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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文艺论者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客观事物在作家思想中的反映，无论写作的动机是在议事或咏物，都渗透了写作者的主观感情。作为一种最精炼的文学形式——诗，特别是中国的旧体诗，历来就是一种抒情文学，正如南北朝的著名文艺批评家锺嵘所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序》）周作人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咏叹淫佚，乃成为诗。”（《往昔三十首》后记）因此，诗歌创作的“灵感”，乃由于客观事物的触发；而一旦发为吟咏，则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了。周作人的杂事诗，尽管表现的形式不一，但主要还是为了发抒胸臆、寄托情怀的。

究竟周氏的诗作反映了怎么样的思想，抒发了怎么样的感情呢？我们认为，他是“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而他所感到可“亲”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旧东西，所感到可“怨”的则是现实环境使他不能畅所欲言。他把自己关在狭小的书斋，“闲来随分”地读点杂书，写点诗文，想学陶渊明那样“息交游闲业⁽¹⁾，卧起弄书琴”（陶渊明：《和郭主簿》之一）。可是陶渊明真的就死心塌地、“息交游闲业”以终其身吗？他的作品，“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题未定草》之六，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但周作人的杂事诗呢？别说“金刚怒目”式的难以找到，就连《渡江》那样较为尖刻的作品也是绝无仅有的。从《五十自寿》打油诗到老虎桥时期的所谓《杂诗》，其题材无非环绕着他个人的趣味，而这种趣味同他的时代是极不合拍的。他虽有怨怼，也只是“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或“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的一己之怨；虽有憧憬，也只是对于“吾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或“何时得畅意，独酌倾大杯”的个人愿望；而更多的却是“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掩卷闭门无一事，支颐独自听狼嗥”，“早起喝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放下闲书倚窗坐，一尊甜酒不须辞”等等的闲适生活的描写。时代的风雨，民生的疾苦，很难在周作人的诗中找到一丝一毫的影迹，同一时期所写的《药味集》、《药堂杂文》、《立春以前》、《乙酉文编》等小品文集，也都是一些闲适之文，以“自己表现”为主的。可见他是一位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他始终牢牢地抓住五四时代那面“尊重个性”的文学旗帜，竭心尽力，企图做到完全超于政治、超于人间世的境界，而不曾跟着时代的前进而改变他的写作方向。

可是，就早年的诗风来说，周作人杂事诗和鲁迅的旧体诗原是非常相近的。例如清光绪庚子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所作的《别诸弟》三首云：

同年腊月初，鲁迅又还家度岁，翌年新正复回南京，周作人即用鲁迅庚子二月所作《别诸弟》三首的原韵，做了三首七绝跟兄长惜别，时为辛丑（1901年）正月二十五日。诗云：

一个月后，鲁迅又有和诗：

诗后有跋说：“仲弟（按指周作人）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我们细味他们兄弟二人的一唱一和，其依依惜别的手足之情，自不必说；而其阴郁的调子，也是息息相通的。这种旧诗人式的离情别绪，自然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

随着时势的推移，“五四”狂潮从迸发、而高涨、而退落，周家兄弟所走的人生道路与文学方向也日渐分歧：鲁迅经过“荷戟独彷徨”的“上下求索”之后⁽²⁾终于走向革命；而周作人则从“叛徒”变成“隐士”了。这种不同的路向反映到文学作品上面，思想内容固然是各走极端，文学风格也是泾渭分明的。鲁迅的杂文固然是充满战斗性，就连偶一为之，用以酬唱或抒情的旧体诗，也都发射着“投枪”与“匕首”的锋芒；可是周作人的小品文和杂事诗，却同样的表现出平和冲淡、甚至阴沉忧郁的气氛。例如，在1934年，日本军队业已占领了东北，组织了伪“满洲国”，并进而攻破榆关（山海关），直指平津，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五月里，鲁迅给一位日本朋友写了一首《无题》题，表现了填膺的悲愤，诗云：“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然而，与鲁迅写这一首诗差不多同时，周作人却写出了幽闲淡泊的《五十自寿诗》，在那个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他竟有这份闲情逸致去谈狐说鬼，唱出与中国广大民情不合拍的调子，无怪乎有些人要讥之为“过去的幽灵”了。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作于1934年，这是周氏自认为最早的“真正的打油诗”，其作风一如他的小品文那样平和冲淡，但气氛是沉郁的，思想是消极的。我们反观这一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同周作人的闲适生活显然是很不协调的。

从1927年到1934年，中国内战频仍，烽烟遍地；加以强邻虎视，日军势力迅速侵入东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举占领东北数省。翌年1月28日，又突袭上海。1933年元旦进攻榆关，3月初占领热河，并续攻长城各口；5月中旬，平津告急，中国政府派代表与日军谈判，于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事实上等于承认日军对东北辽、吉、黑、热四省的占领权，划滦东一带为非武装区域，由中国警察维持地方治安。这样一来，连北平、天津也在日军的直接威协之下了。

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在这个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自然要起而抵抗外侮的。因此，东北有义勇军的组织，上海有十九路军的奋起抗战；而中国民间的抗日怒潮，更是汹涌澎湃，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广东等地，都有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的运动。

处在这个大时代的激流之中，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对日本侵略这件事表示出自己应有的态度；而就在这个时候，周作人却写出调子低沉、情绪消极的《五十自寿诗》，更发表在专门提倡“幽默”与“闲适”的《人间世》杂志上，当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它一出现，虽则大为周作人的一些朋友们所激赏，和作也源源而来，却也招来一部分读者的严厉批评，这中间，许杰可以作为批评者的代表，他在一篇题为《周作人论》的文章里说：

“周作人的这首《五十自寿诗》，自然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我们读了这首诗之后，除了了解他的陶渊明式的隐士的风度以外，其余还能想起一些什么来呢？我们在他的诗中，能够找出一些时代的意义，社会的面影来吗？我们读了这首诗以后，如果不说是现代的文人所作的，你会想到这首诗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三省以后，再以大炮威协着北京城的年头，曾经主张北京城永不驻兵作为永久的文化城的教授们所作的吗？你以为他这样幽闲的生活着——听谈鬼、学画蛇、玩骨董、种胡麻，甚至于吃苦茶的生活着，还有一丝一毫的物质的牵累吗？那些可怜的教授们的生活，除了精神上受到压迫，不得自由不说以外，如因为内战，因为外侮，以至军阀们把学校经费拿去充当军费，害得教授们几个月领不到薪水之类的事，能够在他的感怀诗中发现出一丝毫的痕迹吗？”

当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受到人们纷纷指摘的时候，《人间世》杂志的主笔林语堂写了一篇《周作人诗读法》，力排众议，说周作人的诗“冷中有热，寄沉痛于幽闲。”这自然和林语堂本身“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文学主张很有关系。不过，对于这种“寄沉痛于幽闲”的作风，鲁迅是一句都不赞成的，他在替《论语》杂志所写的《论语一年》⁽³⁾这篇纪念文章里说：

“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⁴⁾，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⁵⁾。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⁶⁾，‘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见《南腔北调集》）

鲁迅这种意见，虽是针对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小品而发，而且发表的时间也在周作人《自寿诗》之前，但拿它来同前引许杰的文字对照着看，我们不难看出鲁迅是反对所谓“寄沉痛于幽闲”的做法的，因为现实迫得人们非战斗不可，绝不能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了事。鲁迅曾经盛赞晚唐诗人罗隐⁽⁷⁾，皮日休⁽⁸⁾和陆龟蒙⁽⁹⁾，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见《南腔北调集》）。鲁迅的意思十分明白，他对这几位古代隐士的肯定，无异是对周作人、林语堂等现代隐士的否定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文字，在当代的客观上也实在起着麻醉性的作用。周氏《自寿诗》对于社会现实虽非一笑了之，而是喜怒不形于色，更有浓厚的消极出世的佛家思想，这种作品出现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时代，出现于中国救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自然难容于国人了。

《自寿诗》发表以后，周作人的意志更见消沉。他在《苦茶庵打油诗》这篇杂文里说：“寒斋有一块寿山石印章，朱文九字云‘知堂五十五以后作’，边款云庚辰禹民，系民国二十九年托金彝斋君所刻。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谓僧腊者，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假如在二十一岁时出家，到了五十岁则称曰僧腊三十。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立春以前》）。这简直是自比遁入空门的和尚。他的杂事诗也不乏充满禅味的篇什：

像这样的诗句，与周作人生平所景慕的唐代诗僧寒山的偈语无殊。而这些作品的写作年代，都在1937至1945的八年之间，即中国对日本进行全面抗战的时期；周作人对于这惊天动地的战斗竟然置若罔闻，还低徊于个人的小天地里，“放下闲书倚窗坐，一尊甜酒不须辞”（见《苦茶庵打油诗补遗》其四），其间哪有丝毫的时代气息呢？

中国诗史上历来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保持这种传统的诗人们，他们所“感”的“哀乐”，大都是广大民众的、或与广大民众息息相关的“哀乐”；他们所“缘”而“发”的“事”，也都是广大民众的、或与广大民众息息相关的“事”。例如《诗经》中的《国风》，屈原的辞赋，汉魏六朝的乐府，以及唐宋以后许多写实派诗人的作品等等，都体现了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都能与它们所处的时代相适应。对于这些，周作人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他本人也曾鼓吹过“为人生而艺术”；可是，在实际上，他的作品却愈来愈脱离人生，愈来愈脱离社会了。

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以后，鲁迅等人曾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反对日本军队进攻中国。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翌年10月初，巴金、茅盾、陈望道、鲁迅、谢冰心、丰子恺等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还有一向鼓吹“幽默”与“闲适”的林语堂。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同仇敌忾和共御外侮的决心。而在这一段时期之内，曾经作为中国新文学旗手之一的周作人，却一直躲在北京城内的苦茶庵里，喝苦茶，玩骨董，谈禅说鬼，作打油诗，其消极遁世的行为，实在是很难获得国人的曲谅。

这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继续深化，中国文坛上泛起了震荡南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七七”事变的前后，作为统一阵线的旗帜，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¹⁰⁾；作为政治路向的口号，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¹¹⁾；作为写作方法的指标，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 ⁽¹²⁾，这些如火如荼的战斗思潮，泛溢文坛，从此就淹没了周作人的苦茶淡酒，使得他在文坛上的声光，一蹶不能再起了。

读了周作人的全部杂事诗，我们得出这样的总印象：阴郁，是周作人杂事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色。就连他早年的旧体诗歌，都使人感到一种阴沉忧郁的气氛。例如甲辰（1904年）除夕作《小除诗》云：

即使是最富朝气的《儿童诗》，也可以听到这种阴郁的调子：

为什么诗人唱出这样沉郁的调子呢？如果说这是由于诗人的个性使然，我们认为那是形而上学的文艺观，它不能正确地解释周作人杂事诗之所以表现出如此阴沉忧郁的原因。鲁迅早年的旧诗，何尝没有这种伤感的情调？前引《别诸弟》各诗所反映的“执手消魂”之慨，自不待言；现在不妨再来看看他的《惜花》诗：

怅惘情怀，忧伤苦味，不消说是十分浓郁的。然而，鲁迅后期的旧诗，却像他的杂文一样，成为匕首，成为投枪，成为同黑暗现实作战的武器，试看他那著名的《自嘲》诗⁽¹⁵⁾：

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英雄气概，在周作人的杂事诗里是看不见的。为什么鲁迅的诗风会从感伤忧郁变成苍劲激越；而周作人的杂事诗，却一贯保持其阴郁的格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像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 ⁽¹⁶⁾在论述英国诗人拜伦 ⁽¹⁷⁾的忧郁诗作时所说的那样：首先必须揭开诗人“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秘密”，不应片面地只从诗人的个性去理解。

我们知道，周氏兄弟出身于清末中国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自小受着道地的士大夫式教育，中国旧知识分子那种多愁善感的习性，不免或多或少的给他们以感染；而家道中落 ⁽¹⁸⁾，国事蜩螗，也增加了他们伤感的成分。试看上举鲁迅辛丑二月《别诸弟》诗的跋文，完全是一种“王粲登楼” ⁽¹⁹⁾式的忧思。再看周作人丙午（1906年）春日所作《秋草闲吟》 ⁽²⁰⁾的序文（见拙作研究篇序注）也同样是旧式诗人触景兴怀的悲吟。我们觉得，周作人早期诗作里的忧郁情绪，主要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有着较为先进思想的知识青年的精神苦闷；鲁迅早期诗作里的感伤调子，也是这种苦闷的反映。

辛亥革命有如一阵解冻的东风，吹遍了为封建专制的冰雪所覆盖的中华大地，它曾给周氏兄弟带来美丽的憧憬；然而，这次革命是很不彻底的，它推翻了满清皇朝的统治，却没有铲除封建专制的余孽，正如鲁迅在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里所描写的那样：“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因此，周氏兄弟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忧郁的情绪依旧盘据着他们的心头。这种情绪，可以在他们这时期所写哀悼友人范爱农 ⁽²¹⁾的旧体诗中看得出来：

“五四”的狂潮掀起以后，周氏兄弟都纵身其间，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为了战斗的需要，他们的作品都改用白话，因此，没有留下旧体诗作。新文学运动把鲁迅锻炼成为一位坚强的战士，他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从事革命文学的工作；他的旧诗，有时虽见悲凉，却“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许寿裳：《鲁迅旧体诗集跋》）。至于周作人呢，正如郁达夫所说：他的“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遭了三一八⁽²⁴⁾的打击以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这灯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作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益的玩意儿。”（《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但愈到后来，他的意志便愈是消沉，忧与惧的情思又夹缠着他，于是，《哑吧礼赞》，《闭户读书论》接踵而出，《五十自寿诗》也就在这样的思想情况下产生了。他的个人主义世界观使他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他所景仰的只是古代的贤哲，他没有把自己的理想落实于广大民众的中间，因此，当革命文学事业暂时遭到挫折的时候，他便彷徨苦闷甚至悲观伤感起来。1932年，他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竟提出了“文学无用论”。这以后，莫名的哀愁，异乡的情调，怀古的幽思，都汇集到他的笔下，发为阴沉惨澹的诗文。他后期杂事诗的阴郁气氛，就是由于他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所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