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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真有如那位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的施蛰存先生那样，也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的“经验”而来的：觉得极大多数的知识青年都至喜欢鲁迅先生的作品，但可惜对于先生的代表作《阿Q正传》，又都没有能看得懂。岂特知识青年而已哉，就是历来的批评家，又有谁个果真能够细味得出《阿Q正传》的初旨，指出“作者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委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见《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卷六）来呢？我想，这不是读者和批评家们的低能，也不是作者的技巧本来就不容易使人懂，而是或则因为一向受惯了那自欺欺人的新旧八股的“熏陶”，以为咱们原是世界上顶优秀的民族，“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从来的人都说他是肥胖，久而久之，“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这回意外地在小说中遇见了“浮肿”的阿Q，大家都不自觉其“像是自己，又像是一切人”，以为那不过是劣败的少数，于是，有的说是滑稽，有的说是冷嘲；或则虽有“自知之明”但他们又安于“自欺”，并想由此而“欺人”，可有谁读过《阿Q正传》之后，自己承认像是写着自己，并且指出“又像是写着一切的人”呢？

约在1926年的《现代评论》上，有涵庐（即高一涵）先生的《闲话》：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这“一位朋友”的话，也就证明《阿Q正传》并不神秘，它确能“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若果人人读后都有此感觉，且“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来，则作者的方法不就应验了吗？但可惜他们又以为作者是在“骂”他们的“阴私”，恨不得立刻一手抓着作者的“正身”，押赴刑场枪决而后快，更遑论乎“反省”！当《阿Q正传》尚未揭载完毕之时，沈雁冰（茅盾）先生即已著评，说是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见阿Q似的人物。这话似较近是，但也没有就说一切的中国人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带着阿Q相。前几年有一位不列颠的作家说：“我们英国也有阿Q！”你想，连那爱开圆桌会议的国度里，居然也有“阿Q”，那末，就是说阿Q的足迹遍于全球，至少亦可以有几成把握的。

鲁迅先生是一位现代最伟大的小说家（郑振铎先生语），《阿Q正传》早已是世界性的文学名著，至今已有十来国文字的译本，自是值得我们的重视。这儿我想将作者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旨趣、方法和希望，以及写作之经过等等，大略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原是在日本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的，后来何以“弃医就文”呢？他说：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见《〈呐喊〉·自序》，《鲁迅全集》卷一）

譬如医生之对于病人，既欲疗治，必先加以诊察，鲁迅先生自从回国之后，则潜心于这“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之考察与研究；他发觉我们的“国粹”太多了，太不长进了，这使他大为恐惧，当1918年顷，他说：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站得住脚：这事须极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见《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卷二）

于是，他想将这“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他说，“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精通中文的苏联文人B．A．Vassiliev对《阿Q正传》曾下过这样的批评：“鲁迅是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风格，足使人流泪，故鲁迅不独为中国的作家，同时亦为世界的一员。”——可是他终于“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将这写出”来了。

关于小说的取材以及主人翁的模特儿，他说：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卷五）

诚然，《阿Q正传》是一篇“纯讽刺”的作品，“‘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露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见《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卷六）这实在是一段很好的解释，《阿Q正传》所以能够那么脍炙人口，其原因亦即以此吧！——自然，作者“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之得有极深刻的印象，以及其杰出的写作才能，尤为主要的原因。

现在要提到作者动手写《阿Q正传》的经过了：——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做，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见《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卷三）

至于《阿Q正传》在报上登的日期，据阿英先生的考据，是始于1921年12月4日，每逢星期日刊一张，至1922年2月2日止，共登九期终结（见汪馥泉编《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册》中之《鲁迅专访》）。则写作的期间，也不难从此臆得了。

记得在鲁迅逝世前后，常有一些论客自以为大发现似的、洋洋得意地说：“阿Q已经死绝了！”就是那替阿Q作画传的丰子恺先生，也有“我敢告慰鲁迅先生在天之灵：阿Q的确已经死尽了！”（见《阿Q画传·序》）的话，真不知是何所见而云然。郭沫若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之际，也说：“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见1937年10月19日《救亡日报》《鲁迅并没有死》一文）但这里所说的只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面，另一面，仍不免还有阿Q的潜势力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又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见《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卷一）真的，在不久之后，这“很大的鞭子”终于打到了，所以我们民族性中的阿Q相的某一部分，才得普遍地改变为“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这实在是可喜的现象。郭沫若先生说：“鲁迅是把我们民族性中阿Q相枪毙了。”（同上）这话是不错的。可是正如我前头所说，有的没有“自知”，有的安于“自欺”，都未曾“反省”过来！这是阿Q虽经枪毙而并未死绝的一个注脚。鲁迅先生早就预料到了，他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不是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见《阿Q正传的成因》）又说：“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见《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卷四）这又是一个注脚。“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见《倒提》，《鲁迅全集》卷五）这又是一个注脚。盖“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见《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卷二）此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是一个注脚。谓予不信，我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来——

1931年8月31日《申报》的《自由谈》里，有署名寄萍的《杨漫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云：

“……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见《以脚报国》，《鲁迅全集》卷四）

也还是出于《鲁迅全集》，这回是第六卷，信手一翻，便翻到327页，题目是《论“人言可畏”》，摘录一段在这里：

“……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1935年作）

文中所举的几种读者，也不都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者乎？所以我敢相信，阿Q式的人物，至今还是比比皆是，想来这一点是聪明的读者们可以自知，不待我的多说了。

然则，阿Q何时才能死绝呢？鲁迅先生说：“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见《随感录》三十八）这确是对于这“不长进的民族”很好的疗救方法；然而“立意改变”之先，须先来个“反省”！自从《阿Q正传》问世以来，已有二十余年了，所惜读者看了都不知反省，也就等于没有看。不佞“有鉴于斯”，以为“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是以数年来即有替《阿Q正传》作笺注，以阐明作者的初旨，并断以自己的意见，使读者易于识别，知所反省，庶不辜负作者辛苦创作之初衷和愿望。因了人事夺光阴，竟一直延宕下来。适逢敌寇南侵，沦落海外，蛰居乡曲，地瘠人稀，客窗寂然，而烽烟未熄，交通阻滞，事无可为，只得耕田为生，夜来椰雨椰风，索居无里，乃挑灯作笺，偿我凤愿。甚愿已读或未读《阿Q正传》的人，都能细读一遍，“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借用鲁迅先生语），并以转勉不识字的“同胞”和“异胞”（当时蚩尤的子孙恐怕没有死尽，故我们的民族中或不免还有“异胞”在——鲁迅先生语），那么区区的愿望也就可以达到了。

《〈阿Q正传〉郑笺》原稿于日本投降后（1945年）寄给在厦门大学执教的朋友叶国庆先生，转请郑振铎先生为撰序文，并介绍出版处。振铎先生未即回信。事隔经年，托在上海的朋友宁君前往询问，振铎先生谓上海出版界正处于不景气之氛围中，不容易为拙著找到出版处。后来我去信表示愿意自费出版，振铎先生才回信慨允抽忙为撰序文。可是不久之后，却从报上看到了振铎先生于乘飞机赴阿富汗、阿拉伯联合王国途中机坠身亡的消息，《郑笺》原稿也就不知去向了。数年前，有一位北京的建筑师傅张印培先生偶从街头购得《郑笺》原稿，依址将原稿寄交叶国庆先生，转递给我，于是失踪达40余年之久的《郑笺》，得以物归原主。

今年4月25日我到北京大学参加授予我“客座教授”证书的仪式，翌日于宴席上得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胡德培先生、第一综合编辑室主任李昕先生，当代编辑部第二编辑室编辑杨渡小姐和彭沁丽小姐，在谈话中，胡德培先生从我已发表的一些零篇传记，各报刊记者前来专访所写的访问记，以及文友如赵家欣先生等所写关于怀念我、记叙我生平事迹片断的文章，或从我的一些已刊的记实和忆旧的作品，知道我有这么一部失而复得的《〈阿Q正传〉郑笺》未刊稿；经我略述这部《郑笺》的内容之后，胡先生等又都以为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许多读者都无法看得懂，《郑笺》既是以鲁迅的杂文为主来注解鲁迅的小说之代表作《阿Q正传》，当足以帮助读者对《阿Q正传》的了解，实有刊行问世的必要和意义。我虽自知这部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旧作，内容不消说是贫乏的，立论不消说是幼稚的，但竟敢呈教于读者的面前者，是因为直到今日还没有人为这一部警世之作的《阿Q正传》作过笺注。须知我当时的处境是如何的困窘，找参考书是多么不容易（其实，那时候已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参考书本来就为数不多），我固已尽我的所能，但内容仍只是如此而已。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最后，我想在此一提的，是我写这“附记”的时候，和写笺注的年份，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由于时代的变革和推陈出新的结果，阿Q即使尚未死绝，也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是堪以告慰鲁迅先生在天之灵的。

本书得胡德培先生为接洽出版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林非先生为撰后序，并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