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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郑子瑜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听说他在这方面造诣很深，也极有钻研的劲儿。实例之一是步金代王若虚考订《史记》某些语病的后尘，对书中个别辞意重复与拖沓的文句，进一步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辨析，指出了几百年来多少学者从未发现过的这些语病。

对于子瑜先生这种严肃和认真的读书方法，我实在是佩服极了。我自己读起书来远非如此，就拿《史记》来说吧，我在少年时也曾读过其中的不少章节，却并未像子瑜先生那样细致地咀嚼与推敲，而是深受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影响，急急忙忙地越过全部文字的确切含义，沉醉于那种喑呜叱咤和悲歌慷慨的精神中间，却很少再去翻阅原著，有时甚至是废书不观了。从知悉子瑜先生这些治学的事迹之后，我深感是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启迪，这就是必须切切实实和逐字逐句地阅读书本，这样才能够从中领会更多的含义。我真想在稍有余暇时，学着子瑜先生的读法，再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史记》。

说起我与子瑜先生的缘分来，原先是只限于自己这种敬仰的情意，因为我和他从不相识，既未见过面，又未通过信，我以为自己也许不会有缘结识这位博学之士的。想不到在不久之前，子瑜先生竟从香港给我来信，说起他有一部几十年前的旧稿《〈阿Q正传〉郑笺》，准备付梓问世，谦逊地表示要我来指点。我答应在阅读后写一篇评论，附于书末。他再来信，说评论最好改作后序。后来他受邀到北京大学讲学，认识了王瑶先生，王瑶先生也说，作为后序是适当的。

王瑶先生和子瑜先生，都是属于我老师一辈的著名学者。我曾多次有幸当面向王瑶先生讨教，受到的启迪是十分深刻难忘的。子瑜先生又如此倾心地以知音视我，也实在是使我衷心感激的。既蒙他们的厚爱与器重，我自当勉力去完成他们的嘱托，尝试着写出一些读后的感想，以便得到他们的教诲，得到学术界各位前辈与同行的指点。

《〈阿Q正传〉郑笺》是子瑜先生青年时代的手稿，说起来真是洋溢着一种浓郁的传奇色彩，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之际，他避难蛰居于南洋群岛的一个偏僻乡村中，从那儿一所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到了一部《鲁迅全集》。白天耕耘于田垄，夜晚就挑灯阅览，从鲁迅的全部杂文中寻求有关的见解，注释和阐发《阿Q正传》的深刻含义。据他在不久前写给我的信中说，“希望能将鲁迅写此小说的本意注出，使我族人知所反省。”正是由于充满了这种追求美好理想的青春气息，在对《阿Q正传》细致认真地阅读之余，才会迸发出一股呼号整个民族对自己进行反省的宏亮的声音。这既符合鲁迅整个的思想轮廓，又切中《阿Q正传》的主旨。鲁迅在这部小说发表十载之后的1933年，依旧对它作了如此确凿的说明，“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再谈保留》）。写出阿Q这个典型来，正是为了希望在整个民族中间，消除那种令人憎恶却又普遍存在的阿Q精神。阿Q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往昔历史中陈腐的社会心理的积淀物，在当今人们的深层的精神和意识中，烙下了又广又深的印痕，然而它并不是不可以消除的。如果我们都能够自觉地树立和普及高度的现代观念与理性主义，它的这种消极影响肯定会逐步缩小，以至于最终完全消失。

子瑜先生在这部书稿中认为，在鲁迅的“《全集》里找不出一句类似阿Q所说的话”，说得真是太好了。这个认识不但是十分准确的，也是对鲁迅在中国甚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意义，达到了具有自觉性理解的程度。仅就鲁迅对阿Q典型的成功塑造和严肃批评这一点而言，已经可以证明子瑜先生上述精辟的见解。

就阿Q本身的典型性格而言，确实是塑造得异常丰满和成功的，他作为一个劳动者的雇农，显得质朴而又狡黠，自尊而又自贱，保守而又趋时，蛮横而又卑怯，敏感而又麻木，充分表现出古老的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在向现代生活秩序艰苦迈步过程中的种种精神趋势，其极致是对自己所不理解的辛亥革命之向往和追求。然而阿Q性格中最为显著的特点，肯定是那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即完全不去正视现实，却在虚妄的幻想中获得荒谬的自我陶醉。

这种不能正视现实的“精神上的胜利法”，自然是人类长期以来经常表现出的一种弱点，只有在达到高度的理性主义思维水准时，才有可能将它彻底地克服。而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生死存亡关头，腐败和贪婪的统治阶级，就必定会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的认识，炫耀自己事实上早已泯灭的光荣史，于是大肆散布起这“精神上的胜利法”来。中国从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被西方列强侵凌的危机中间，清王朝统治者出于维护自己的私利，不但无法去奋发图强，还弥漫着这种乌烟瘴气的“精神上的胜利法”，以求苟延残喘。这对于被统治得变成愚昧的普通人民来说，自然会产生感染与麻醉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阿Q的这种性格特征，既是人类普遍弱点的表现，又由于它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就不能不带上“国民性”的痕迹，成为国民性中的一种痼弊；更由于受到以清王朝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强烈影响，又不能不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时代和社会的浓郁的氛围。包括“精神上的胜利法”在内的阿Q丰富复杂的性格，确实是触及到了全部人类和整个民族许多重要和深刻的精神现象，因此比起世界小说史中不少著名的人物形象来，阿Q就具有他们所无法比拟的审美意义和思想价值。

阿Q这个艺术性极高和思想意义极为深广的典型性格，已经让好几代读者都瞧见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觉得他似乎与自己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对他种种独特的言行举止，感到无比的惊讶，并且引起了深深的思索。而且阿Q精神不但为许多国人所未能免，还像沈雁冰所说的那样，“‘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独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读〈呐喊〉》）。确实是这样的，阿Q不仅震撼过广大中国读者的心弦，还使得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深深地激动，说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他还认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过类似阿Q的农民”，这是因为阿Q的某些性格特征，具有很广泛的世界性。

阿Q精神不仅是封建主义制度底下狭隘性和盲目性的产物。还是任何私有制度社会中间无法完全克服狭隘性和盲目性的产物。作为私有制度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要大大地前进了，在追求理性、科学、平等和法制等方面，是远非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制度可以比拟的，然而作为私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不依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狭隘性和盲目性，因而不去正视现实的阿Q精神就还有可能出现，尽管出现的机会、程度和方式，要比封建社会中少得多和好得多。沈雁冰所指出的“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确实是相当深刻的认识，除开罗曼·罗兰之外，也还有不少外国学者和作家都这样认为，在他们那里同样存在着阿Q。

只有当人们彻底地摆脱私有制度底下绝对权力和金钱至上的束缚之后，才能够形成完满的自觉意识和科学态度，才能够彻底地消除阿Q精神。启蒙主义大师鲁迅饱含着同情的眼泪描绘阿Q的命运，沉痛地鞭挞着他身上的阿Q精神，正是为了要向完满的自觉意识和科学态度升华，这就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甚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意义。子瑜先生反复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鲁迅批评阿Q精神的这种意义，真可以说是在青年时代就显出了非凡的慧眼。

由狭隘性和盲目性构成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固然是阿Q性格的核心，然而阿Q的性格毕竟又是异常丰富和复杂的，他还体认出我们民族长期遭受蹂躏后所产生的不少畸形心理。子瑜先生在书稿中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还引用鲁迅杂文中对此的种种批评，说明和诠释《阿Q正传》的主旨。这样就可以更充分地领略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消极和畸形心理的全部批评，用子瑜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读者在观看了他的“郑笺”之后，就等于是“读完一部鲁迅对于中国民族性的观感”，子瑜先生确实以他对于鲁迅思想见解的异常熟稔和深刻，因而作出了如此详尽的勾勒，这肯定可以大大提高读者对于《阿Q正传》的认识，从中得到应有的反省与鉴察。需知《阿Q正传》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文学读物，而是表达了中华民族受尽压迫和奴役的心灵痛史的血书，子瑜先生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说明。

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具有从正负这两个层面完整进行掌握的特征。他犀利地解剖畸形和丑陋的一面，正是为了发扬正常和卓越的一面。他认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正是确切地说明了这样的意思。鲁迅在自己写作的实践中间，确实是较多地揭示出这些缺点的，这恰巧是为了引起深切的反省，以便“改善”与“复兴”我们民族的缘故，子瑜先生在书稿中引用的有关材料，正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正因为子瑜先生是修辞学家的缘故，所以他对《阿Q正传》中某些文句提出的辨析，是说得颇有道理的。如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鲁迅描写阿Q躺在土谷祠里，回想着自己刚才抚摸着小尼姑的头皮时，“耳朵里又听到”被骂的“断子绝孙”的咒语，子瑜先生以为这其实只是“仿佛”听到，因而觉得此处的行文是个“小失”。子瑜先生指出此点时，认为这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作家或学者，只要他写出了汗牛充栋般的著作，那么在这些浩瀚的篇幅中间，总会出现某种“小失”，甚至还会出现重大的差误，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精神劳动或思想探索，往往都十分艰巨与复杂，得要经过几代优秀人物的刻苦工作，才有可能建成思想和文化的金字塔。

子瑜先生除了引用鲁迅杂文里的许多材料之外，还对小说涉及的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关的不少掌故，也都作出了相当广泛的诠释，显出了他青年时代治学的谨严与广博。不过正像所有进行诠释的典籍一样，由于它的触角往往是漫无边际的，因此难免会有阙失之处。如果从这样的角度苛求起来，在子瑜先生的这些笺注中，也有个别材料方面的疏漏。例子是关于自由党的说明，认为“其实并非真有自由党的名目”。在辛亥革命之前固然并无自由党，不过在民国初年确实是成立过自由党的，还推举孙中山为总裁，黄兴为副总裁，提出“维持社会自由，扫除共和障碍”的政纲，尽管它后来在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下匆匆解散了。鲁迅在小说里是随手拈来，再想象出“柿油党”的谐音，真是洋溢着丰富的讽刺意味。

读完《〈阿Q正传〉郑笺》之后，我深感受到其中为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理想的青春气息所鼓舞。这种神圣的使命感，在治学中间是最为难能可贵的，这样的推动力才有可能促使学术研究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子瑜先生现在已进入古稀之年，却仍旧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海内外的许多大学之间，尽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精益求精，以便更好提高莘莘学子的素养，这也正是他年轻时那股强劲的锐气逐渐蓄积而成的吧。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了这种皎洁的胸怀，有了这种高尚的理想，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抑或旁的任何一桩工作，我想一定都可以为整个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部书稿的故事，它的传奇性竟随着情节的进展，变得愈益浓郁了。且说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子瑜先生将它寄给厦门大学的叶国庆教授，托他转请郑振铎先生撰写序文，介绍出版。由于当时的上海出版界，正处于极不景气的状态中，郑振铎先生也忙于种种社会活动，作序一事被耽搁了下来。五十年代后期，郑振铎先生因空难事故丧生，从此也就不知道这部书稿的下落了。哪里知道在“文革”的浩劫结束后，有一位北京的建筑工人张印培，偶然从街头购得此稿，寄给素不相识的叶国庆教授，真得感谢他的满腔热忱，才使这部书稿在兜了40余年的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子瑜先生手中，终于付梓问世，这中间有无限的沧桑，无限的温馨，和无限的感叹啊！

无论是世事的变迁，抑或治学的艰辛，都难于扼制和阻挡一位充满了事业心的强者，迈开自己坚毅和阔大的步伐。子瑜先生正是这样从《郑笺》的起点，终于攀上了治学的峰颠，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和作家。这看来决非偶然，而是他正直、善良、智慧、勤奋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所致。阅读这部具有纪念意义的书稿，回顾子瑜先生毕生所走过的道路时，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会从中获得重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