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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倡导北京的乡土文学，不仅有他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而且也有他的理论建树。1980年11月，他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时机已经成熟了。”“有必要响亮地提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主张。”他自己正是在1980年发表了“乡土文学”的发轫之作，也是成功的上乘之作《蒲柳人家》，同年创作的《渔火》又有新的开拓。1981年发表《瓜棚柳巷》、《花街》、《草莽》、《鹊桥儿》、《蒲剑》、《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中篇作品，成为乡土文学的成功的实践家。

几年之后，北京的乡土文学创作队伍逐渐形成，不断壮大，才有了雄厚的实力和整齐的阵容。如50年代进入文学创作行列的林斤澜、浩然和绍棠本人，林斤澜“写出不少味道纯正的京西山里红风味的小说”，浩然“主要写京东山村，反映农村的重大变化”，刘绍棠“主要写京东水乡，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又如60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而于新时期到来之后显露头角的刘锦云、赵金九、陈昌本、刘颖南、刘国春和王文平，既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有丰厚的农村生活积累，“给北京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带来了强健的活力，使北京农村题材小说大为生色”。刘绍棠满怀欣喜地赞美“刘锦云的小说深情而有文采；赵金九的小说淳朴而厚实；陈昌本的小说朴实中见思想性；刘颖南的小说通俗、豪爽、诙谐；刘国春的小说悠闲幽默而耐人寻味；王文平的小说细腻雅致”。盛赞“他们的作品，热爱农民的感情充溢字里行间；他们熟悉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情趣，小说的情节和细节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他们熟练地运用农民的语言，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过去，北京文坛写农村题材小说的人很少，致使作家刘绍棠产生孤独落寞之感；新时期北京的乡土文学作家接踵而来，使绍棠大为鼓舞，不但感到人多势众，而且被后起者所推动，更加意气风发、充满信心地致力于北京乡土文学的建设。还有一批来自京郊农村的乡土文学作者，大多数人生在京郊农村，长在京郊农村，又工作在京郊农村，因而十分熟悉京郊农民群众的生活、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刘绍棠热情洋溢地为他们编集作品，并写序文，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他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北京的乡土文学创作应该而且能够开创新局面，走向全国，扩大影响，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做出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促成了我国80年代前期文艺创作的繁荣，创作家风格纷呈、流派林立就是这种繁荣的一个标志。如以孙犁为杰出代表的荷花淀派，后继者不乏其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中又有山西作家群的崛起；在湖南有古华、叶蔚林创作的“湘味文学”，在老辈语言大师沈从文、周立波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流派和风格；在江南城镇则有以陆文夫为代表的对江南街巷世态风情的传神描写，被称之为“小巷文学”。祖国的大西北有西部文学，描写那里的山川风貌，表现其独特的历史情景。文学的地域文化特点表现得异常鲜明，使我国新文学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更加个性化，也更加生动活泼起来。刘绍棠就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提倡建立“乡土文学”，并以他的彩笔写出了“北京的乡土小说”力作，为新时期文学风格和流派的形成、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刘绍棠及其所倡导的“北京的乡土文学”，在整个新时期涌现的众多的地域文学流派之林中，也是旗帜独树的。以《蒲柳人家》为标志，刘绍棠从1980年开始，全心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作，他总结自己的创作原则，归纳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接着，为了具体体现民族风格，他又提出要“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和“通过具有个性的语言刻划人物的个性，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对动态中的精确的细节描写，描写人物的生动形象”。然后，根据他的创作内容和北京郊区的乡土题材的特点，又给自己的创作提出了“城乡结合，今昔交叉，自然成趣，雅俗共赏”的要求。他所创作的作品，程度不同地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或实现了他的要求。他自己认为，《蒲柳人家》是他写家乡历史生活的代表作，《小荷才露尖尖角》则是他写家乡现实生活的代表作。这两个作品确实是从艺术上较全面地体现了作家本人的创作主张和要求，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

《蒲柳人家》写京东运河水乡的自然风景历历如绘，读来有如亲临其境：村口一片河滩，“方圆七八里，一条条河汊纵纵横交错，一片片水洼星罗棋布，一道道沙冈连绵起伏。河汊里流水潺潺，河汊两岸生长着浓荫蔽日的大树，枝枝桠桠搭满大大小小的鸟窝。水洼里丛生着芦苇、野麻和蒲草，三三五五的红翅膀蜻蜓，在苇尖、麻叶和草片上歇脚；而隐藏深处的红脖水鸡儿，只有蝴蝶大小，啼唱得宛转迷人……”走进村里，每一户“蒲柳人家”都充满了蓬勃生机：“四面是柳枝篱笆，篱笆上爬满了豆角秧，豆角秧里还夹杂着喇叭花藤萝，像密封的四堵墙。墙里是一棵又一棵的杏树、桃树、山楂树、花红果子树，墙外是杨、柳、榆、槐、桑、枣、杜梨树，就好像给这四堵墙镶上两道铁框，打上两道紧箍。”庄稼人“连巴掌大的地块也不空着，院子里还搭了几铺黄瓜架；而且不但占地，还要占天，累累连连的南瓜秧爬上了三间泥棚茅舍的屋顶，石子大的南瓜，横七竖八地躺在屋顶上，再长个儿，就该把屋顶压塌了。”

善良的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美好的生活环境；美好的环境又熏陶了自己的人民，使他们更加向往美好的生活。备受欺凌和折磨而愈加追求美好生活的望日莲，就是作品中一个十分可爱也十分可怜的代表人物。在作家的笔下，无疑是把她作为美好生活的向往者和美好理想的象征体来看待的。作家放开笔墨，酣畅淋漓地描写北运河一带的风土人情，从中表现了30年代的斗争风云：一方面是汉奸走狗、豪绅恶霸和流氓地痞扼杀美的事物，破坏抗日救国运动，一方面是人民抗日力量对于美好事物的拯救与张扬，对于各种恶势力的惩罚与打击，写出京津之间的通州地区的人物特有的性格：男有侠肝义胆，女有刚骨柔肠。如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摆渡船的柳灌斗、钉掌铺的吉老秤和老木匠郑端午，都各有自己传奇式的英雄故事，最后又通力合作，传奇式地玉成了周檎、望日莲的美满姻缘，传奇式地惩处了汉奸麻雷子，也打击了流氓杜四夫妇的气焰。寓时代的斗争风云于风土人情的淋漓刻画之中，寓文学的教育功能于审美欣赏之中，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和提高。

《小荷才露尖尖角》写同样一片乡土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时间已经进入80年代，整个风土人情则已发生了新的变化。作品正面写的是俞文芊和花碧莲、安天宝和杜秋葵等人的爱情故事，表现的却是新时期到来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社会新风尚、人际之间的新关系。风土人情有沿有革地向前发展着，美好的传统发扬光大了，鄙陋的习俗受到了荡涤，京东运河水乡的土地洒满了阳光，那里的人民更加欣欣向荣。作家自述：“新生活给我提供了丰富多采的创作素材，我刚开始动笔。”又说：“我虽然前前后后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生活了30多年，每一家，每个人，都十分熟悉；但是，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我不身临其境，亲历目睹，便感心虚。因此，年年桃红柳绿的暮春时节，我便像八九雁来，回到家乡长住，和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朝夕相处。当我感到有了几分把握以后，便开始了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创作。”在创作中，“力求生动活泼地写出农民在新生活中的精神面貌”，“力求把握时代感，加强与读者(首先是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在思想、感情和艺术欣赏上的交流，使用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美的农民口语。”(刘绍棠《我为乡土文学抛砖引玉》)

为创作北京京郊风俗画图而作出卓越贡献的乡土小说作者，首推绍棠和浩然两家。如果说绍棠的突出贡献是通过《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草莽》等作品，完成了三四十年代京东运河水乡的风俗画卷，又通过《小荷才露尖尖角》、《鱼菱风景》、《绿杨堤》和《烟村四五家》等作品，真挚地表现了同一片乡土上发生和展开的当前现实生活图景，而被评论家称誉为“以崭新的乡土文学作品”，“开辟了一个新战场”；那么，浩然的突出贡献则是：通过他的《艳阳天》、《老人和树》、《赵百万的人生片断》和《苍生》等作品，描绘了新时代京郊农村富有立体感的社会风情画图。在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浩然一直没有离开过京郊农村，没有离开过给他以写作灵感的父老乡亲。

早在1983年11月，刘绍棠在为《乡土》小说集作序的时候，就曾说过，北京乡土小说创作的数量和质量，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且形成了专家作家牵头、业余作家为主的创作队伍，阵容整齐，实力雄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深扎根于农村大地，和农民结合得十分亲密，是这支创作队伍的共性。各有各的生活基地，各有各的地方风味，是这支创作队伍的特色。北京的乡土文学作家，已不满足于状物的逼真，不满足于对景物、风情、民俗的表象描摹，而是通过京郊农村发生的事件，通过特定的环境、人物、心理、语言，表现京郊人民生活的特有韵味，把握人物的心理素质，追求富有神韵的艺术境界，于特殊而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之中揭示着我国人民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创作的势态正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