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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绍棠小说选》序中，孙黎同志写道：“中国的现实主义，首先是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同时，它也结合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和世界文学的历史。毫无疑义，18、19世纪的西欧文学和俄国文学，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日本和美国的文学，对我国的现实主义，也起了丰富和借鉴的作用。”

从现代、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看去，外国小说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唐先生曾谈起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中，“有个显眼的现象：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崇一个以及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　　(唐：《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

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月刊上的《狂人日记》，被称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作者鲁迅回忆说：“那时住在会馆里，想翻译，没有底本，想写论文，没有参考书；于是就写小说，这便是《狂人日记》。”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主要借鉴的便是外国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茅盾先生写小说也大抵如此：“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

外国小说，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小说的风格也有过重要影响。

唐先生曾指出过：从鲁迅身上可以看到果戈里、契诃夫，从茅盾身上可以看到左拉和托尔斯泰，从郭沫若身上可以看到歌德，惠特曼，从冰心身上可以看到泰戈尔，从巴金身上可以看到屠格涅夫，从老舍身上可以看到狄更斯和康拉德。

总之，外国小说的艺术风格，逐渐融入了中国小说之中。

那么，从刘绍棠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刘绍棠是十分注意从外国文学汲取养份滋养自己的作家。

尽管刘绍棠的小说极重民族气派，但刘绍棠本人“读外国小说比读中国小说多”，却是一个事实。50年代，他“啃过俄罗斯、苏联小说，其次是法国小说，后来扩大到英、美、德、意、印度、日本、东欧、南美各国小说”

他自己幽默地称：“我不是‘义和团大师兄’”，不是“文学上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他主张：“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印度、日本……)，南方的(拉美各国)，还是北方的(苏联)，只要对中国有用，都应该引进。”　　(刘绍棠《洋为我用》)

在广博的外国文学的阅读中，刘绍棠情有所锺的是哪些作家呢?他说：“我最热爱的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托尔斯泰，法国的梅里美和巴尔扎克，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外国现代作家中，我最佩服的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　　(刘绍棠《洋为我用》)

刘绍棠是主张“洋为我用”的。

他幽默地说：“吃羊肉能长人肉，割一块羊肉贴在身上却不算长肉。”这里，“羊”与“洋”是谐音双关的。刘绍棠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是吃了不少“羊(洋)肉”的，这些“羊(洋)肉”，也确实被消化吸收后长成了“人肉”，长在刘绍棠的小说里。

这一譬喻是如此贴切，如此深入浅出。但它也十分恰当地反映出：当人们从“人肉”翻回头去，溯源而求，哪些“人肉”是吃稻米变的，哪些是“吃羊肉”变的，就很难了。这是因为：不唯人肉与羊肉之间，已经经历了一种质的变化，而且，人肉的生成，其原因是综合的，且生长融合一体，很难指出，哪一层抑或哪一块，是吃羊肉变的。

不过，说回头来，吃羊肉的，同吃稻米的比，总体素质还是可以看出不同来的。

刘绍棠的小说，从总体上说，有明显的同化了“羊肉”后的风味。

刘绍棠的小说观，应该说是借鉴了西方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他主张：小说不仅仅是说故事而己，小说应该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画卷。

刘绍棠在《洋为中用》中说：“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风貌……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我的名字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便不虚此生。”

受了古代“说话人”的影响，中国的旧小说，是以说故事为主要传统的，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都属于这种情况。小说应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画卷，这一提法，应该说，不少人是在向西方现实主义小说中学习得来的，包括鲁迅先生，也是这样。

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把自己的作品称为“社会的画图”，称为“壁画”，巴尔扎克把自己的小说总集《人间喜剧》中的众多人物分别安放在“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乡间生活”等场景里。巴尔扎克说：“在这六部分里，罗列着构成这个社会的通史的全部‘风俗研究’。”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巴尔扎克的“罗列着构成这个社会的通史的全部‘风俗研究’”的小说反映观，典型地代表了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

如果让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写《三国演义》、《水浒》，那就非写成《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巨著来不可。其间大量地写入社会各个阶级、层面的人物，市井的风俗，典章礼制，重大事件及其历史沿革，从宫廷写到军队，从市井写到村庄，从皇帝写到衙役，从世故写到人情，从江河写到高山，从星辰写到海洋，写出一部包罗当时社会生活及自然万象的史诗作品来。

中国小说的传统特点，同西方小说相比较，正如中国画同西方的油画一样。中国画，并不重视背景的刻画，而西画则极重视背景环境的刻画。这种绘画观搬到戏剧舞台上，正如京剧与歌剧一样：京剧并不重视背景环境的布置，只需用一个虚拟的推门动作，就代表了门，高抬一下脚，就代表门槛，而歌剧则极重背景布置，极重写实背景，刻意于酷肖。

刘绍棠的小说，引进了西方油画的特点，讲求背景环境，他的小说中的故事，是以“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作为背景的，一如巴尔扎克式的“风俗研究”画卷。

刘绍棠的“风俗研究”画卷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呢?

首先，刘绍棠的小说展开在一幅运河近代历史的画卷上。

义和团运动、北伐战争、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火并、京东农民大暴动、察绥抗日同盟军、冀东的殷汝耕伪政权等等，举凡与运河近代历史有关的重大事件，刘绍棠的小说几乎无一遗漏。

刘绍棠展开在小说中的历史画卷，与地方志、历史教科书不同，它运用文学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历史面貌，笔触细致入微，深入历史的精髓。

如小说《渔火》中，刘绍棠笔下的“冀东自治”内幕：

“六哥，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你早有耳闻吧?”殷汝耕问

“冀东二十二县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你也知道吧?”殷汝耕眯着眼睛问道。

“非武装中立区的政治地位，你考虑过吗?”殷汝耕瞟着姚六合问道。

姚六合不假思索地说：“主权仍然属于中国……”殷汝耕打断他的话，笑道：“这就是你耳目闭塞，不知事态正在起变化了。”

殷汝耕欠起屁股，嘴对着姚六合的耳朵说：“日本内阁向国民政府发出照会：‘非武装者，不设防也；中立区者，不隶属于任何一方也。’”

姚六合跳了起来，嚷道：“这岂不是要把冀东二十二县从中国肢解出去吗?”

殷汝耕眨了眨眼，接着说下去：“因此，冀东二十二县已经是国中之国，中日双方都同意建立一个防共自治政府。”

殷汝耕羞羞答答，忸怩作态，却又掩饰不住小人得志的嘴脸，说：“日本华北驻屯军推举，蒋委员长秘密手谕，都要我担任防共自治政府的行政长官。”

小说《渔火》，是以阮碧村与春柳嫂的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为主线的，“冀东自治”是小说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即有如油画中的背景烘托一样。

这一段文字，鞭辟入里地揭穿了“冀东自治”的黑幕，小说选用的揭示历史真貌的角度，是历史学家和历史文献无法做得到的。

因此，恩格斯曾称赞巴尔扎克：“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的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刘绍棠的小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现实主义历史画卷。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也有着上述恩格斯说的“还要多”的问题。他是深入浅出的用生动的文学形象去阐述历史，给人以深深的启迪。

刘绍棠的小说中，关于地理风物的考证文字，足以令历史学家叹服，这作为小说背景上灿烂的笔触，使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如，小说《渔火》中关于通惠河的考证：

元朝时候，北京叫大都，通州叫潞县，两地并没有水路相通。每天成千上百只高桅白帆大船，从东南各省为京城运来上等的粮米、布疋和日用百货，到达通州，也就到了终点，分别停泊在两大码头：一处是城南12里的张家湾；一处是城北5里的黄船埠。然后，将船上的货物卸到岸上，再装上马车骡驮，走40里驿路，转运到京城，很不便利。元世祖至元年间，从昌平境南白浮村的神山泉引水，先东入京城的积水潭，再入宫墙太液池，过御河桥，出城向东流去，在通州东关，投入北运河的怀抱，这便是元世祖赐名的通惠河。从此，一队队官船客舫，便沿通惠河而上，直达京城，云集积水潭四岸。当时积水潭方圆数里，碧波万亩，所以又名海子，是西山诸泉流入京都的汇合处。

后来，积水潭渐渐干涸，通惠河源枯水浅，也就走不了大船。民国以后，通惠河的河道淤塞，两岸和浅滩丛生着茂密的芦苇蒲柳，栖居着鸣禽水鸟，河床更加狭窄，水面布满青萍绿藻，连走小船也不能一路畅通无阻了。

就在这篇《渔火》中，还穿插了关于“八里桥”的考证及民间传说，从元、明、清一直说到民国，还提到“1860年9月英法联军和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八里桥都曾是最后一仗的战场”，

仍以《渔火》为例，小说中还穿插了通州城和燃灯塔的人文掌故：

通州因为是京畿首辅，代管京东八县，又设立了漕运总督衙门，更是北京咽喉要地，所以城池的格局，相当于省会，高大坚固，气象森严，好似铜墙铁壁。

……(燃灯佛舍利塔)在文庙西侧的佑胜教寺内，创自唐朝贞观七年，也就是唐太宗时代。燃灯和尚是隋朝的名僧，死后葬埋此地。塔有13层，高有十几丈，层层挂满大大小小镀金的铃铎；天晴气清，一柱擎天，塔影垂映在通惠河上，风吹铎铃叮叮咚咚，在蓝天白云间响成一支悠扬悦耳的梵曲。塔顶上直钉着一支铁矢，世传为金代杨彦升射中于上，虽经数百年风风雨雨，铁矢依然屹立不动；更有几株翠绿的瓦松，挺拔于古老的宝塔之巅。民国以后，佑胜教寺断了香火，庙门朱漆剥落，寺内的庙宇也已经坍塌残破，宝塔全身长满了青苔。

外国小说，强调小说的认识作用，流行考证风，为刘绍棠盛赞的法国小说家梅里美，就在《卡门》(一译“嘉尔曼”)的故事情节之外，即第四章，专门作了波希米人的历史考证，以此作为《卡门》结尾后的余兴。这种完全游离在情节叙述之外的几千字的考证，在西方是一种流行风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也有这种大段文字的考证，比如论述拿破仑的战略错误。这些考证文字使读者眼界大开，广增见闻，能使读者在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的高度上，来认识问题。

但是，这些考证都是作者直接插进情节叙述中的，很多地方都是游离情节之外的，有点像“第三者插足”。刘绍棠的考证叙述，没有“第三者插足”味道，他的考证自然地融入情节发展之中，同时，也成为人物情节的背景环境。刘绍棠讲究民族化。中国的读者，特别是农民读者，重故事情节，尚不习惯游离情节之外的“第三者插足”，所以，刘绍棠也就：“洋为我用”，既吸收了西方小说这一长处，又融合了中国的阅读欣赏习尚，创出了一种中国风味。这也是“吃羊肉，长人肉”之举吧。

刘绍棠的小说还是一幅风俗的画卷，在画卷上，他缀上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及民俗。小说读起来，自有一种人文之美。梅里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十分注意这种素材。

如牛郎织女的传说：

七月七半夜三更的时候，要有一大群喜鹊在银河上搭桥，牛郎挑着一副挑筐，前边装着儿子，后边装着女儿，来到鹊桥上，跟分别了一年的织女见面，两人抱头大哭。小孩子眼睛亮，耳朵尖，站在葡萄架下，能看见银河鹊桥上的人影，听得见天上传来的哭声。　　(《蒲柳人家》)

再如“乞巧”风俗：

在七夕之夜，年已及笄的姑娘，半夜时分悄悄找个僻静角落，给垂挂中天的月牙儿焚香叩拜，然后掏出一根银针，一条红线，在月色朦胧中穿引；如果一穿而中，今年必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儿，结成美满良缘。　　(《蒲柳人家》)

刘绍棠的笔触也是有褒有贬的，他也揭示了民间的恶俗，如“鬼婚”：

没有婚配的少年男女，死后不能入祖坟，乱葬在河边、堤坡、沙冈上；凄风苦雨，乱草蓬蒿，九泉之下便成了孤魂怨鬼。于是72行之外，又多出一门说鬼婚的行当。

这一行人，得占三个不字儿：四肢不全，五官不正，六亲不认。

说鬼婚的人，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天打听东村西店，南庄北屯，谁家死了尚未婚配的少年男女，还要把他们的生辰年月记在心上，就像存档立案。然后排班列队，乱点鸳鸯谱，奔走两家，进行撮合。说鬼婚的人走夜路，办喜事也在月黑夜。一乘花红小轿，抬着两只装殓少年男女骨殖的匣子，只有如泣如诉的笙、管、笛、箫伴奏；田老调高挑一盏灯笼，跑在前面，引入祖坟，点燃两挂鞭炮，刨土挖坑，地下联姻。说鬼婚的鞋底钱，比一般媒人高十倍。　　(《烟村四五家》)

刘绍棠的风俗描绘完全融入情节发展轨迹，成为人物性格刻画的重要依凭，如牛郎织女的传说及乞巧风俗，正写出了望日莲姑娘纯真的爱情，而鬼婚，则正好揭露了田老调这样的二混子的丑恶嘴脸。

社会与生活环境的描写，也是刘绍棠小说背景画卷上的精彩部分。

西方现实主义作家都十分重视生活环境的描绘，像巴尔扎克、果戈里、托尔斯泰都十分重视通过社会与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原则，这一原则曾被恩格斯总结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刘绍棠小说中典型环境的描写十分精彩。如《柳伞》中的片断：

1958年，上边号召每个县要办起一所大学，河北省的徐水县闻风而动，一马当先，成立了徐水大学。当时徐水大学的声势，真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黯然失色。运河滩上有几位敢想、敢说、敢干的人物，十二分不服气，连夜开了个会，天刚亮就宣告社立金桥大学正式成立。那时候，村村队队的大墙上，都书写着十年超过老英国的标语；金桥大学更另有发明，院墙写下一行斗大的字：9年超过老剑桥。剑桥是英国的名牌高等学府，但是小小运河滩上的社办大学却要在不久的将来高出它一头；相形之下，徐水大学只敢跟北京和清华比个高低，未免小家子气了。

这一段社会环境描写，可以说是具概括那个头脑发热的时代的笔力。在这一背景上，人物性格的发展才真正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物的命运。

刘绍棠笔下的社会生活环境描绘，文字数量都不少，像小说《鱼菱风景》整个第一章都是社会与生活环境描绘。作家光是“十间大房”的描绘就用了近一千字，这种体例在中国旧小说中绝对找不到，倒是让人联想起果戈里或者托尔斯泰那种笔触来。

刘绍棠的小说，也借鉴了外国小说那种游离情节之外的哲理性的论述与分析。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常常这样做。巴尔扎克曾把《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类，由此可见外国现实主义作家重视哲理论述之一斑。

刘绍棠也偶有为之的时候，如《黄花闺女池塘》开头部分：

京剧舞台上，坤伶扮女人，反倒演不过男旦。男旦以假乱真，竟比本身就是女人的坤伶更能表现女性特色。

男人本是雄性，即便是个细皮嫩肉的小白脸儿，各方面跟真正的女性差异也很大。然而，他在舞台上演女人，首先要像女人，要经得住台下男观众和女观众从不同角度的观察，挑剔和认可。因而，光是形似一个或某几个女人是不够的，还必须集众家之长于一身。这就需要用心观摩和用功模仿最富有女性特征的形态与神态，在丰采和魅力上比女人更女人，遂使真正的女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文坛上，也有类似现象：当今以京味小说鸣世的几位作家，都不是北京人。而我这个伏地娃娃竟成了“老外”，正宗本工反倒像个唱票的。

这些哲理论述与后文情节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这种游离情节外的作者插话，智慧睿敏，大有裨于身心，让人耳目聪明，别有一种阅读的趣味。

自然的描绘，在刘绍棠的小说中，更是洋溢着一种泥土的芳香。刘绍棠说：“野人怀土，小草峦山”，“我和河北大地，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母子连心的感情。”作者这种精神，被移情于自然景观，使他笔下的运河景貌、风物，都折射着作者深沉的爱，感染着读者。本来，中国旧小说，诸如《水浒》、《三国》，景物描写并不多，传统式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也鲜有景物描绘，而刘绍棠的乡土小说，则常在景中，常在画中，常在诗中，时时扑来一阵阵荇水荷风，他的景物描绘色、香、味、声俱佳。

如《蒲柳人家》中运河景致：

夏日的傍晚，运河上的风景像一幅瑰丽的油画。残阳如血，晚霞似火，给田野、村庄、树林、河流、青纱帐镀上了柔和的金色，荷锄而归的农民，打着鞭花的牧童，归来返去的行人，奔走于途，匆匆赶路。村中炊烟袅袅，河上飘荡着薄雾似的水气。鸟入林，鸡上窝，牛羊进圈。骡马回棚，蝈蝈在豆丛下和南瓜花上叫起来。月上柳梢头了。

除了写运河的景致之美，刘绍棠还以诗的语言讴歌运河的风物之美。

如《瓜棚柳巷》中写香瓜：

他的香瓜匀溜个儿，滴溜儿圆，白的玉白，黄的金黄，摘下来带两片绿叶，更显得好看。从河边挑来两筲水，蹲在绿柳浓荫下，香瓜浸入水筲里，一个时辰捞上来，撕一片苇劈儿，轻轻划上一道，瓜分两半，甜脆爽口，蜜汁元汤，喝下去沁人心脾。他的面瓜，皮薄、肉厚、大肚囊儿，掰开来白籽红瓤，一篓蜜……吃过柳梢青的香瓜面瓜的人，没个够；人行千里，心也拴在他的瓜秧上。

景致之美、风物之美中，折射着作者的情致之美，折射着作者对乡土的热爱之忱，也讴颂着故乡的富饶、美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同时，景致之美、风物之美也融进故事情节的环节之中，成为人物性格及情节发展的依据。

让我们作一个小结：刘绍棠“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风貌”，“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的创作思想，引导作家自己自觉站在历史高度，面向时代，面向生活，大大提高了小说作家的立足点，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也提高了小说教育、认识、审美诸方面的价值。

刘绍棠无疑借鉴了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模式，用多部小说完成着“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风貌”的夙望，在文坛上“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他是大运河的荷马，是土著的巴尔扎克、肖洛霍夫，他的名字将和大运河连在一起，就像大偃河母亲同艾青连在一起一样，都有一种血肉难割的情缘。

“只要是对中国有用，都应该引进”，这就是刘绍棠说的“洋为我用”观。

刘绍棠“读外国小说比读中国小说多”，可见其对外国小说的重视。外国作家的经验，影响刘绍棠不外两种形式：一是有意的引进、借鉴，二是无意中的默化潜移。中国对外国小说写法的借鉴之风，兴起自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之中。其后，一直至今，中国小说出现着一种同西方写法的融合现象。鲁迅的小说，就是融合了东西方小说优秀传统的产物。刘绍棠的小说也在这样一种文学的大气候中发展着。在这种融合中，当代的作家们，有的直接借鉴于西方小说，汲取养分，滋养自己；有的则在我们本国的作家创作中，受到启发和影响。例如，在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潮流中，有不少人，倒不是得益于沃尔芙或威廉·福克纳，而是得益于王蒙。得益于《风筝飘带》、《蝴蝶》、《海的梦》。刘绍棠在借鉴鲁迅先生的创作经验时，就有类似情形。

刘绍棠的小说观中，富于一种文化意识：小说不但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也是文化本身的凝聚体。小说不但是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相应的社会文化心理、历史文化心理、民族文化心理的载体。这正是他的“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的内涵。

当然，这样做，也就赋予了小说作家深刻认识并表现时代的历史使命，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体现。这种小说观中的文化意识，或借鉴于或默化潜移于外国小说，或者得益于法国、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难能可贵的是：刘绍棠并没有把自己搞得洋味十足，他虽然吃了不少“羊肉”，但却把它们同化为“人肉”，看上去绝没有异类之感，保持了浓郁的民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