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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一篇演讲词里，鲁迅先生谈到了陶渊明：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定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和平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摹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全集》（3））

说晋末文章更为平和，而陶渊明即是平和文章之代表作家，大体说来，自是得当。但我们若肯细读陶渊明诗，却也可见其心或有所未平者，那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说：“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见所作《送王含秀才序》）关于这一节，鲁迅先生是所见略同的，下一则当再引论。

至关于渊明的生活状况，鲁迅先生这时（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系作于1927年）似尚为《五柳先生传》及其他文字所欺，相信他非常之穷，而心里还是很平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名句，历代诗评家，赞赏不已，而其佳处，实在“悠然”，悠然得之于“无我之境”。（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语）但悠然也须要有悠然的心境，倘使他果真家常无米，则乞食之不暇，又哪里有在东篱采菊的高致；即使饿着肚皮不顾，还到东篱下来采菊，也决不会做出那么悠然自得的句子。后来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一（作于1934年）里，就曾更正他前面的话说：

“……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粳。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全集》（6））

从此可见鲁迅先生这时已经知道要“雅”，要有“采菊东篱下，……”的高致，还是要有地位的。有了地位，便可以不愁衣食，这才能有“雅”的福气。在《隐士》一文里，他又说：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夜织履，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全集》（6））

鲁迅先生所谓的奴子，他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那情形，相当于欧洲中世的农奴，是经济学上所谓的“生产手段”，也就是“生财器具”。然而有了地位，有了生财器具，也还要有清幽闲适的心境，这才能够“悠然”。于是鲁迅先生又说：

“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见《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全集》（6））

可见要有清幽闲适的“心境”，也必须要有清幽闲适的“环境”的。关于陶渊明，鲁迅先生又曾有这样的话：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全集》（3））

这既说明了元亮之所以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也较诸嵇康、阮籍自然、和平的原因；更从《述酒》一篇，指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并不果真如世说之所谓“超然出尘”。接着，鲁迅先生又说：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知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朱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同上）

这更自一般而论，力言完全超于政治、超于人间世之不可得。陶潜自然也不能独居例外。他的《桃花源记》，不过是一时的游戏之作，借以寄托其理想，想理而已，并非真的便超然出尘。临末，鲁迅先生又说：

“由此可知陶潜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同上）

历来的论客，都说陶潜性高尚简贵，所为诗冲穆淡远，而妙造自然：这只就大体而论。鲁迅先生独能指出其不能超于尘世，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偏就论客们所未着眼处而说的。同时也就告诉我们要论骘一个人，必须先见其全，庶几可免于冤屈。后来他在《“题未定”草》之六（作于1935年）又有这样的话：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全集》（6））

我们单就鲁迅先生所举“精卫衔微木，……”的四句诗来说，也就可见陶潜先生固尚有深恨未销，乃借冤禽衔西山微木而填诸沧海以为寄托；更以刑天之“操干戚而舞”，自讽其炕灰未死，猛志常在：与“悠然见南山”者判若两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是凡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深长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