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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的欢歌与泥土的芳香——刘绍棠50年代的短篇小说代表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新中国从此诞生了，全国人民满怀希望和欢快的心情，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神童作家刘绍棠生长在党的阳光照耀着的京郊北运河水乡，对新人、新事、新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热情。他的第一篇作品正好发表在此年此月欢庆的锣鼓响彻了山山水水、胜利的秧歌扭遍了天南地北的时候。而此时的刘绍棠还仅只有13岁。

1950年和1951年，绍棠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创作，如《新式犁杖》、《三岔口》、《七月里高粱红》、《完秋》和《村歌》等，以特有的清新、纯真的格调引人注目，少年刘绍棠不仅熟悉乡村生活，而且热爱新农村的新生事物，能够敏锐地感觉和认识到它的意义，并且通过艺术形象去表现它、讴歌它，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新农村、新生活、新人物、新事件所具有的巨大热情。正是这种热情，驱使和激励作者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小说；同时，这种热情又正是来自生活，来自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与热爱，因此写出作品来也就富有生活色彩，充满了乡村生活的泥土气息。他的早期作品之所以使人感到清新和纯真，原因就在于此。

《红花》写于1951年10月，首次发表于1952年元旦的《中国青年报》，整整用了一个版面。作品描写农村青年妇女井兰子等人克服封建思想和传统习俗，组织妇女露宿护堤，并与破坏分子作了英勇斗争，最后胜利完成任务，得到党组织的嘉奖，爱侣臧梁还在庆功会上向她和护堤的女英雄们献了大红花。毫无疑问，这大红花象征了解放后农村新人、新事、新思想和新风尚的萌生、滋长、开花、结果，正如作品结尾所说的：“这样的大红花，在运河大平原上，到处开放。”整个短篇小说结构严密、紧凑，人物富有个性，栩栩如生，对话用的都是农民口语，生动活泼；场景描写富有地方特色，且与人物、事件的发展相一致，在农村青年中引起较大反响，应该说是基本成功的一个作品，但其间不乏稚气，有明显的斧凿之痕，同作家后期的艺术追求“返朴归真”和“自然成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在党团组织的精心培育下，在著名作家的亲切指导下，绍棠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经过艰苦的磨炼，于1952年写出了不少佳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他50年代的短篇小说代表作《青枝绿叶》、《摆渡口》和《大青骡子》，都创作于1952年。这一年，绍棠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评论家郑恩波说，“这是刘绍棠一生的文学事业一锤定音的一年”，“得到普遍承认的一年”。这是符合实际的。《青枝绿叶》发表后，立即被老一辈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叶圣陶所看中，编入了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而当时的作者刘绍棠还只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摆渡口》，作家自称最能表现他少年时代的创作特色；《大青骡子》与前两个作品一样，以清新的格调表现新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貌，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歌唱集体主义的精神力量。“在朝霞燃烧的时候，作者像一只布谷鸟在歌唱”，这是一位评论家对他早期作品的一种形象的概括。确实，在他的田园牧歌里，喷发着泥土的芳香，表现着对欣欣向荣的农村生活的热烈憧憬和向往。

这里我们就谈谈作者1952年创作的三个短篇《青枝绿叶》、《摆渡口》和《大青骡子》。作品先后写成于该年的7月、8月和10月，真切动人地反映了蓬蓬勃勃的互助合作运动在农村的兴起和发展。这一年，我们的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化三改”的总任务中，就包括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

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青枝绿叶》写的是1951年阴历六、七月间发生的事情。其时，一对先进青年春果和宝贵，不仅组织和领导了一个互助组，而且使这个互助组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对个体生产者起到了典型示范的作用；参加互助组的成员，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没有参加互助组的个体农民，因为看到了合作经济的优越性，也主动要求加入了。作品表现三对男女及其对互助合作生产的不同态度，在对比描写中说明合作经济的优越性，说明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深入人心，也说明我国农村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互助组长春果、副组长宝贵，都刚19岁，是脸对脸一起长大起来的。17岁那年春天，一块入了团；然后联络几家帮工搭套，辗转组织起互助组。二人先后成为候补党员，共同领导互助组的工作，彼此配合默契。作品引入布谷鸟的民间传说，暗示这一对青年男女之间，已经心心相印，双方都有了恋情；但双方的注意力却又都不在恋情，而在互助组和合作社上边——

宝贵夜晚睡在河崖上，仰着脸，瞧着天空，拉长调子，学着布谷叫。春果刚要睡着，听见一声接一声的“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在静静的夜里，声音非常清响。她爬起炕，到河边找着宝贵：“睡吧！别叫啦。”宝贵说：“叫几声怕什么！多好听。”春果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问他：“你心里想什么?”宝贵背过脸去，说：“想咱组哩；一个个心气这么旺盛，秋收一定超过爱国丰产计划。”春果说：“咱俩更要加油，按照区委的指示，往合作社的路上引。”……

宝贵一心向往着互助组、合作化的美好前景，春果也说：“互助组搞得满堂红，往上升到合作社，再到集体农庄……我想那时咱们也不过30上下。”宝贵试探着说：“再过10年，你早嫁出去！还能老留在家里作闺女。”春果脸红，一时无言以对，然后又劝宝贵别学布谷鸟叫“光棍好苦”，“叫得人心里不踏实；不到20岁，就担心起这些没影的事来，谁还会眼瞧着你打光棍。”这一对青年男女，相互间都有了感情，只不过彼此都把精力放在互助组的工作上，既要抓组里的政治、技术学习，又要抓生产，开展“比武夺魁挑战”，既要解决互助成员的家庭困难，又要帮助个体户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引导大家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对爱情与婚姻的考虑也就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了，用春果的话说，他俩还年轻，还“不到20岁”，再过10年“也不过30上下”，现在大可不必“就担心起这些没影的事来”。春果比宝贵更成熟，两人中她是处于主导地位，她对宝贵说：“咱俩更要加油”，“互助组这个地基砸结实，才能盖上高楼大厦呀！”宝贵听后不仅心领神会，而且感到心悦诚服。50年代的先进青年，就是这样实心眼儿；在他们的政治热情中是丝毫不掺水分的。

永春夫妇一家已经参加了互助组。永春是组里的技术员，平日干活留一手，觉得多干不上算；永春嫂比永春更热心，生产积极性更高，怀孕5个月，拖着沉重的身子，还总要下地劳动，还向春果提出挑战。春果、宝贵和大多数组员一致作出决议，要她留在家里，她还一股劲地争强。——

“永春嫂，前晌不是跟你说啦，不许你再下地，留在家里干些零星活；你怎么不听话?”

“哟！我又不是千金之体，怎那么娇嫩！人家满囤嫂快生养啦，不是照旧下地治蚜虫！”

“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春果说，“满囤嫂从地里回来，哪回不是呲牙裂嘴！只是家里没人手，不硬强下地，地里就得乱营。单干户跟互助组，这点就瞧出不一样。”

宝贵说：“就是呗！咱们眼下正耪四遍，大家稍微加点油，就能把你替换下来，你就该安安生生地留在家里。身子骨儿是本钱，这工夫你跟它过不去，早晚它也跟你过不去。”

互助组与单干户相比，其优越性在这里得到充分显示，大家组织起来，团结互助地搞生产的火红劲儿，使永春感动不已。当晚，他躺在炕上暗暗地想：“春果跟宝贵他俩，照顾得真周到呀！咱平日干活没拿出十分劲，总觉得自己是技术员，多干不上算，真他娘的自私脑袋！都像我这种脑袋，这辈子也走不到社会主义。”他暗自作了自我批评，推醒永春嫂，表示要参加劳动比武，生产夺魁。第二天锄地，他和宝贵拉平；宝贵让了，状元红旗插在他的地里，永春嫂按不住高兴，给他炒了5个鸡蛋，激励他说：“有本事天天保住！”由此可见互助组的生产热情得到前所未有的调动，在劳动竞赛中又一次发挥了它的优势。

满囤夫妇是单干户。李满囤认为互助组“鸡多不下蛋”，并根据“亲娘总是疼亲儿”的老道理，想信单干户“自己耕种最牢靠”。他媳妇怀了身孕，快坐月子了；因为人手不足，天刚麻麻亮，他就吆喝媳妇起来，下地劳动。他迫使满囤嫂和他一起治蚜虫，满囤嫂累得站在地头，扶着扁担，大口喘气。又卖命了一阵子以后，终于挺不住了。两口子突然大吵大闹起来。——

满囤蹦跳着，骂他老婆：“懒骨头，我说瞧不见你，原来坐在垅里偷懒！”

满囤嫂坐在地上，嚷叫着：“谁偷懒呀！打鸡叫干到现在，歇会儿都不让，你是诚心把我折磨死。”

满囤还是直吆喝：“起来！”满囤嫂说：“我就不起！”满囤说：“不起也得起！”说着动手就扯，满囤嫂也打起千斤坠。

互助组歇头歇，春果和宝贵赶来劝架。李满囤说，棉花让蚜虫缠得打蔫，不紧着治就要完蛋，人到秋后只能喝西北风，所以他不能不急。满囤嫂诉苦：“人家永春嫂子多福气，刚5个月就不下地，我好苦呀！”满囤夫妇不参加互助组，要劳力缺劳力，要生产资料连个喷农药的喷壶都没有。满囤去向一个叫王富的单干户借，又碰了钉子回家。结果还是互助组的宝贵帮他治了蚜虫，使他家的棉花得到丰收。接着，满囤嫂生孩子，又得到互助组春果等人无微不至的帮忙；高粱地要整治，春果便派劳力同他们搞变工；孩子无人照看，又是互助组给他解决了入托问题。满囤嫂热泪盈眶地说：“还是互助组好哟！”互助组也果真越来越兴旺，大青骡子也买起来了，在五谷丰登的秋收时节，有人说“咱组是青枝绿叶”，而把春果、宝贵两位带头人比作“是两朵盛开的大红花”，满囤夫妇经过商量，也自觉自愿地加入了互助组。

作品用对比的方法描写了三对男女。宝贵与春果作为互助组的带头人，处于先进地位，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处处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永春和永春嫂在互助合作生产中也属于先进的行列，也是互助组的骨干和积极拥护者，一些小私有观念正在不断克服中；满囤和满囤嫂是比较后进，起先不相信互助组，怕吃亏，在单干中遇到许多个体力量无法克服的困难之后，逐步认识到互助组的优越性，才主动报名加入。特别是在永春嫂与满囤嫂怀孕、生孩子的问题上进行对比，前者处处得到集体的照顾，后者搞得手忙脚乱，仍然离不了互助组的帮助，由此可以证明：走不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这是我国农民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之后经济上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必由之路。如何认识这条必由之路，在每对男女农民身上各有不同的表现，这里也有对比。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的信中说：“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转引《马恩列斯论文艺》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春果和宝贵都是互助组的带头人，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但在对比中我们看到春果更加成熟和清醒，宝贵还有一些孩子气；永春夫妇都是互助组的骨干和拥护者，但在对比中我们看到永春嫂热情更高，她对永春是起着推动和激励作用的；满囤夫妇都爱劳动，都想致富，后来也都参加了互助组，但在对比中我们看到满囤嫂的私心少于满囤，包袱不像满囤背得那么重，因此在满囤的家庭中，是妻子比丈夫更早确认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也是妻子不断指出了丈夫作为小私有者总想占人便宜的狭隘自私心理，说他“没脸没皮，没羞没臊。”在三对男女人物的对比中，女方又总是处于领先的主导的地位，反映出新中国的农村妇女从社会的最底层解放出来，具有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作品通过多种形式对人物进行对比描写，使各个人物“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而表现出各自的个性特色。从中我们看到新人的成长同新事物的萌生、发展，又总是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作者所深入和熟悉的新农村的生活，给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土壤和根据。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和后进的人物及其形形色色的思想性格，在生活中本来就是有区别、有比较甚至相对立地存在着，只是艺术作品总要尽可能把它表现和“区别得更加鲜明些”罢了。这就要依靠作家敏锐地捕捉生活的能力和得心应手的艺术表现才华；离开了这种能力和才华，再丰富的生活也转化不了艺术。

《摆渡口》描写195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满脸孩子气的18岁青年俞青林，在一夜大雨之后河水暴涨的一个早晨，帮助邻村合作社运送农具的载重汽车摆了渡；傍晚汽车装满国家的粮食开回北京，两个二流子给摆渡时遇险跳水逃跑，搭车去北京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落入急流之中，俞青林同党支书关山赶到现场，推船靠岸，化险为夷。这是表现俞青林助人为乐的品德，表现他的勇敢和技能，说明新农村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正在发扬光大。但小说并不是单纯地写这一件事情，中间还写到互助组正在向生产合作社过渡，人们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同时还暗示了年轻人刚刚萌生的爱情，在俞青林纯真的心灵上同样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作品开头的伏笔点明，俞青林还没有对象，他娘已在关心他的婚事了。当支书关山向青林娘夸奖“青林子多鹰鹞”的时候，青林娘却眨着红眼圈，看了看说：“十八大小子，还是那么孩子气，白胡子盘三遭，也甭想找着媳妇。”关支书说：“青林地里顶上一条大汉子，学习更是拿着红旗，跑在头里；前程出息着哩，怎会耍光棍。”末尾照应前文写抢险之后，小姑娘觉得到达北京的时间太晚了，哥哥从朝鲜调回北京休养，前去看望，只怕人地生疏，一时间怕找不到他；而且经过落水之后，满身衣服都是湿漉漉的，这又如何是好?于是不免犯愁。

青林看去，她的裤子直滴水点。他鼓足勇气，不让脸发红，说：“住俺家吧！”

晚上，青林抱着杆枪，坐在堤上放哨。小姑娘换下湿衣裳，穿上青林娘新缝的老毛蓝裤褂；她拿着个蒲团上堤去，河风扫过来，把肥大的裤褂吹得鼓蓬蓬，身上“嗖”地一股凉气，她赶忙坐下。青林朝她笑了笑。

白茫茫的天河，静静地躺在湛蓝的天空中，两岸无数的星星在蹦跳着。

小姑娘一点不封建：“俺叫李春兰，今年17！春三月参加青年团，东榆林庄的。”

“跟俺爹娘嫂嫂过日子，俺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春兰眨眨眼，“你们村里，还没有吧！得慢慢来。”

青林不服气：“完秋看！俺组准改成生产合作社；这真是瓜熟落地，一点不是半生不熟。”

忽然，村里孩子们嚷嚷：“走哇！到葡萄架底下听哭的去。”春兰问：“怎么回事?”青林说：“今天是七月七，不是牛郎织女天河相会吗?”

这一段简短的文字、简短的对话，把场景、人物、思想、感情表现得神韵俱足，自然成趣。从中我们看到18岁的小伙子青林和17岁的小姑娘春兰对于生活充满了热爱，对于人际之间的美好情谊又是何等倾心，他们以互助组、合作社的成员为荣，政治上和生产上的进取心又表现得何等强烈。俞青林对人关心、热忱，然而又不无拘谨，李春兰天真烂熳，然而不乏思想，共同的特点是爱憎分明，追求上进，而且彼此都看重友谊，那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传说使他们动情，留下了余韵。从场景和对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彼此都关心着对方的生活和思想，同时也坦诚地说明了各自的向往，在单纯的问答中表明了彼此间的好感，所以第二天送别的时候，似乎很有一点难舍难分了。

第二天清早，春兰吃完烙饼摊鸡蛋，青林送她上汽车。汽车站上挤满人群，春兰对青林说：“回去吧！”青林脸上挺为难，站在道上不动。春兰红着脸说：“你跟大娘待人真亲热，完秋来看你们，住些日子。”

如果把《摆渡口》简单地看成是写俞青林帮人摆渡、抢险，表现他助人为乐的精神，那就失之片面了；《摆渡口》写的是俞青林与李春兰的邂逅相遇，歌颂人际之间美好的情谊，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纯真的爱情，包括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包括了对政治理想和农村经济发展前景所抱的信念，而发生这一切新生事物的背景，又都出现在农业生产互助组递进、上升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作品中散发的农村生活信息，不仅是浓，而且是新，是崭新的时代精神在农村生活中的反映！

《大青骡子》写的是1952年秋天发生的事情，作家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已经开始描写农业生产合作社了，描写社员桑贵老头爱社如家，爱护、照料社里的大青骡子胜过自己的身子骨；他照看着社里的大青骡子，下雨天脱下身上的大棉袄披在大青骡子的背上，自己却光着脊梁让雨淋。他的亲家婆和女儿到他家来借用社里的大青骡子去拉地里的豆子，桑老奶奶答应了亲家婆的要求，他就是不肯让牲口去挨淋，不肯让全社受到损失。于是，不得不同桑老奶奶和闺女珠子发生了矛盾冲突，桑老奶奶说他“六亲不认，”“连个人情也不懂，”珠子说他“黑眼白眼瞧不上单干户的闺女。”正是围绕着借不借大青骡子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公与私的斗争，说到底也说是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的斗争。由于集体经济的建立，集体主义思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但是小农经济的思想残余还是根深蒂固地纠缠着人们的头脑，如自私、狭隘、无原则地讲关系、讲情面而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等等。作品不是单纯叙述事件，而是通过叙事来表现当时农村生活中新旧两种思想感情的激烈冲突和斗争。桑贵老头讲原则，讲政策，不吝私情，坚决维护集体利益，这分明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最可贵的新思想。

当桑贵奶奶指责他“连个人情都不懂，”他吆喝着进行反击：“你才真正不懂人情！”他本来是个麻雷子脾气，此时此刻却装出个“政策通”的样子，给老伴解释：秋雨天，不能让牲口去挨淋；而且也没有经过社主任批准，社里要是没有个章程，不就成了一窝蜂?他说：“珠子她婆家，谁不知道是个尖头，跟咱借去大青骡子，就不套他家的黑牛亡子啦！牲口是咱全社20多家的，咱不能让全社受损失！”桑贵奶奶无可奈何，也只好对女儿说：“回去跟你婆婆说清楚，咱从心里愿意借骡子，就是拧不过社里的章程。”这显然是人情上的一种推托之辞，桑贵老头认为这种说法可能导致一些人对合作社产生误解，所以立即加以纠正：“你娘说的不对，不是生产合作社不借，只是赶上下雨的天气，不能让牲口受委屈！雨住天晴，只要你们张嘴，咱社里没有个不答应。”这本来是通情达理的一种回答，也是通情达理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女儿受婆家之命，前来亲爹那里借骡，借不到回去自然“有辱使命”，脸上无光。她又气又急，说她爹参加了生产合作社，就是“瞧不上单干户的闺女。”说到合作社与单干户的问题，触动了桑贵老头的心事，使他想到合作社的优越性带给他老两口子的切身利益，也使他想到女儿婆家的为人处世，只顾自家，不顾别人。他感慨万千，又能向谁倾诉?——

桑贵老头锁着眉头，说：“你嫁出去十几年，真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你爹妈都是60开外的老干柴了，不是照旧下地受累，你是帮过割把豆子，还是帮过砍棵高粱?”桑贵老头咳嗽两声，瞥瞥闺女，“要不是有生产合作社，俺老头子在技术组，你娘在托儿组，就凭这土埋半截的岁数，见天能吃上香油白面?”

闺女站起来，眼圈红红着，声音有些哆嗦：“我不是不能当家做主吗?……”说着，一摔帘子跑出去。

这是作品的点题之笔，桑贵老头感慨无穷、意味深长地说出来的话语，正是比较了集体生产与个体劳动两种不同体制的利弊，说明了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同时也揭示了广大农民坚决维护集体利益的经济根源和思想动力。桑贵老人的话，也正好回答了谁个真正懂得人情、谁个真正不懂人情的问题。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际关系，使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男女老少的生活都得到保障，桑贵老人怎么能不爱社如家，坚决维护合作社的利益呢?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中，他又怎能容忍小农经济带来的狭隘、自私观念，而不加以扬弃呢?又怎能容忍三亲六故的关系来损害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呢?

闺女说：“我不是不能当家做主吗?”这是来自反面的点题之笔。在一些个体农民家庭中，封建家长制作风还十分严重，闺女嫁入家门，只有生产、劳动和养育子女的义务，没有支配家庭的任何权利，更谈不到当家做主了。珠子嫁到婆家连照顾老爹老娘的自主权都没有，帮助割把豆子、砍棵高粱的愿望都不能实现，还谈什么“人情”不“人情”呢?其实珠子不解释，她的老爹也很明白其中的底细，桑贵老头说“你嫁出去十几年，真是一盆泼出去的水”，用意并不是指责自己的闺女，他说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说出这种现象只不过是用来对比、衬托说明他所切身感受到的合作社的优越性，也即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他为什么如此坚决、如此动情地维护集体利益的原因。桑贵老头也需要求得老伴和闺女的理解和同情，他这样做，并不是“连个人情都不懂”。但话说重了，说急了，毕竟引起闺女的伤心。

在哗哗的秋雨里，传来珠子呜呜的哭声。桑老奶奶站起来朝外就走，桑贵老头从炕上跳下来，拉住老伴的胳臂：“你家坐着吧！我去……”

“不……”桑贵老头已经跑出屋子里，他在雨里使劲摇摇头，说：“我去安慰安慰她，别让孩子太伤心……”

读这个作品，我的眼睛也常常被泪水浸透、模糊，而不得不停顿下来，尤其是读到从秋雨里传来珠子呜呜的哭声，她的老爹老娘追出去安慰她的情景，我感到闺女可真的伤心了，着急了，老爹老娘又何尝不伤心，不着急呢?但是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呢，迁就女儿的婆家而把社里的骡子拉出去淋雨吗?不，桑贵老头斩钉截铁地回绝了这种无原则的做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桑贵老头也就不成其为桑贵老头了。他跑出屋子，冲向秋雨，只是安慰安慰闺女，“别让孩子太伤心，”但是闺女又如何去向她的婆家作交代，桑贵老头、桑贵奶奶又如何去处理好同他们老亲家的关系，甚至他的老伴和闺女能否理解和同情他的做法?桑贵老头是重感情的，他并不是“六亲不认”的人，现在为了社里的大青骡子、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他不得不付出代价，尤其不得不付出感情上的代价。原则战胜私情之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等待他去处理；情感冲突达到高潮处，小说却进入了尾声，屋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秋雨，从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像是到了终结的时候，但却又像是没有终结，至少是给桑贵老头留下了许多矛盾和困难，有待于他去解决；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使人感到新事物、新思想要战胜旧的习惯势力，也即所谓移风易俗，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以上三个作品《青枝绿叶》、《摆渡口》和《大青骡子》，不但表现了崭新的时代精神，而且具有鲜明的京郊北运水乡农村生活色彩，喷发着泥土的芳香，成为我国50年代新农村的田园牧歌。作品塑造了可亲、可敬的农村新人形象，如春果、宝贵、青林、春兰和桑贵老头等，都是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既脚踏实地，又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作品的思想艺术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物的思想性格各不相同，不同的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又生发出不同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一切都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作者擅长于描写京东水乡的农村风物、生活习俗和乡土传说，使人物活动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情景相映，妙趣横生，从而形成为独特的意韵和意境，极富诗情画意。《青枝绿叶》开篇所写布谷鸟的传说和末尾所写“北斗星当头照着，闪着长长的白光”，《摆渡口》所写七月七“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传说和“葡萄架底下听哭”的习俗，作为一种比兴手法，都暗示着人物的心理，点明着作品的主题，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尤其是贯穿在各个作品中的环境描写和场面描写，或显现悲欢的气氛，或哄托人物的心理，或推动情节的发展，或隐喻作者的思想，侧重不同，各有妙用，但共同的特点是创造层出不穷的艺术境界，丰富作品的内容，熔人物、事件、场景于一炉，描绘出北运河农村的风俗画面，汇合成京东水乡的田园生活交响乐曲。如《青枝绿叶》描写夏天农村下雨，别有一番情景：

傍晌，漫天黑云下来了，小风清凉地吹着，庄稼叶子唰拉唰啦地响，满囤赶忙往回走，嘴里打着口哨。村里，小孩们蹦跳着，唱：“大下小下，下到今儿个明儿个，淅沥沥，哗啦啦，扁豆角，架黄瓜……”满囤说：“下吧！六月连阴吃饱饭，一滴雨点一粒粮食。”……大雨瓢泼似的，后傍晌到天黑，还是不止。

《摆渡口》叙述俞青林送李春兰上了汽车，喜兴兴地回家，有这样一段景物描写：

清清的河水，哗啦啦地向南流着。摆渡口的大船，载着人马车辆，船夫大声吆喝着：“咳哟！……”

这显然是点题之笔。摆渡口经过大雨涨水和抢险的插曲之后，一切恢复正常，而帮助摆渡、抢险的俞青林还认识了一个天真热情的女孩子。这里的泥土吐着芳香，村歌也正唱得嘹亮，新农村的新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笔者要说的是，这泥土的香味和田园的牧歌，又正好说明了刘绍棠乡土小说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此时，神童作家刘绍棠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创作风格。

《大青骡子》描写秋雨及其到来之前的情景，不仅增添了农村生活气息，而且同整个故事情节的开展，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一群家雀，躲在院墙外榆树上的窝里，亮晶晶的圆眼睛，滴溜溜地望着天空；天空像一张绷得紧紧的黑帐棚，有几点雨星儿散落着。

从天边的黑云层里，钻出一只山喜鹊，像夜晚的一道流星，斜投在这棵老榆树上，吓得麻雀叽叽喳喳一阵乱噪噪。

桑老奶奶站在榆树下，咕咕地叫鸡。十几只鸡在场里找烂高粱粒吃，桑老奶奶叫干嗓子，照旧不挪动。她生气了，拣起一根榆树枝子，便追赶起来，鸡子在秋天吃得肥囊囊的，摇摇摆摆跑不俐落，秋雨声在背后响起来。

秋雨下起来了。桑老奶奶把鸡赶进棚子，回到北屋，盘腿在炕上，张着嘴喘气。

房檐稀里哗啦地流着水，在壁影旁边拧个漩子，潺潺地从阴沟流到院墙外，影壁后头开着小白花的洋槐，被秋雨浇得弯着腰。

忽然，亲家婆在秋雨里头顶锅盖，一拐一拐地跑来借用社里的大青骡子了；然后，闺女珠子又在秋雨里头顶破斗笠，身围旧麻袋，赶来催送骡子；而桑贵老头脱下棉袄披盖骡背，自己光着脊梁挨淋，也正是在这秋雨之中。闺女婆家急于借骡是因为秋雨下来，豆子还在地里；桑贵老头不借骡子，也因为赶上秋雨，怕淋坏牲口，使社里受到损失。最后，闺女顶着秋雨跑出屋去，桑贵老人既不能迁就借骡，又不能让孩子“太伤心”，只好追出去安慰她。怎么个安慰法，怎么处理好亲家之间的关系呢?作品没有交代，也不必要交代；却用这样一段景物描写作了结尾：

秋雨渐渐小了，淅淅沥沥地落着。影壁后头的洋槐，滴滴青地抬起头，在微微的秋风里，抖落叶子上亮晶晶的水珠。

这个结尾，像“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般，留给我们许多余韵，使我们思考再三，感到意味无穷。作家写景，取材于生活，而来自生活的情感形象又总是发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