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谈鲁迅评朱光潜的诗论
鲁迅先生《“题未定”草》第七则,全则文字,所说的都是与“诗”有关,对于诗的鉴赏与评骘的态度,发挥尽致,为先生生平所作最精彩的谈诗文字。全文如下: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世俗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先生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说的好处是:
“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他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的世界,而且他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这确已说明了他的所以激赏的原因。但也没有尽。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江赋》和《海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后者是徊徘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也。
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理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不过看见实物,是否“使我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在我可就很难断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觉得,我以为也许有些因为他“古”的缘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样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吧,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亮,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钱起的全篇罢:
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飒”。但没有上文,末两句便显得含糊,却也许又是称引者之所谓超妙。现在一看题目,便明白“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况且题上明说是“省试”,当然不会有“愤愤不平的样子”,假使屈原不和椒兰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们于是应该再来看看这《湘灵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诗了。但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诗集,只有一部《大历诗略》,也是迂夫子的选本,不过篇数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题长安客舍
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
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
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
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那一首《湘灵鼓瑟》,实在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所以只好如此圆转活脱。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但就全体而论,他们长不到丈六。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少凌迟了。(《全集》(6))
这里我想补充鲁迅先生的意思的,有二点。其一,是指出朱光潜先生对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错解。严羽《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我以为这些话用来引称钱起的这两句诗,最为适宜。曲终了,人去了,但见“江上数峰青”而已,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却并不“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的世界”:因为所希冀者如彼,而所见者如此,所以也就倍觉失望和“难堪”。这失望和“难堪”,也正是所谓“意无穷”。“曲终收拨当心画,……惟见江心秋月白”,那弹筝人犹在,只是曲终了,而“江心秋月”已足以增益船中人十倍之难堪,况此曲终而人且不见,但见“江上数峰青”而已乎!故“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绝不“似之”,似之者有拙作之“梦里长安春尚好,觉来椰影透窗纱”(注:此诗前二句为“不期流窜遍天涯,昨日山居今水家”;题目是:《夜半口占时在汶来水寓》)。而其“兴趣”,亦即刘勰之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
我所要补充鲁迅先生的意思的第二点,是想用朱光潜先生自己的话,来证明他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之等于说梦: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如果纯任理智,则美术对于生活无意义;因为离开情感,音乐只是空气的震动,图画只是涂着颜色的纸,文学只是联串起来的字。如果纯任理智,则宗教对于生活无意义;因为离开情感,自然没有神奇,而冥应灵通全是迷信。如果纯任理智,则爱对于人生也无意义;因为离开情感,男女的结合只是为着生殖。我们试想生活中无美术,无宗教,(我是指宗教的狂热的情感与坚决的信仰)无爱情,还有什么意义?……
“第二、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理智指示我们应该做的事甚多,而我们实在做到的还不及百分之一,大半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遣。……”(见所著《给一个中学生的十二封信》之九,《谈情与理》一文)
既说是“离开情感,……文学只是联串起来的字”,则“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便不应是“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了。又我们所做到的事,既殆“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遣”,——作诗当亦不能例外,——也就无论如何不会“只剩一味醇朴”了。
我们不但在一切诗中找不到所谓“静穆”的境界,就是那与诗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自然,也是瞬息万变,起灭无常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就是指出这变化的倾向。“我们知道‘自然’是无时不在‘动’中的。物即是动,动即是物,物质与动不能分离。这种‘动象’,积微成著,瞬息变化,不可捉摸。能捉摸者,已非是动;非是动者,即非自然。照相片于物象转变之中,摄取一角,强动象以为静象,已非物之真相了。况且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艺术家要……表现自然之真,当然要能表现动象,才能表现精神,表现生命,这种‘动象的发表’,是艺术最后的目的,也就是艺术与照片根本不同之处了。”(见宗白华《看了罗丹的雕刻以后》)表现自然如此,就是表现人性,则其情感、动作,所谓“精神的活泼跃动”,也是最真切的表示。故虚悬“静穆”为艺术之“极境”,结果必如鲁迅先生所说,是要陷于“绝境”的。
(抽印自《鲁迅诗话》,香港大公书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