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民俗学有缘分的人——关于我“学术自述”的问答

吴菊芬问　徐华龙答

问：徐先生，我们知道您是上海在“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民俗比较早的一位。在这20多年来，您写了不少文章，也出版了一些书，如今仍在业余时间从事民俗研究，在国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您是否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答：我是1948年9月12日出生，1968年高中毕业，1969年到江西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3年5月我在高安县参加高考，当时的考分得了全县第一名，得到招考老师的重视，选拔进了复旦大学。得到入学通知以后，我十分兴奋，几夜都没有睡好觉。当时只知从此可以脱离农村生活，没有想到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1973年至1976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1976年至1979年，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属于文艺理论专业。虽说在大学读了五年多书，却被认为最高学历是大学本科。1979年3月分配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1992年评为副编审。

学术团体任职情况如下：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上海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俗语言学会理事、（日本）世界鬼学会会员。同时，我还担任江西省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民俗语言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如今，我还进行“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的调查，这是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申报的一项国家课题，我负责上海方面的民族调查，并要写出调查报告。在业余时间从事这样的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但也是乐在其中的。

问：起初，您对民俗学的喜好和执著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是主观原因呢，还是客观原因？

答：我对民俗学的爱好，可能出于一种缘分吧，如果细细分析起来，可以发现，其中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都有。我在中学期间就喜欢唱歌，大都唱的民歌或根据民歌创作的歌曲，例如《四季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敖包相会》《新货郎》《我们新疆好地方》《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等歌曲，其中特别喜好内蒙、新疆、青海等北方的民歌。那些民歌所具有的开放、豪爽的风格，欢快、动人的节奏，近乎宽广无比、无忧无虑的想象和发挥，使我觉得这些民歌更能淋漓尽致地表现自我，可以将心中的情感唱出来。虽说当时只是一种爱好或者一种娱乐，但是对民歌的欢喜已经深深扎根在我心灵深处，为我以后对民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研究的对象一定要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东西，一般情况下，你是不可能研究它，更不可能出现研究方面的奇迹。

此外，我喜欢对民俗学进行研究，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民俗学是研究民众的生活，可以远离一些早已用滥了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我在研究生期间是专攻文艺理论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文艺理论过于陈旧，过于概念化，不是我喜欢或者想要研究的对象，再因为我自己个性方面的原因，于是决定放弃文艺理论的研究方向，改为研究民间文学。我喜欢用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来诠释民俗，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民俗的进程。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做得比较开心，比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我从事的工作就是出版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方面的图书。1979年离开复旦大学之后，就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有关民间文学方面的著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也就迫使我加强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工作之余，再继续民俗学的研究，写了一些文章和著作。以后，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做好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少好处。

问：听说您研究过歌谣（包括长篇民间叙事诗、古代民歌、吴歌等）、故事、神话、鬼话，以及我们狭义上所说的民俗学，在这些对象的研究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学术轨迹？

答：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也容易见异思迁，往往不能集中精神和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也正是这样，过去写的东西比较散乱，不够集中，范围也比较广。写过一些散文、小说，但都没有成功；也写过诗歌方面的论文，虽说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如对闻一多的诗进行的评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提出了看法，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有关舒婷的朦胧诗歌的讨论，并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开展过争辩。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我的专长，也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我想要做的是对传统民俗的研究和探讨。

在民俗学的研究中，如果说有轨迹的话，那也可以说是我不断摸索的过程，或者说，从这些探索的过程中，也能看到我的学术思想的变化，和学术趣味的转移。

我的民俗学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民歌的研究。虽然当时并没有将民歌作为民俗学来看待，而是将民歌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从民俗学来说，民歌应该包括其中，而且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的民歌研究不是用一种传统的方法，而是将民歌放在民众心理的层面上来进行分析的，与以往仅仅用文艺学的理论来进行研究，有了一定的不同，更强调民歌产生的心理因素，以及人们心理活动对民歌创作的影响。当时除了对历史上的民歌进行心理分析之外，还对吴地民歌作了深入的探讨，发现了一些过去人们不太注意的东西，如民歌中的性心理问题。这些文章以后成了一个集子，叫《中国歌谣心理学》，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阶段是神话的研究。有人会问：在上海，研究神话的人很少，而且大都市又缺乏神话的氛围，你为什么会对神话有如此浓厚兴趣呢？除了我喜欢探究一些人们未知的东西，喜欢少数民族的文化外，还在于一种偶然的机会。有一次，因为要参加一个神话方面的学术讨论会，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西南少数民族弃子神话研究》，从此我的神话研究就正式开始了，特别对少数民族神话的探讨，我觉得还是蛮有收益的。我不仅用了文献方面的材料，还做一些田野调查，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了解风土人情，以及自然环境。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我觉得从民俗的角度对神话内涵进行剖析，好像更能说明问题，也更能谈出一些过去人们所没有谈及的隐藏在神话里面的文化内涵，也有一些自己独创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慢慢将自己研究的视野关注到这方面来，试图从民俗的角度来解剖古老文化背后的历史。于是，“神话民俗学”的构想就浮现在脑海里，我在《中国神话文化》一书的后记里，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是由于后来研究方面的改变，这个观点没有得到继续的深入的阐述，只是做了一些对某一神话个案的研究和分析。

第三阶段是对鬼文化的研究。我对鬼文化的研究，是建立在神话学研究的基础上，向一个新领域进行拓展的结果，这是对神话研究的突破和发展。在神话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神和鬼之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神话和鬼话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国外，鬼话往往归在神话里，但是在中国鬼文化相当发达，无论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不计其数的资料，还是当前人们头脑中许许多多的鬼文化意识，都很丰富，其中鬼话尤为突出，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据我研究，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而且，鬼话的确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民间文学样式进行研究，如果仅仅作为神话学的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够的。过去，人们对鬼话讳莫如深，不敢加以研究，这是社会和思想上的偏执所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学的兴起，这是旧有的意识形态的松动，解放了人们被禁锢的思想。鬼话的研究就是一种突破传统禁区的表现。我的鬼文化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第四研究阶段，就是关注如今民俗的变异情况，对当前民俗文化发展所进行的一种思考，或者更明确地说，我开始对当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泛民俗现象作一系列的探讨。所谓泛民俗，是民俗的变异形态，与传统民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都不是我们在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的民俗概念，例如各种各样的所谓商品方面的节日，空调节、衬衫节、水果节，等等，还有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艺术节，都不是传统民俗，但是又打上浓重的民俗色彩，这种现象如今有扩大、漫延的趋向。作为一个民俗学的工作者就不能对此熟视无睹。我个人觉得，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过去的传统的，而且是当前的，只有对现实的民俗现象以及泛民俗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学科才能生气勃勃，才能向前发展。特别是今天来强调用民俗学的眼光研究当前的社会现实，其意义是积极的，也是社会现实对我们民俗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前年，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提倡泛民俗主义的研究》，就在于想从泛民俗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问：我想问一问，徐先生您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来研究鬼文化，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和重要的观点，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答：鬼文化是我研究生涯里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领域的研究曾经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正因为付出很多，因此也得到了很多，这是符合辩证法的。1949年以后，我国鬼文化的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出版的著作几乎等于零，材料严重缺乏，要研究鬼文化就显得非常困难。还好我长期以来一直注意民族学资料的积累，其中发现了许多鬼文化的材料，另外，还靠朋友的帮忙，获得了不少解放前有关鬼文化的期刊和著作，这为我研究鬼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我研究鬼文化，发现了一些过去不被人所注意的东西。这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基本可以自成一说，也得到一些专家的好评，因此我也感到欣慰了。我对鬼文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鬼是一个精神幻体，这是我研究鬼文化的重要前提，这与《辞海》等一类工具书的解释有了根本的不同。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还需要用时间来证明。但是不管怎样，至少这一观点的出现，为鬼的诠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我研究鬼文化之后产生的又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春节与鬼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春节源于鬼节考》就是这一观点的集中表露，发表在《浙江学刊》上，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影印资料中心所转载，受到人们的关注。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也是很具代表性的，那就是鬼话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种散文体体裁，也就是说鬼话产生的时间要比神话早得多。这一观点粗粗看来，好像有些危言耸听，荒诞无稽。其实，这一观点不是我的妄加猜测，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踏踏实实地用了一些最常见到的历史资料加以佐证，论证了这一看法，取得了一些民间文学界同仁的赞赏。

1991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鬼文化研讨会”。来自江苏、云南等地的教授、学者共二十余人参加，共同研讨了有关鬼文化的历史、现状、未来发展的趋向，以及鬼文化对人们的思想、生活的影响等问题。据我所知，这可能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鬼文化的主题研讨会。正因为这样，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新民晚报》专门发表了会议报道，《青年报》发表了我关于“鬼话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种散文体体裁”的观点。再一个观点就是：“狼外婆”故事的原型不是狼而是鬼。

以上这四个观点，是我研究鬼文化之后的所得，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也不值得去沾沾自喜，但是我还是觉得对鬼文化研究没有白做，毕竟有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东西，这其中不仅包括材料，而且也包括观点在内。就资料而言，我利用了许多至今仍然活在人们口头之中的民间故事，看过的手抄来的鬼故事，不下几万份之多，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为我研究鬼文化提供了很多方便，也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问：您在鬼文化方面有很多的著作，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答：我的有关鬼文化的书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编选著作，二是研究著作。我的研究著作主要是《中国鬼文化》。在这本书里，将我对鬼文化的一些观点都进行了阐述，立足点在民间文学资料的基础之上，这与其他鬼文化方面的著作是有着不同的地方。鬼文化应该归为民间文化的范畴，因此用民间口头的创作来作为理论的依据，这可以视为较好的结合。此书出版以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久就销售一空。日本青土社知道这本书后，立刻请有关专家进行鉴定，根据专家意见，他们决定购买此书的版权，同时购买版权的还有我的另外一部著作《中国鬼话》。第二年，这两本书就在日本出版发行了。据说销路还不错，不少认识我的去日本的访问学者回来后都提起此事。《中国鬼文化大辞典》是由我主编的，多人参加写作的书，将近一百万字，是第一部鬼文化方面的专业图书。《鬼学全书》是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字数有三百多万，可能是至今为止的最大的一部鬼文化著作了。编选方面的图书有：《中国鬼话》《鬼话连篇》《西方鬼话》等，还有几部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出版。

问：您在这些著作出版之后，对鬼文化的研究还有哪些计划，可以透露一下吗？

答：有了理论著作、作品选编、辞典之后，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研究中国鬼文化的历史，从纵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各式各样有关鬼的思想意识、文献资料、重要观点、主要人物、文化遗迹等，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鬼文化的来龙去脉搞得一清二楚。因为一个学术课题要有理论上的阐述、代表性的作品，当然也要包括辞典在内，另外还需要有史的论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系统。如今，由于时间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这件事情已经放下，也不知何时能再继续，但是不管怎样，这一课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研究下去的。不论由我来做，还是别的学者来做。

问：在研究民俗学中，有没有难忘的事情，或者碰到有趣的故事？

答：谈起这个问题，我有不少感触，也有困惑和不解。非常奇怪，我研究鬼文化后，接连被偷掉几辆自行车，也出现一连串的不愉快的事情（如无中生有的诽谤等），这不能说是有趣的事，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迷信，但是这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问：可否简单地说一说您的文章或者著作的获奖情况？

答：好，我的作品获奖不很多，只是有的作品稍微有些反响而已。《中国歌谣心理学》获首届全国通俗文艺中短篇优秀作品“皖广丝绸杯”论著三等奖，《女娲神话新考》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奖，《西南少数民族弃子神话研究》获上海市文联优秀论文奖，《鬼话，中国神话的中介》获上海“飞鹰杯”优秀论文奖，《论形容语》获辽宁国际民俗语言研讨会论文一等奖，《中国神话文化》获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第一届（1979—2000年）山花奖二等奖。此外，发表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的论文《中国吉祥文化论》被《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转载。《洪水神话新研》《春节源于鬼节考》等文章多次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所转载。

问：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您在编辑工作方面的情况。

答：编辑是我的本职工作。1979年进上海文艺出版社，就编辑有关民间文学方面的书。1985年到1995年期间担任民间文学编辑室的室主任。

在出版工作中，我认为，首先要重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特别是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并努力将这些思想贯穿于编辑业务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迷失方向。1992年，我被评上副编审。在我编辑和审阅图书的过程中，注意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外交政策，与民间文学业务相关的主要在民族、宗教方面，这方面的内容接触较多，尽管如此，我们的图书从未发现此类问题的出现，也未给出版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相反，我们当时出版的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图书，却为出版社赢得了荣誉。例如汇集多人智慧的“中国少数民族故事大系”获得国家图书提名奖的殊荣。《道教文化新典》虽经过多重机构的审查，仍没有发现有原则性的问题，并得到顺利出版。

问：上海文艺出版社顾名思义是一家专门出版文艺类图书的单位，你如何想到出版民俗学方面的图书呢？

答：的确，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民间文学方面的图书是有很长的历史。1978年恢复民间文学室建制之后，民间文学的图书出版在全国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出版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和作品集，被称为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的重要基地。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俗学开始为社会所重视，大学也慢慢有了民俗学的教学；另外，民俗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原来就是搞民间文学的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文学出版方向的转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抓住了时机，出版了乌丙安先生的《民俗学丛话》一书。虽然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它是我社，也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本民俗学方面的专业图书。1985年开始，我们的民俗学方面的图书越来越多，纯粹民间文学方面的选题逐步减少。为此，有人还对我颇有微词。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俗学的出版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就连不熟悉民俗学的前社长江曾培也对我说：你们民俗学的书慢慢地出点味道来了。特别是钟敬文老先生以及一批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也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一直铭刻在心的。也正因为如此，民俗学图书的出版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增添一项重要的出版内容，还赢得了荣誉，在全国亦属于领先地位，受到了专家学者和出版界同行的关注。

问：此外，还听说您在出版民间文学作品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吗？

答：是的。出版民间文学的作品也应该放在民俗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这样编选出来的著作，才能既比较强调可读性，同时，也有民俗学的价值，如果以所谓纯文学的角度来编选民间文学的集子，至少是不够完全的。另外，还需要有新的编选理念，如果承袭旧的框框，这样的作品集子是不会受到好评的。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有益的尝试，例如“中国民话六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套丛书共有6种：《中国童话》《中国笑话》《中国神话》《中国仙话》《中国鬼话》《中国佛话》。前3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童话、笑话、神话的定义，而后3种则是新的研究成果的组合，这两者合成的丛书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编辑思想；而且每一种书都有五六十万字，表现出了崭新的面目，得到了读者的欢迎。

问：您在编辑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请您做一下介绍好吗？

答：我在当室主任期间，主要进行了编辑室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出版了这样几套书：①影印了“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世界婚姻文化丛书”“中国笔记小说文库”等。其中，“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的影响最大，无论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还是民间文学、语言学、文学界的人都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至今人们仍会提及并加以称道。此外，这些影印书种类达150种左右，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难得的资料。②设计了数套民俗学丛书，其中有“世界民俗文化译丛”“域内外民俗学丛刊”“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10种、“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等，并在同仁的支持下，顺利的完成了这些丛书的出版。其中“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的10种著作，都是最新学术成果，代表了某一领域的最高水平，每一种都获得了国家或地方的重要奖项，深得专家好评。

问：您重新当编辑以后，又编了哪些好书？

答：前年，完成了编辑一套“蝙蝠丛书”的任务。这套丛书由刘锡诚主编。虽不赢利，但它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被我国当代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称之为“高档学术著作”。其中的《中国原始艺术》一书是国家八五规划社科研究课题，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民俗研究》等数十家报刊上发表评论，表示高度的赞赏。其他几种书也都在报刊上进行了介绍，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另新开发了一套影印系列，叫“中国古典精品影印集成”，其中有《康熙字典》《草木典》《禽虫典》等书，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

问：在此期间，有无重要的图书可以向我们介绍的？

答：有。这就是由姜彬先生主编的《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一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等奖，和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第一届山花奖最高荣誉奖。此书还被日方购得版权，在日本出版。

问：经您编辑出版的民俗学方面的图书，很有影响，受到了这一领域人们的关注，得到了他们的好评。同时，您在工作之余，又撰写、编选了许多著作，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还有《国风与民俗研究》《中国神话文化》《山与山神》（合作）《黄浦江畔的旅游和民俗》（合作）《中国民间风俗传说》《短篇民间传奇故事》《中篇民间传奇故事》《新民间故事》《中国四大美女故事》等30余种，真是不容易，那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持和鼓励着您？

答：是不甘落后、不服输的精神，和对民俗学的缘分。

问：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在您编辑、研究的二十几年道路上，谁对您影响最大？

答：一个是我们出版社的老编辑谢泉铭先生，他的一句话至今仍在我的头脑里，那就是：“当编辑一定要自己写点东西，过去我们没有条件，现在你应该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人，就是王文华先生，他说：“你搞民间文学、民俗学一定要对某一个领域专下去，只有专深了，你才有发言权，才能成为一方面的专家。”如今他们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谆谆教导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我今天所取得到一点点进步，与他们的鼓励和劝导是分不开的，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原刊《梧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