蔽，如奶奶为他烧香拜佛，给他穿百家衣，挂长命锁，穿花红兜肚等，尽管带有一些迷信色彩，但却分明地体现着我国劳动人民对自身命运的顽强挣扎，对少年儿童的挚爱之情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作品中所写的何满子，后来是成了作家的，作家何满子在写他的“儿时记趣”时，绵绵乡情油然而起，以上所述的乡风里俗及其童年生活体验，岂不成了他最亲切的回忆?
何满子在奶奶身边，长到四五岁，就像野鸟不入笼，整天在河滩野跑。奶奶八样不放心，扯着嗓门儿，在村前村后喊叫，他却隐匿在柳棵子地里，深藏到芦苇丛中，潜伏在青纱帐内的豆棵下，跟奶奶捉迷藏，暗暗发笑。等到天黑回家，奶奶抄起顶门杠子，要敲碎他的光葫芦头；何满子一动不动，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奶奶只好把顶门杠子一扔，叫了声“小祖宗！”回到屋里给小孙子做好吃的去了。
何满子的爷爷也像奶奶一样疼爱孙子。每趟赶马回来，一心盼家，最大的盼头就是享受天伦之乐。他满脸胡茬，就像根根松针，最喜欢磨蹭孙子的脸蛋儿，逗得孙子吱儿喳乱叫，笑成一团儿，打成一团儿。而且每趟回来，都要给孙子带回吃的。
何满子从小聪慧灵秀，脑瓜儿记性好，爱听故事，过耳不忘；好问个字儿，过目不忘。何大学问一心指望孙子成材，礼聘一位前清秀才，给何满子设馆讲课。老秀才酸气冲天，讲的是“诗曰子云”、“之乎者也”那些东西，何满子只觉得枯燥乏味，闷闷不乐。整天跑野马的孩子，从早到晚被关在家里，如何能够忍受?何大学问还认定不打不成材，非但不怪罪老秀才学规森严，而且还从旁给老秀才呐喊助威，管教孙子。何大学问外出赶马，何满子就像野马摘了笼头；天不亮，便头顶着星星，脚着露水，从家里溜出去，逃开了学。这些情景，每每使人联想起鲁迅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二者背景不尽相同，但对儿童生活情趣的回忆、描述，却同样流溢着怀乡恋土的脉脉深情。
除了爷爷、奶奶的疼爱，同何满子最亲近、最贴心的，要算是何家西隔壁的周檎和东隔壁的望日莲了。周檎在通州潞河中学念书，放暑假回来，何满子便跟这位洋学生形影不离。何大学问赶马回来，一见何满子跟着周檎学会了一大堆字儿，还不化一分钱，不禁喜出望外。但何满子喜欢追随周檎的身前背后，不仅是因为周檎会给他讲引人入胜的故事，教给他的字儿也比老秀才教给他的有趣得多；而且更因为周檎也像望日莲那样疼爱他。何满子在周檎那里听故事和识字儿入了迷，舍不得走，有时就跟周檎一起睡。他在周檎的炕上睡着了，望日莲便要来抱他回家；有时他被搬醒了，便看见望日莲把他抱在怀里，却又跟周檎并肩坐在炕沿上不肯走，从一个孩子的眼里看到了他俩的恋情。
望日莲到河滩上打青柴，何满子便跟着这位莲姑姑到外边野跑。作家通过何满子和望日莲的所见所闻所感，把村口方圆七八里的河滩描写得如画一般美丽，充满了生机。其中显然灌注了作家刘绍棠对故乡故土的炽爱之情，反映着绍棠对他的乡土环境和童年生活的亲身体验。这里所写的何满子“业迹”，大半取自作家童年时代的农村生活经历。6岁的何满子不等于6岁的刘绍棠，但是，从前者分明看到了后者的影子。作品写：
何满子最喜欢到河滩上玩耍。光着屁股浸入河汊，捞虾米，掏螃蟹，摸小鱼儿；钻进苇塘里，搜寻红脖水鸟儿，驱赶红蜻蜓满天飞舞，更是有趣；但是，最好玩的还是在大树下，茂草中和柳棵子地里，埋下夹子和拍网打鸟。
写何满子埋夹子打鸟的方法和程序，写得很具体；打中了鸟儿的欢乐情景和打不中的失望情绪，表现得非常真切。这打鸟的举措，在儿童的心目中无疑是一桩“大事”；对于何满子来说，打鸟不仅是玩耍，还有“吃”的实用价值。他听着打中鸟儿的声音，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儿；要打到二三十只，才够他和望日莲烧吃一顿。一个6岁的孩子，已经十分懂得关心人、同情人了，他为莲姑的受饥挨饿，难过得心里发酸。
一想到莲姑每天都吃不饱，何满子的心里就一阵阵发酸。打青柴的时候，他常常看见望日莲饿得心里发慌，脸白得像一张白菜叶子，额角上冒出一层层的的虚汗，就手打着颤儿摘取一颗一颗的地梨，填填肚子。何满子心疼望日莲，就到财主家的瓜田里去偷瓜；面瓜香甜柔软，很好吃，吃上几个也能饱一阵子。而且，偷瓜也是一种冒险的游戏，对何满子很有诱惑力。
于是写到何满子偷瓜的“业迹”，也写得具体入微，情趣横生。何满子光顾大财主董太师的瓜田，抱着三个大面瓜，找望日莲高喊：“莲姑，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面瓜来啦！”
望日莲也真的饿了，她风卷荷叶一般吃下了三个面瓜，心情也欢悦起来，白菜叶子似的脸上泛起了娇艳的颜色，目光也明亮得像月光下的春波，喜气挂上了微蹙的秀眉，红润的嘴唇漾起微笑，何满子呆呆地凝望着她。
何满子用他偷来的三个面瓜，给望日莲吃饱了肚子，人有了精神，心情欢悦起来，脸色也显得娇艳多了。何满子曾向老天爷祈求：“保佑我莲姑跟我檎叔成两口子”，他为此而兴奋，呆呆地凝望着望日莲，说：“莲姑，你真好看。”一个6岁的孩子，不仅聪慧灵秀，而且多情重义，懂得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一位评论家写了专论，剖析绍棠的乡土文学创作，认为在他的作品里充满了“自我表现”；“表现的自我——一个乡村顽童在多情重义的乡亲乡土的影响和熏陶中成长变化，铸造了热情、乐观、豪爽而又任性的性格。”绍棠说：“我和此人远隔数千里，不曾有一面之缘，此人却可称是我的知音。”(《我的创作生涯·望日莲是谁》)
何满子还是周檎、望日莲爱情发展的见证人和促进者。且不说何满子在周檎的炕上睡着了，望日莲前来抱了回家，檎、莲二人也就得到并肩而坐、依依谈心的机会；且不说檎、莲二人在柳棵子地里聚会，何满子怎样为他们望风、护卫、撮合、祝愿，在“童言无忌”中说出成年人说不了的话；也不说七月七的夜晚，何满子依据奶奶讲的民间传说，到葡萄架下听取牛郎、织女的哭声，转来转去却听到了檎叔和莲姑在互诉衷情。花鞋杜四和麻雷子企图暗害檎叔，并把莲姑卖给董太师的密谋，正是何满子在无意中听到了，急忙赶回通报给周檎和望日莲，望日莲连夜赶向摆渡船去向乡亲父老求援，众乡亲仗义救助，终于除掉了汉奸麻雷子，使周檎、望日莲迅即完婚。在高低起伏、曲折变化的檎、莲爱情情节发展中，何满子始终是一个目击者和支持者，而且爱憎分明地见之于行动。何满子恨死了暗害檎叔、又要把莲姑卖给董太师的地癞和人蛆杜四一伙人；同时，他对檎叔、莲姑的关切之情，又是何等纯真，连发出一个笑声，都马上捂上了嘴，“怕惊散了那一对戏水的鸳鸯。”周檎、望日莲完婚的日子，何满子又是多么欣喜和兴奋啊！
……新婚夫妇拜过天地，给亲朋好友们见礼，然后双双牵着彩带，进入洞房。何满子穿上望日莲给他做的花红兜肚，奉命在炕上滚床；他滚得高兴，又翻起筋斗，竖起蜻蜓。
这种乡风乡情乡俗，对于亲历其境、亲行其事的何满子来说，哪怕到了成年都不会忘怀的，而作家的乡思也往往通过儿童时代的生活体验，创造出相应的艺术境界和艺术形象来加以表现，作家在何满子亲见、亲闻、亲历的场景中所灌注的主体情感，给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读《蒲柳人家》，使人感染到绵绵的乡情和缕缕的乡思，这种怀乡恋土的强烈情绪，正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作家在描绘他的北运河故乡30年代风俗画的同时，写出了这一时期整个中国人民命运的共同挣扎，他的“牧歌小曲”正是当时整个抗日救亡运动交响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吕晴飞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