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阿Q确有其人
日前读到一篇《周作人买过阿Q的赃物》，作者说，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阿Q确有其人，姓谢名阿桂。他有一个胞兄，叫阿有，专给人家舂米，勤苦度日，大家都很欢喜他，主妇们多尊称之为“有老官”，以示客气。阿桂名义上也是打杂的短工，却老是闹穷，常要偷点小东西，云云。又说根据民国四年十一月周作人的日记，周作人还买过阿Q偷来的古砖，共两块，价格是银洋一元。民国八年，周作人迁居北平，即将那块永和十年砖托俞平伯转赠另一友人；在《苦口甘口》杂文集中，周作人也说曾将“元康九年”古砖一块（砚瓦形）赠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武者后来回报他一幅富冈铁斋的画），不知这块古砖是否阿Q的赃物之一，倒很难查考了。周作人在谈及谢阿桂时，下结论说：“总之阿桂曾卖给我这麽几块砖头，我对他是不无好感的。”
自鲁迅南下以后，周作人在文字中即竭力避免提及鲁迅，故欲从周作人的文集中去寻找一些有关鲁迅的史料，常易令人失望。最近在旧货摊上翻到一张1922年3月19日的北平晨报附刊，却发现了这位知堂老人对阿Q正传的一篇批评文字。自周氏兄弟发生龃龉以来，这样的正面批评实不多见，所以这些零星的批评已颇可作为文坛史料看了。
一谈起鲁迅先生，人们总易联想起他的愤世嫉俗的姿态，周作人论阿Q正传，也正着眼于此点。
据周作人说：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不过同是讽刺，却分为冷嘲和热骂。中国文学史上的《镜花缘》与《儒林外史》，是属于前者；《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则可以划入后者。讽刺小说是理智文学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作品。其主旨是“憎”，其精神是“负”。然而“憎”并不变成绝端的厌世与消极；“负”也同时不尽是“破坏”。尤要者，冷嘲者本身未必消极，在他的冷嘲背后也许隐伏着无穷的“爱”。在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年代，革命文学决不可少，革命的首先步骤是破坏，要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破坏宜先于建设。“讽刺”可以说是“破坏”的一种手段，其出发点固是憎，然而憎中也含有热爱。
周作人又说：阿Q正传的作者在写作这篇杰作时，颇受了外国短篇小说作家的影响。其中尤以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为最著，日本的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对鲁迅也颇有影响。又，鲁迅在写作之初，原想把阿Q写成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想集中精力，对中国民族性中的卑劣成分痛骂一顿，但最后只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模糊的投机意识等痛加指责，等阿Q被枪毙时，作者反对一批爱看杀头而于枪毙表示不满的看客们怀了极大的悲愤了。
周作人最后说，辛亥革命时，谢阿桂确在绍兴街上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但后来嵊县王金发由省率队来绍，旧社会的一切未改丝毫，阿Q乃大失所望。
在目前这个动荡的时代里，中华民族的阿Q意识究竟被时代淘汰净尽了没有呢？——这还是个疑问。（洛昧）
——香港《大公报·大公园》1948年9月11日
【注释】
(1)闲业，对“正业”而言。正业指儒家经典，闲业指儒家经典以外的所谓“闲书”，如《庄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
(2)鲁迅为日本友人山县初男作“题《彷徨》”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又曾把《离骚》中的两节诗，作为他的小说集《彷徨》扉页的题辞，其中有句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都可以见出鲁迅在“五四”狂潮退后的苦闷心境和坚韧斗志。
(3)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33年9月16日《论语》半月刊第二十五期，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一书里。
(4)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play的译音，原为体育运动的竞赛和其他竞技所用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过去英国曾有人提倡运用这种精神于政党之间的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并认为这是每个绅士（Gentleman）所应有的涵养和品质。林语堂在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五十七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提倡“费厄泼赖”精神，主张同情失败者，不打“落水狗”。鲁迅即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表示不同意林语堂的主张，以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该文最初发表于1926的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后来收入杂文集《坟》里。
(5)“幽默”一词，乃英语（Humour）的音译，译者为林语堂。鲁迅初不赞成这样的译文，因恐读者误以为“深幽静默”之意；但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译文，所以只好用它。
(6)金圣叹，名人瑞，吴县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据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大行皇帝（即顺治帝）遗诏至苏，巡抚天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传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边塞云’。
(7)罗隐，字昭谏，唐余杭人。著有《甲乙集》十卷、《谗书》五卷等。
(8)皮日休，字袭美，唐襄阳人。著有《皮子文薮》十卷。
(9)陆龟蒙，字鲁望，唐松江人，著有《笠泽丛书》四卷。
(10)1936年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是徐懋庸、周扬等人。徐懋庸曾主编一文学月刊，即名为“国防文学”。
(11)继“国防文学”口号之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者是鲁迅（事前他曾与胡风、冯雪峰商量，后来又征求了茅盾的意见）。
(12)“七七”事变后首先提出“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口号者，是冯明之、黎觉奔等人。冯明之当时以“洁孺”为笔名，致力于抗战文学的理论建设，曾于茅盾所编《文艺阵地》月刊发表《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一文，主张确立抗战文艺的创作方法；其后并因此项创作方法与战时创作倾向之歧异问题，与乔木、杨刚等发生战时中国文坛著名之“新风花雪月论战”，旋由许地山（落花生）、叶灵凤等出面，邀集双方，公开辩论，同时进行折衷排解。
(13)原注：越系水乡，多姑恶鸟，夜中闻啼声甚凄婉。姑恶飞鸣绕暮烟，朱竹坨句。东风恶，欢情薄，见陆放翁《钗头凤》词。
(14)鲁迅的《惜花四律》作于1901年，原题《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元韵》。据周作人回忆“藏春园主人不知其姓名，原作载当时的《海上文社日录》上，大抵是流寓文士，大家结社征诗，以日录（或是什么报的附张吧）为机关报，鲁迅看见偶尔拟作，未必是应征的。”（见周遐寿：《鲁迅的故乡》）
(15)此诗作于1932年10月12日，诗后有跋云：“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
(16)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1811—1848）近代俄国最杰出的文艺批评家，也是俄国新思潮的先驱，被称为“俄国文学底正确的解释者”和“俄国文学真精神的最初发现者。”他对亚欧文学作品的评介，亦具卓见。
(17)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十九世纪英国最杰出的诗人，出身于破落贵族之家，以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名震诗坛。后因与其妻离婚，受上流社会非议，乃愤而去国。晚年参加希腊独立运动，病死军中，年仅三十六岁。遗作尚有诗剧《曼弗雷德》（Menfred），《该隐》（Cain）及未完成的诗体小说《唐璜》（Don Juan）等。
(18)周作人的祖父介孚公以科场案坐罪，自此即家道中落。（参阅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
(19)王粲，字仲宣，汉末高平人。博学多识，文词敏瞻。初避乱荆州，依刘表，后仕曹魏。为建安七子之一。他在荆州时，因郁郁不得志，乃作《登楼赋》，以城楼所见而抒己之胸怀，故后有“王粲登楼”之成语。
(20)《秋草闲吟》是周作人二十二岁以前所作的旧体诗稿本，惜已亡佚，今仅存序文及一二零篇断句。
(21)范爱农，名斯年，是周作人的同乡，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和他相识。1911年，鲁迅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范任学监。次年鲁迅任职南京教育部，与范分手。范不久即告失业，景况窘厄，终至投水自杀。
(22)鲁迅的哀悼诗共三首，初与下引周作人诗同登于《民兴日报》上，今存《集外集拾遗》中。
(23)此诗最初在《民兴日报》发表，后尝引入《关于范爱农》一文中（见《宇宙风》第六十七期及《药味集》。）
(24)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集会抗议日本军舰进侵大沽口，遭段祺瑞政府武装镇压，造成严重死伤，史称“三一八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