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肠侠骨，可泣可歌！——刘绍棠70年代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芳草满天涯》中的碧桃形象
中篇小说《芳草满天涯》，1979年暮春4月写于作家刘绍棠的生身之地儒林村。作品描述一个未出嫁的农村姑娘碧桃，抚育在10年内乱中母亲惨遭迫害死去、父亲也被“莫须有”的说成“阴谋叛国”而关入了大牢的孤儿小沉香，备受诬陷和中伤，历尽艰难和坎坷。10年内乱结束后，小沉香的父亲戈弋的冤案得到昭雪，碧桃准备把孩子归还给他，可是正在上学的小沉香却再也离不开她了。戈弋的难友、新任地委书记谷铁铮劝说他们“三位一体”，情理所归，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了。其中写到许多感人的场面，许多男女读者为之落泪。
《芳草满天涯》这个作品，为什么如此感人泪下呢?我以为原因不在别处，而在于作品写出了美好的人情和人性，最纯朴最善良的劳动动人民的人情和人性，大义凛然而不被势利所屈所诱的无产阶级的人情和人性；这种人情和人性，即代表了真善美，而同压迫阶级、剥削阶级所表现的那种假恶丑相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后者是依靠造谣中伤、颠倒黑白的拙劣伎俩来支撑自己的，他们无论怎样装得道貌岸然，说得如何天花乱坠，都谈不到有什么真情和真性，他们同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真情和真性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有的只是以极左的“革命”言辞装饰起来的兽性；他们为了权势、金钱和美女，为了满足不可告人的私欲，甚至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专以摧残、毁灭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际之间的一切美好的情谊，作为他们的本能。他们明里是人，暗里是鬼，鬼头上的画皮一旦脱落下来，就露出了全部狰狞，丑得吓人！然而，在10年长夜之中，种种假恶丑的东西到处横行无阻，许多真善美的事物却受到扼杀，甚至遭到无情的毁灭，这是怎样的社会大悲剧啊！
谷铁铮出身于贫农家庭，参加革命前替地主家当长工。出生入死，为革命工作达40年之久，1959年之前曾任某专区的专员，如今已经“花白了头，满脸镌刻着饱经风霜的皱纹”，仍然“挺直魁梧的身躯，就像一尊云岗石窟的石像。”就是这样一位革命老同志，却被魏文秀之流诬陷为“老牌反革命分子”，“混入革命队伍40年，干了40年的反革命勾当，……是个不可救药的走资派。”
戈弋是个爱国华侨，原任工业局的技术室副主任；清华大学毕业，很有真才实学。他的祖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召出国的华工，还曾结识青年时代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总理。他的父亲于1938年告别父母和怀孕的妻子，从海外奔回祖国，参加抗日，先在延安抗大学习，后来牺牲在冀东战场上。他的母亲于日本投降后远涉重洋，回国寻夫，参加了当时的新四军，后来也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1951年春天，侨居海外的戈弋祖父一家，曾收到中央侨委寄出的烈属证。他的祖父把他扶养到18岁，即打发他回归祖国，继承父母遗志，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贡献他的青春和力量。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满怀爱国热忱的归国华侨，却只因跟国外的亲属通信而被诬称“里通外国”，不仅自己被关进牛棚，爱人也被赶到干校劳动，得了产后病，不治身死，留下孤儿小沉香，无人照看。当他同难友谷铁铮一起被带到农村监督劳动时，怀里还抱着一个不到两周岁的男孩，目光忧郁，两眼发呆，整个心胸都被愁云笼罩着。
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说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时候，曾经大发感慨地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人际之间是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同情、互相帮助的，特别是在遇到某种不白之冤和难以摆脱的困厄时，这种理解、同情和帮助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珍贵。旧时以天地无私、父母有情，故于困厄之中未尝不呼喊天地父母，以求援救。10年内乱，人际关系被扭曲了，好人遭难，连天地父母都救助不了。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时候，碧桃姑娘的出现，无异于黑暗中的火光，严寒时的暖流！
她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真假和善恶，并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判断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不被任何花言巧语所蒙骗，不为任何甜言蜜语所诱惑，也不因任何威逼恐吓而屈服和动摇；她对无端受难的好人满怀同情之心，对无辜受罪的儿童更是充满了爱怜之情，她无私地救助遭难的同志，主动抚养幼小的孤儿，并由此而蒙受种种中伤和打击，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在她身上集中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本色，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妇女的柔肠侠骨，她那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举措，她那忍辱负重、救助无辜的品德，她那可钦可敬、可泣可歌的牺牲精神，她那爱憎分明、光彩照人的美丽心灵，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也是整个人类的希望之所在。
碧桃是既美丽又善良的农村姑娘。作品开头描写她身穿一件半旧的浅花褂子，头戴一顶新买的竹篾斗笠，十分俏丽，又很本色。清早，她赶牛车到公社交售西瓜，归来捎带了谷铁铮、戈弋和小沉香到村里插队落户。她看到戈弋怀里抱着的小男孩，就产生了怜爱之情。小男孩正睡得香甜，圆圆的苹果脸上，半开半合的小嘴儿像一颗含苞欲放的花蕾，睡梦中常常笑出声来。碧桃一边赶车，一边不时回头看一眼那睡得香甜的小男孩儿，她觉得这个小男孩儿可爱得诱人动心，很想亲一亲那圆圆的苹果脸儿，亲一亲那含苞欲放的小嘴儿。看她多么善良，多么喜欢孩子，又多想亲近这个小男孩儿啊！小男孩儿陡地被牛车的颠簸所惊醒，哇地大哭起来。碧桃慌了神，连忙喝住小黑牛，顺手从一棵河柳上摘下一朵紫藤萝小花，在小男孩儿的眼前晃了晃，说：“看，花儿！给你。”
小男孩还是哭，她又摘下一朵，戴在自己的鬓角上，摇着头，扮着鬼脸儿，说：“看，我戴花！”小男孩止住了哭，看了一会儿，却又哭起来。碧桃便摘了一朵又一朵，一朵一朵插满了头，小男孩儿破涕而笑了，伸出两只小手叫她抱。
通过这一段文字对于动态美的描写，我们不仅看到北运河农村姑娘碧桃的天真无邪，不仅看到她美丽善良的心灵的跳动；而且感到整个世界都变得纯净清凉，有如“玉宇澄清万里埃”一般的了。人际之间毕竟还有爱心，还有情谊，还有如花一般美好的交往和联系！碧桃抱过小男孩儿，小男孩儿抓挠着小手，去摘碧桃头上的野花，碧桃禁不住在他那圆圆的苹果脸上亲了一口，她从孩子父亲戈弋的答话中，得知孩子的名字叫沉香，已经没有母亲，她的心忽然怔住了。
半晌，她才垂下眼睛，柔情的目光拂过沉香的脸儿，一股爱怜的冲动激荡着她的心房。她伸手摘下一根柳条儿，弯成圆圈，然后一朵一朵地从头上摘下野花，编进柳圈里，戴在沉香的头上。
碧桃原是热心肠儿，好心眼儿，谁家房漏了，人病了，她比本主还着急。连被风吹折的小树，雨打断的花枝，从泥窠里坠落下来跌伤的乳燕，她也要扶助和救护。因而，她也就更同情这个没有娘的小沉香，这个有一张圆圆的苹果脸，又有一张含苞欲放的小嘴的孤儿。
戈弋的爱人死了，岳父岳母怕受株连，跟他划清了界线，他在国内没有任何亲属，自己又在接受劳改，难以抚养孩子，所以只好写了出国申请，请求把孩子送到老祖父那里，然后马上回国。谷铁铮不同意，激动地对他说：“这个孩子，应该喝社会主义中国的水，吃社会主义中国的粮长大！”戈弋痛心地回答：“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举目无亲，举目无亲啊！”碧桃姑娘在地里听到他们的争论，难过得哭了起来，便主动承担起拉扯这个孩子的任务。每天大清早上工之前，戈弋抱着孩子送到碧桃家中，由碧桃她娘罗二婶照管。一个月后，戈弋被抓走了，罪名是“阴谋叛国”；谷铁铮进京为他申诉，也被关押入狱。从此，沉香就住在碧桃家了。晚上，碧桃给沉香洗了澡，带着沉香上了炕，自己却辗转不能入睡。这个熟睡的孩子是那么令人怜爱，孩子身上的清香气息，是那么激荡着她那处女的心！作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和感人肺腑的问题：
这是别人的孩子，一个非亲非故的男人的孩子，一个她从未见过面而又离开了人间的姐妹的孩子。现在，她把这个孩子收养在自己的身边了。她，一个未婚的姑娘，竟然肩负起母亲的责任，也许还要肩负起父亲的责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她的行动呢?
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情感，真正的劳动人民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比天地更无私，比生身父母更多情而重义，这是一种伟大的母性的同情之心，怜爱之情和奉献精神，这种爱心既是阶级的，同时也是通向全人类的，它不是抽象的“人类之爱”，而是生动具体、有血有肉地表现在人际之间，表现在具有强烈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民之间。它的力量来自人民，来自劳动人民的正义感和革命责任感，来自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否则，正如谷铁铮所说的，“诞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孩子，却要送到外国去寄养”，这岂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和我们中华民族蒙受耻辱吗?阶级的、民族的、母性的伟大情感，劳动人民的善良纯真的品格，在碧桃的心灵上得到完美的统一，使碧桃“这一个”思想性格及其整个艺术形象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绍棠擅长于通过细节和动态的场景描写来刻画人物的心理变化，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从而形象鲜明地揭示出作品的主题。其中写到碧桃带小沉香睡觉的情景，尤其感人泪下。——
她不知什么时候朦胧睡去，但是不知怎么又朦胧惊醒。睁眼一看，小沉香不知什么时候揭开她的背心，一只小手抓着她那处女的乳房，另一只乳房被小沉香含在嘴里。小沉香睡得很香，月光中小脸上浮漾着甜甜的微笑。她全身像着了火，脸上烧了起来，慌忙扒开沉香的小手，推开沉香的身子，把背心拉下来。
然而小沉香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百般轻拍抚慰，仍然无济于事，孩子还是啼哭不住地叫唤“爸呀爸呀”；碧桃她娘在东屋被吵醒，说她不会带孩子，要她把孩子从西屋抱过去由她娘带着睡觉。倔犟的女儿却一边思忖，一边回了她娘的劝说。——
她的脸上和身子都不再发烧了，一点也不羞涩地揭开了背心，把一只乳房送到小沉香那花蕾一般的小嘴里，又牵过沉香的一只小手，让这只小手抓住她那另一只乳房。
沉香吮吸着，含泪入睡了，碧桃轻轻骂了声：“小孽障！”也含笑闭上了眼睛，两大颗晶莹的泪珠挂在了脸颊上。
这就是一个未婚的农村姑娘对落难孤儿小沉香的怜爱、关怀、抚育和救助，这就是碧桃姑娘在特殊的“这一个”的环境下肩负起来的做一个母亲的责任。作者说：“《碧桃》这篇小说，我写得最动情。许多女同志一边读一边哭，男同志也读得鼻子发酸，眼眶潮湿。小说中，我写了一个未婚的农村姑娘给婴孩吃奶的情节，许多人为之震动，深受感动。”(《枣下问答》)又说，这“是我对乡亲父老的感恩戴德之作。”(《答〈世界文学大辞典〉编者问》)他在许多场合表示：“我要一生一世歌颂生我养我的人民。”念念不忘他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平平安安生活十几年，十年浩劫幸免于难，而且写出了作品，那是因为人民保护了他；而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更得到人民的许多救助。他说：“因而，我的感触很多，感受很深，不能忘恩负义的。”(《创作漫谈剪辑》)同时，他认为，人民的保护和救助，总是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表现为对受难者的正义感、同情心、爱情和友谊；因此，也只能通过描写体现这些方面的具体的人和事，来表现人民的恩德。但这一切都是从生活出发，都有其厚实的生活基础，而不是按照既定的概念进行图解。小说中描写碧桃其人和她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也有生活中一位叫做丫姑的女儿作为原型和依据。作品写到夜晚小沉香吮吸碧桃乳头的情节，发表后曾使很多读者，尤其是女同志为之落泪，但也有人认为不真实。对此，作者曾经作了如下说明：
这个情节并非我乱加想象，而是确有其事，实有其人。其人便是丫姑的女儿，其事便发生在丫姑的女儿身上。那时，丫姑的女儿尚未出嫁；有一对正闹离婚的年轻夫妻都不肯要他们的孩子，双方家长对这个孩子的归属问题也争执不休，丫姑的女儿便把孩子抱回家去，暂时代管，每天下地劳动，也把这个孩子带在身边。……休息时，有位爱开玩笑的大嫂问那孩子：“你黑夜跟谁睡呀?”那个孩子一指丫姑的女儿，说：跟姨姨睡。”爱开玩笑的大嫂问道：“你嘴馋了想吃奶，姨姨给你吃吗?”那个孩子答道：“姨姨给我吃奶，没有水儿。” (《乡土、乡亲和我的小说》)
无知的孩子无意中说出这个隐秘，弄得丫姑的女儿哭笑不得。后来那一对年轻夫妇重归于好，丫姑的女儿把代管了几个月的孩子送回人家，还难过了很久。运河滩上的劳动妇女就是这样善良、多情，而且侠义助人。丫姑母女对作家刘绍棠就曾有过许多救助，绍棠满怀感激地说：“我被划了右，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丫姑却表现出她那侠肝义胆的品格。最难忘十年内乱中，她给我许多保护和帮助。”他说，因为“有这位女强人和众乡亲撑起保护伞，血雨腥风没有洒到我身上一点点儿，逃过了本来难免杀身之祸的血光之灾。”(引同上)他又如何能不感恩戴德呢?对于丫姑母女的深恩大德和美好情怀，绍棠多次写进他的回忆文章；回溯十年动乱之中，丫姑母女对他的关切和帮助，绍棠写出的细节十分感人，情景历历，使人如临其境。他写：
我孤身一人在农村生活，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很多，虽有丫姑等人相助，毕竟仍有诸多不便之处。一天夜晚，全家都睡了，跟她在热炕头上说东道西；她忽然叹了口气，说：“你从小家里家外都娇惯你，自个儿哪会过日子?若不是你有个好媳妇，换个无情无义的跟你离了婚，我就把女儿给了你。”她的话，使我的身心产生剧烈的震动。我比她的女儿大十多岁，视如小妹。……这个姑娘也是心地纯洁，天真无邪；所以虽然20岁了，当着我的面就钻进被窝睡觉，我跟丫姑聊天，她也在枕上插话。丫姑这句感慨之言，她听见了，在被窝里翻了个身，却没有吭气。她是丫姑最疼爱的心尖子，念过中学，入了党，一直给我通风报信。我在她的心目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因此，作者说《芳草满天涯》，是他“对乡亲父老的感恩戴德之作”，这是概括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又反映了深刻的时代特点的；他描写劳动人民对受难者的正义感、同情心、爱情和友谊，正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来讴歌人民的恩德。尤其是“妇女对于受难者更富于同情心”，绍棠在他的作品中，“讴歌和赞美了许多心地芳洁、品节高尚的女性，每个人物都有出处。”(《被放逐到乐园里》)其中，当然也包括碧桃形象的塑造。
碧桃姑娘一年到头过的是“早晨三点半，中午带顿饭，晚上黑了算”的日子，一天苦累回家，沉香便是她最大的安慰，给他最大的快乐。谷铁铮和戈弋一去不返，有如石沉大海，碧桃也顾不得再去关心这两个人的命运，小沉香已经把她的心房装满，她不想再给任何人保留一个角落，甚至没有闲暇和闲心想到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自从有了这个孩子，碧桃一家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喜气，碧桃爹罗二叔平时沉默寡言，现在因为小沉香的逗人喜爱，也常常笑逐颜开了。
小沉香总是唤碧桃叫“妈妈”，碧桃让他叫“姑姑”，他年龄太小，改不了口。“妈妈就妈妈吧！”碧桃笑着叹了口气，“我前世欠下了你这个小孽障的债。”可她的心却是甜汪汪的，就像春水的涟漪在波动。她对沉香的怜爱与同情，连及到沉香的父亲，忽然从孩子的脸庞上，幻化出戈弋的面影。尽管那个人在她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却不由自主地惦念起那个举目无亲的归国华侨：
他现在沦落到何处去了呢?他的命运为什么如此悲苦和不幸呢?父母双双为革命牺牲，妻子又在凄风苦雨中死去，岳父岳母心肠狠毒翻脸无情，而他自己也像一片落叶，被狂飙席卷而去。
纯朴善良的农村姑娘，天性乐观开朗，现在却为别人的不幸遭遇，心里感到阵阵酸痛；那个年轻人带着沉重创伤的面影，刻在她的心上，再也挥不去，抹不掉了。
她把她所有的爱心都集中在小沉香身上。天气凉了，她给孩子买新布，做棉衣，要让孩子穿戴得暖暖和和，打扮得齐齐整整。靠整人起家的衣冠禽兽魏文秀一心想占有碧桃，始则向碧桃献殷勤，写情书，要碧桃“往后别再招揽这个孩子”；继则对碧桃进行威胁利诱，劝说碧桃“紧跟”他走，既可入党又能提干，否则，“你收养这个性戈的孩子，只要一上纲上线，那就足够整你一顿的”；这一切都遭到碧桃严正的反驳和指斥之后，他终于施展他的惯技，对碧桃步步升级地进行造谣中伤，大下臭雾。碧桃的脸一天比一天惨白，黄瘦，她的一家人也全都失去了笑声。
这些日子，流言一天比一天升级，不但谣传她过去常常在夜晚到江边的柳棵子地，跟戈弋幽会，戈弋送给她一块金表，还要带她到外国；而且又谣传她是戈弋叛国的同谋犯，公安局就要来抓她。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谎言重复一百遍，也就成为事实，甚至连她自己也觉得脸上被烫上了耻辱的烙印，见人不敢抬头了。今天，一个更可怕的流言传播开来，说她跟戈弋已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所以脸上蜡黄。
谣言杀人，逼人去死，这是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在十年动乱中用来陷害无辜、排斥异己的一种最常见、最拙劣的卑鄙手段。上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包括妇女儿童在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依从“路线斗争的需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或无中生有，制造谎言；或罗钳吉网，陷人以罪；或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或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大大小小的谣言工厂，一时间铺满神州大地，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来兜售他们制造的流言，以达到整人和杀人的目的。魏文秀之流竟然乐此不疲，还厚颜无耻地说：“这是革命的需要。”
在中篇小说集《蒲柳人家》的后记中，作家刘绍棠曾经说过：“我这个人，热情、乐观、爽快、外露，不会缠绵悱恻，不会悲痛欲绝，不会和不忍展示生活中的阴暗面，甚至不会和不忍写缺陷的美或美的缺陷，这就使得我只会写‘牧歌小曲，微言大义’之作。”就绍棠创作的整体风格来说的确如此，总是以讴歌生活中的真善美为主导，他描写碧桃姑娘纯真的心地、善良的品格和美丽的灵魂也正是如此。但他在讴歌真善美的同时，也不能不揭示生活中的假恶丑。他对一个时期的“谣言杀人”的丑恶现象所作的揭示，是概括了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既有魏文秀所作所为的“这一个”的特殊性，又有十年动乱中到处可见的普遍性，因而无论对于碧桃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说，还是对于故事情节的推动和发展来说，都具有深广的典型性。正是由于对这种假恶丑的揭示，更加突出地显示了碧桃形象所蕴涵的真善美的品格；由于悲剧氛围的出现与加重，碧桃的言行举措，不仅使人感到可歌，更使人感到可泣，不仅令人觉得可亲，更令人觉得可敬！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流言三至，曾母投杼。关于碧桃姑娘的谣言一经制造出来，传播开来，一时间连自己的爹娘都信以为真。老两口都是实心眼儿，热心肠儿，非常高兴照管小沉香，而小沉香也给他们带来了春意盎然的情趣。可现在罗二叔的脸变得冰冷了，罗二婶的脸变得愁苦了，一家人都不见了笑脸，小沉香也变得怯生生的了。碧桃娘罗二婶检查了女儿的身体，才信女儿的清白；她只担心“魏文秀满天下臭雾”，使碧桃“跳到女萝江也洗不清。”一天清晨，碧桃爹罗二叔又听信新的谣言，打回家来。“你们娘儿俩干出的好事！”他一个大巴掌向罗二婶，“趁我看场不在家，夜夜把那个姓戈的招引来，鸡叫三遍才回去。”说得有眼睛有鼻子。
碧桃冲出屋门，抓住罗二叔的手腕子，问道：“爹，您又从哪儿听来的脏言恶语?带我去找那个嚼舌根的狗贼去！”
“你……你……”罗二叔抖成一团儿，“我没有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女儿，你给我去死！”
“好！”碧桃一转身，走进屋去，抱起沉香，一阵风冲出家门。……
谣言杀人，这真是逼人去死呀！昔日女萝江，曾经吞没了多少被污辱被损害的姑娘，难道今天它那一江碧水，又在等待碧桃去葬身吗?作者为碧桃的命运而担心，读者也为此而心惊，碧桃她娘罗二婶哭叫着追出去劝说：“儿呀，你可不能寻短见哪！”令人敬佩的是碧桃姑娘的坚强，她向邪恶势力宣战：
“我才不死，我偏活着！”碧桃站在大街上，不是向老爹，而是向那些鬼打墙的小人们发出挑战的宣告，“连阴百日，也有天晴，冬长三月，早晚打春；我要眼睁睁看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咽这口气。”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提倡和崇尚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即如《孟子·滕文公》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碧桃的柔肠侠骨表现在她的爱和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她对无辜受难者的同情、怜爱与救助，另一方面表现在她对强暴者、邪恶者的痛恨、鄙视和斗争。她，一个清白无辜的处女，没有出嫁的姑娘，身背不白之冤，头顶重重压力，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和沉香一起栖身在一间风雨飘摇的寒窑小屋，成年劳苦，忍辱含垢，坚强不屈，义无反顾，为培养沉香这棵幼苗茁壮成长，一年又一年地经受煎熬。最后拖垮了身子，口吐鲜血。碧桃的老爹罗二叔后悔自己被骗、被逼得狠了心，委屈了女儿，亲自从寒窑小屋把女儿背回了家。冬去春来，换了人间，戈弋来到碧桃家中，感恩戴德，准备接回沉香，可沉香却再也离不开为他含辛茹苦、遭灾受难的“妈姑姑”碧桃了。
最感人的是碧桃的侠义精神，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她路见不平，仗义救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同横行一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她手中无刀可拔，无剑可舞，但她有一颗爱憎分明的心，有一双识别真假、是非的眼睛；作为一名普通女性，一位农村姑娘，却具有正气懔然的“大丈夫精神”：她不受势利所诱惑，对“文革”中一步登天的暴发户嗤之以鼻，即所谓“富贵不能淫”；她栖身寒窑，终年劳苦，忍辱含垢，义无反顾，即所谓“贫贱不能移”；她不怕魏文秀之流对她的造谣中伤、凌辱打击，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斗争，即所谓“威武不能屈”。在这里，也表现了一种中国气派和民族精神，御强扶弱早已成为我们中国人民的一种传统美德和侠义行为；当然这种精神也是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在绍棠笔下加进了全新的时代内容，体现为讲原则、论是非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绝不同于世俗的江湖义气。
绍棠说：“我觉得，我塑造的农村妇女形象比较成功；因为我最为中国农村妇女的吃苦耐劳和忠贞的节操所感动。在男性形象中，热情豪爽和多情重义的人物，我也塑造得比较生动，因为这些人物和我‘性相近’。”(《生活原型与创作》)碧桃姑娘就是作者塑造的农村妇女形象之一，在她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吃苦耐劳和忠贞的节操，同时也兼有这里所说的男性人物的热情豪爽和多情重义。她的柔肠侠骨，既体现着中国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又反映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域文化特点，这个特点在发展变化中仍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作者认为，这种地方民气，“突出地表现为多情重义”，因而他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最喜欢刻划热情、豪爽、乐观、抗争、最讲情义的男女人物形象。”(《我与苏姗·贝尔纳的谈话》)作者说：“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扶危济困，多情重义，我才大难不死，而有今天。感恩戴德，我怎能不以我的小说创作，报恩于我的乡亲和乡土?”(《〈蒲柳人家〉二三事》)他把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的美德和恩情，集中概括在碧桃“这一个”特定人物的身上来加以讴歌，所以描写得如此动情，刻划得如此生动，塑造得如此成功。碧桃姑娘所经历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她那扶危济困的柔肠侠骨，至今使人可泣可歌，永远令人感佩钦敬！
(吕晴飞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